他是章太炎门下弟子，被戏称为“西王”；他是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在国语运动中起草的注音符号方案一锤定音；他是“某籍某系”的北大教授，先后担任国文系、史学系主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任清史馆的协修，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他是声动民国的藏书大家，保存古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书香……
史学大师海盐朱希祖，一生有诸多身份，史学家是其根本。建构史学教育体系，整理历史文献和档案，编修国史，考察历史遗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贯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他做这些事情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二是唤醒国人的民族士气。
生于晚清，留学日本，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大学，登上历史舞台。朱希祖一生经历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朱希祖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晚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交游广泛，可谓政学两界的津梁。1944年，朱希祖病逝于重庆，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葬礼“极一时之哀荣”。“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追昔抚远，在朱希祖逝世70年后，回望他的人生和事功，历史学家的良知和担当，令人敬仰。
北大兔子美髯公
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也很不一般，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的系主任。朱希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四只小兔子是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出名的刘文典，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生于光绪丁卯年（1867）的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适不无自得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之，并不入一些章门弟子的法眼。
有意思的是，“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可能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公开讽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比较中肯。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是无疾而终。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胡适向朱希祖借书，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两人常写信交流。毕竟朱希祖是一只“温和、儒雅”的兔子，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具有名士的范儿。胡适对待自己的批评，颇有风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36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于是，民国学林中，多了两位美髯公。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都见了他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毕竟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胡子”。“而翁”这个文言的称呼，似乎有了几分敬意。
据《知堂回忆录》，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书坊谁不颂朱胡
朱希祖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自画像。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
朱希祖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者，欲也、癖也。癖者，病也。鲁迅有诗云：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乃藏书人的一种境界。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两人一起逛琉璃厂买书。
朱氏在北京时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朱希祖的绰号）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伦明在这首诗下作文解释：“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从周作人和伦明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嗜书如命的形象。如今的爱书人读到，心有同感，会心一笑。
1921年7月13日，吴虞和马裕藻访朱希祖，看朱希祖的藏书。吴虞看的朱希祖所藏抄本刻本，殊不易得，自然价值不菲，“据云《士礼居丛书》原本，文奎堂以八百元购之”。看过藏书（其中有高士奇校顺治三年刻本《清律》），参观朱希祖的住宅，日记中写道：“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廿余间，皆极好。”吴虞的日记，透露出民国初年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在北洋政府屡次拖欠教授薪水的情况下，还经常为战乱中的灾民捐款，朱希祖买房子，著力收藏古籍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教授的生活状况。
不过，朱希祖孙子朱元曙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帐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20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房或藏书楼。朱希祖的书房名为“郦亭”。为何叫这样一个名字，有一段学林掌故。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朱希祖视此书为自己藏书中的珍品，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章太炎为其题写“郦亭”。朱希祖的诗集出版时名为《郦亭诗稿》。
频繁出入书肆（隆福寺、报国寺、琉璃厂旧书肆云集），不断搜寻冷摊（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书摊众多），如此“吾要”之下，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25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而其中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700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收集的有关海盐的史志、方志、诗集，也是朱希祖藏书中一个重要类别，浙江海盐，这是他的故乡，生命向着学海扬帆出发的地方。据《郦亭藏书目录》统计，朱希祖的藏书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史志五个部分，史部书籍最多，约2000余种，并多有藏书题跋，朱希祖素有“读书藏书家”之称。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的760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
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运送到安徽宣城，暂存车站库房。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戴伯瑚系清代思想家戴震（东原）的后人。至此，朱希祖和夫人张维看着最后一包书籍安放在戴震藏书楼，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无疑是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使得藏书免遭书厄。
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留在北平的藏书，托给亲戚看管，也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抢劫。从纪维周《民国藏书大家朱希祖》一文可知：朱希祖在北平的老宅和藏书，差点被日军强行没收。留守的张太太情急之下，找到周作人，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在周作人的关照下，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也有惊无险地得以妥善保存。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购书容易，藏书不易，每位学者都是视藏书为自己的学术生命。陈寅恪先生的藏书虽然在战乱中运送出一部分，却在长沙大火中灰飞烟灭，还有一些随身携带的藏书，在从越南到云南的旅途中被人偷走。抗战期间，朱希祖的藏书分散南北，书人分离。然而，朱希祖的藏书得以保全，可谓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