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别小组会散场后，行色匆匆的委员们陆续离开了会议室。被各家媒体包围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委员，成了会场上的主角。见到记者的时候，他像见到老朋友似的露出和悦的笑容。
短发，平头，黑框眼镜，一身中式棉服，潘鲁生委员看起来像一个地道的“手艺人”——圈里人都知道，这是他在微信中的“自况”。
“今年我的提案，是设立‘民间文艺学’学科，填补学科空白。”他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促成了作为子项目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这让他坚定了学科发展的设想：设置一个“民间文艺学”的一级学科。
潘鲁生委员认为，传统文化既包含国学典籍等“经典文化”，也包括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如果说前者主要通过典籍阐释形成思想体系，那么后者则是文化生成的基础和土壤。
“古老的儿歌、民谣，尽管并不艰深，却是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文化记忆。它是活灵活现的，就像外婆讲的故事、母亲唱的童谣，是心灵深处的乡愁。”在潘鲁生委员看来，一旦缺失了这一部分，多么精致高雅的文化形态也将如浮萍般缺少依托。
以口头文学为例，他提到了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那时，郭沫若、钟敬文等大家倡导“到民间去”，一改口头文学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旧格局，如今，人类学研究更佐证了口头传播的价值——民间文化确是中华文化的“命根子”。
在文化复兴中，潘鲁生委员最关注的还是作为“文化土壤”的民间文艺如何“重整河山”。
对此，由潘鲁生委员担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有一揽子计划要实行。除了已提上日程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还有《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以及“我们的节日”等拓展计划。潘鲁生委员今年的政协提案，也将他胸中的千峰万壑勾勒得更加清晰。
“民间文艺的复兴，关键在人才。学科体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编纂系列教材，开展课题攻关，加强社会服务，在这项系统性工程中一个都不能少。”言语间，潘鲁生委员充满热情，仿佛看到民间文化的沃土里一棵参天大树正在生长。
（本报记者 鲁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