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门下弟子最多，原因在于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方面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四人中的“老大”，而王国维则是四人中学术成就最高、治学也最精者。赵元任因所长在语言研究，不但对外语要求较高，而且要求能够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方言研究，故那些致力于传统国学研究的学生对他兴趣不大。但他毕竟是哈佛博士且有美国大学任教经历，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陈寅恪虽然和赵元任年龄相仿且同样多年留学海外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而且他到校最晚，到清华时尚未发表真正的学术论文，名气自然不如梁王二人甚至也不如赵元任。更为关键的是他指导学生所开列题目过于专门，什么“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都是非常冷僻的研究领域，让不少学生望而却步。不过陈寅恪到校后很快发表一些论文并在授课时显示出其渊博学识，甚至吸引不少教授去旁听，声望自然提高。此外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先后去世致使陈寅恪成为唯一的“国学”教授，拜入其门下弟子自然增加。
对于陈寅恪和弟子的关系，此前研究大都集中在陈寅恪如何指导学生以及学生后来是否背叛老师方面，具体人物则以对蒋天枢、刘节、汪篯、金应熙、周一良等人研究较多。故此处仅论述较少被关注的朱延丰、姚薇元两位，他们入清华后即拜入陈寅恪门下，和陈寅恪关系一直较为密切。
首先朱延丰和陈寅恪的关系因其留学风波事而比较特殊。1933年末清华历史系讨论选派优秀毕业生留学人选，符合条件且成绩优秀者为朱延丰和邵循正，但历史系在出国名额还有剩余情况下却只批准邵循正，朱延丰自然不满。他认为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处理此事不公，遂向校方申诉，认为根据学校规定自己应该被推荐。但校方认为他误解了章程规定，1933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评议会经过讨论认为：“毕业生成绩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荐于评议会一条，其在手续上应经系主任之审核，非成绩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荐。”这一结论意味着蒋廷黻不推荐朱延丰而只推荐邵循正完全符合规定，对此朱延丰并不认同，同时其他学生也全体联名上书梅贻琦梅校长希望学校重新考虑，但评议会坚持原先看法。于是朱延丰给教育部递交诉愿书，认为蒋廷黻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原因”打压自己，而校长和评议会又“互相勾结维护”。教育部对此事给予一定关注但并未直接干涉，只是把朱延丰的诉愿书发还学校并请校方说明情况。此外朱延丰还求助于著名律师张伯烈，准备将这件事诉诸公堂，至此朱延丰留学事就从校内风波变成社会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甚至《申报》也给予详尽报道。就在风波越来越大之时，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终于表态，对于是否推荐朱延丰当然是他最有发言权。1934年1月8日陈寅恪给梅贻琦写信说：
月涵吾兄执事：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时为主席，询问大家意见，盖无主张，迨弟发表意见后，全体赞同，无一异议。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苟朱君可以使弟发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总之，此次史学系议决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此中情形经过如此，恐外间不明真相，特函陈述。
陈寅恪此信首先证实选派邵循正而非朱延丰是历史系全体教授的意见，并非蒋廷黻个人专断。其次说明提出只派邵而不派朱的人不是蒋廷黻而是导师陈寅恪，其标准是他们的学术能力，没有其他因素。陈寅恪表态后朱延丰表示尊重导师意见，风波得以平息。不过这其中当有待发之覆，因为朱延丰为清华升格为大学后第一届毕业生，又曾担任历史系助教一年，后经陈寅恪严格考查才录取为研究生，显然陈寅恪对朱延丰的学术水平比较满意。据朱自清日记，朱延丰毕业考试成绩很好，虽然陈寅恪出的题目不容易，但他的回答很出色：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
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当时的毕业考试邵循正和朱延丰是以口试方式分开单独进行，时间为3月16日和3月23日。据卞僧慧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记载，考试结束后陈寅恪问朱延丰感觉怎样，朱延丰说觉得还不错，陈寅恪笑着说恐怕也不一定，本来还有一道题目，因为觉得可能太难而未出。但就上述题目而言，朱延丰确实回答很出色。
而且陈寅恪一向对学生极为关心爱护，又怎么会在留学这种大事上主动提出不推荐自己的学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围绕是否选拔朱延丰出国一事其实透露出清华历史系两位“大咖”即陈寅恪和蒋廷黻在办学理念和治学方向上的分歧，蒋廷黻认为要引进年轻学者，同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代史和东南亚历史等，这大概寓有对陈寅恪、杨树达等一批老学者的不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陈寅恪对邵循正也极为器重，后者不仅学习同样出色而且后来还直接介入陈寅恪的研究工作——1943年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之所以能够出版和邵循正有直接关系，正如该书出版后陈寅恪对蒋天枢所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
总之，无论之前朱延丰如何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陈寅恪出面后他还是默认了暂时不能留学的结果，这既说明陈寅恪的学术威望也说明朱延丰对导师极度尊重。之后朱延丰并未因此事气馁，很快就实现了出国愿望——半年后他顺利考取庚款赴英留学生，入牛津大学研究近代史，1937年获硕士学位后再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欧洲史，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任教。1942年，正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朱延丰把专著《突厥通考》寄给陈寅恪请他作序。同年三月陈寅恪在所写序中特意回顾了有关该书的一段往事：“朱君延丰前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成一论文，题曰突厥通考。寅恪语朱君曰，此文资料疑问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盖当日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显然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一些学者治学中的浮躁，才吩咐朱延丰把文章修改十年后再发表。朱延丰遵照老师的话对文稿一直进行修改增补，直到十年后才寄给陈寅恪请他作序。彼时陈寅恪刚从香港回到桂林，可能也没有想到朱延丰真把当年的论文修改整整十年才决定出版，仅这一点而言朱延丰没有辜负陈寅恪的厚望。这大概就是陈寅恪欣然为其写序的原因——在动荡年代，朱延丰这样严谨认真做学问的态度确实值得赞许，故陈寅恪对此书的评价很高：“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实之故，虽不及今文经学渐染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路线，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朱君是书乃此日世局潮流中应有之作。从事补正，既历十年之久，宜其不可更迟刊行，以与世相见。”虽然陈寅恪并未对该书内容作具体评价（原因他自己说是学术研究重心已经转移，故对不太熟悉的领域他就不进行评论，这当然是陈寅恪的谦辞，却展示出一位大师的严谨治学态度），不过陈寅恪还是用一个“古典”表示对朱延丰此书的赞许，其中还带有对弟子成就的羡慕：“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这里的典故出自《左传》，成得臣字子玉，为楚国令尹。“冯轼而观士戏”是城濮之战时成得臣向晋文公邀战所言：“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大意是说：“我请求与国君您的将士进行一次角力游戏，国君您可以在车上倚靠着车前横木观看，得臣我也和您一起观看。”陈寅恪引用这一典故的意思是说自己现在专注于研究中原历史，对边疆民族历史已经不敢涉足，朱延丰这部是研究突厥历史的著作，当然就不便妄言得失。这就如同晋文公只是置身于战场之外观看，并不亲自上战场搏杀一样。
这篇序言还显示出陈寅恪对彼时学术流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感觉和“预流”能力。在陈寅恪看来，西北边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如果要再现辉煌，就一定要注意研究“塞外殊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最后陈寅恪在此序中再次显示出对龚自珍的偏爱，特意在结尾引用龚氏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之句，在表达谦虚的同时也在赞扬朱延丰的研究有引领潮流之功，足见他们的师生情谊并未因时间流逝而淡化。
傅斯年曾经对陈寅恪的一篇论文大为赞赏，并在讲课时全文引证说明如何利用史料考证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他说：“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依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这里提及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是极为珍贵的现存实物史料。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商谈结盟事宜，先在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公元823年盟文用汉藏两种文字刻石立碑，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即有名的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因碑文以甥舅关系相称，故又称甥舅和盟碑。陈寅恪这篇论文发表于1930年5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刊，此文综合藏文、蒙文、满文、拉丁文等资料，并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这一珍贵文物考证《蒙古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堪称发千载之覆。后来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即大量征引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认同陈寅恪将乞里提足比定为彝泰赞普的观点。
四年后也即1934年，陈寅恪的弟子姚薇元在《燕京学报》第15期发表《唐蕃会盟碑跋》，对碑文内容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其中特意提及考证阙文时所用资料有一部分来自陈寅恪：“据陈寅恪师藏《缪艺风堂》拓本影片，及内藤《研几小录》中所附宝作左盦藏拓本摄影。”在姚氏此文另一处阐述吐蕃赞普名号时再次引用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的考证：“khri-gtsug-Lde-btsan赞普名号见碑阴，即敦煌中文《八波罗夷经写本》之乞里提足赞，《蒙古源流》卷二之持松壘，《新唐书》卷二百十六《吐蕃传》之可黎可足也（据陈寅恪先生所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纵观姚氏此文，可以视为他对陈寅恪此前有关研究的回应，并以详实的考证再次验证了陈寅恪观点的正确，师生二人的此次学术互动可谓精彩。
姚薇元和陈寅恪的学术互动或者说学术观点上的呼应当然不是仅仅这一次。1931年，陈寅恪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虽然不长，内容却极为重要。按说纪念自己任职学校成立二十周年应该写一点喜庆之语或给予鼓励赞美之类，但陈寅恪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给予几乎全面否定的“苛评”，这否定自然也包括清华在内。他为何在纪念清华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对中国学术整体发展状况做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呢？对此笔者曾撰写有《陈寅恪“苛评”中国学术》一文给予阐释，此处不赘。不过，姚薇元数年后所写一篇文章依然对彼时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不满，也是给予几乎全面否定的评价，与其师如出一辙，这就是他1935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大学研究院与学术独立》一文。且看其所言：“我们中国兴办高等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现在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已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绌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至于落后原因，姚薇元和陈寅恪一样归因于缺少“学术独立”：“试问何以相差到这步田地？关键究竟在哪里？简单地说，便是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即以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任先生所提议的办法，日本在明治时代就已实行了，而我们的高等教育，虽也标榜着‘学术独立’，但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全国所有大学直到现在还全是“留洋预备学校”，甚至最近创设的大学研究院也包括在内，进研究院也不过利用环境作投考留学的准备而已，颇有住研究院数年，每年投考留学而始终没动手写论文的。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十年二十年大学研究院，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姚薇元此言不仅和陈寅恪数年前所言几乎相同，更让我们想到陈寅恪另一句抨击中国留学政策的话，那就是他认为彼时最误国政策有两条，一个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一个是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袁世凯藉小站练兵掌握了军权，遂有其窃国篡位之举，这好理解。至于留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为何被陈寅恪斥为误国？也许姚薇元此文的话可以佐证。
看来陈寅恪所说的“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这一点也是姚薇元所要强调的，师生二人文章虽相隔数年，却不约而同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表示不满，所给出的结论也完全一致，足见姚薇元对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立场不仅熟悉而且赞同。姚薇元1926年高中未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不过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才转攻历史。他1931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陈寅恪指导下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33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1936年毕业时《北朝胡姓考》就是毕业论文，后经修订终于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胡姓的专著。在该书序言中，姚薇元明确说明该书的撰写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不学如余，本不敢以蚊负山，率尔操觚。曩年负笈京都，从义宁陈寅恪先生治南北朝史，尝试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一文；虽所获甚微，而对此问题，渐生爱好；乃不自揆度，欲进而探求一切胡人之姓氏。”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史一直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领域，对此从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翻译对方人名、地名等术语过程中呈现之复杂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各自社会、政治地位之升降演变以及彼时民族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对于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早在1929年陈寅恪就撰写了《元代汉人译名考》等文章，试图从蒙古人对汉人称谓的视角阐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在受到政治影响特别是统治阶级政策制约后汉族之社会地位的演变过程。此文充分体现了陈寅恪治学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善于从常见材料中发现论述突破口的能力。他注意到元末明初陶宗仪（九成）所撰《南村辍耕录》在提及元代社会各阶级时收录了蒙古72种，色目31种以及汉人八种。元代社会从整体言分为蒙古、色目和汉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其实又包括不同的群体和民族，其中汉人地位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氏所收录的汉人分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即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和渤海，其实都是当时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而非真正的汉族。事实上当时的汉人原先在金统治下的称为汉人，在宋统治下的称为南人，据此所谓汉人八种实际上可以称为十种。陈寅恪的疑问是，陶宗仪在撰写其书时为何会漏掉真正的汉人，何况他自己是浙江台州人也就是南人，按理在分类时不会忘记包括自己在内的汉人吧？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陈寅恪根据史料指出，在元初所谓汉人被蒙古人称为札忽歹（Dja⁃vkout），金人被称为囊家歹(Nan⁃gias)。此外蒙古人还称金人为“阿勒谭（即蒙文“金”字的意译）”、“主儿扯惕（即“女真”的音译）”或“乞塔惕（即彼时汉人的统称）”。至于囊家歹(Nangias)的“囊家”，陈寅恪同意伯希和的看法，认为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彼时金人称宋人为南家，蒙古人也因袭此说法，后成为中国的通称。总之，经过考证陈寅恪的结论是不管上述各名称的原义如何蒙古都是用来指称金人，却没有其他称呼来指称金统治下的汉族。在列举氏族分类时虽然总目有汉人，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称呼则在子目下不列汉人，说明当时蒙古人的语言水平较低或对此不够重视，作为游牧民族这本来也不足为奇。至于陶宗仪在撰写《南村辍耕录》时漏列汉人一事，陈寅恪推测可能是陶宗仪不过是抄袭了蒙古古籍的原文而没有进行修改之故。此处陈寅恪的论述非常精彩，不赘。不过由此陈寅恪得出的结论对于后世从事语言学和民族关系研究者很有指导意义：“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伪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
此后陈寅恪接连撰写了“蒙古源流研究”的系列论文，综合运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理论对这一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陈寅恪的弟子姚薇元理应熟悉这些论文，这对于他从事考证胡姓显然具有示范作用和鼓励作用。对于姚薇元能够在少数民族姓氏方面进行研究，陈寅恪当然给予鼓励，故他在《姚薇元北朝胡姓序》的第一段即高度评价姚薇元的学术成果：“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然后陈寅恪借题发挥指出不仅胡姓要考证，胡名也要考证；不仅要考证胡人和汉人的交往，也要考证其他少数民族如满族和汉族的交往过程中，其人名、地名等的演变过程。陈寅恪指出，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在本族的姓名称谓通常较为粗俗，或者说比较生活化和本土化，而其汉语的姓名则较为雅致。例如北朝的宇文泰，其“泰”即为胡语“獭”的对音，也即“黑獭”的雅译汉名，“黑獭”则是其胡名。此外陈寅恪还提出一个在清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即雍正即位后在处理与兄弟关系时为其更改带有侮辱性姓名的事情。雍正的八弟胤禩是其兄弟中最有才能的一位，因此雍正继位后必然视胤禩为最大威胁，终于硬找一个理由削其王爵，并改其名为“阿其那”，把另一兄弟胤禟改名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两个词过去多认为是“猪”“狗”之意，但陈寅恪认为不确，因为倘若如此，雍正等于骂自己也为猪狗了。陈寅恪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陈寅恪并指出清末大臣文廷式以塞思黑之义为“提桶柄”之说当改为“腰子筐”，虽然他认为“提桶柄”之意也难解释，而“寅恪偶检《清文鉴·器具门》见有满洲语‘腰子筐’一词，若缀以系属语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满洲语包为家，衣为的）则适与塞思黑之音符合。证以《东华录》所载世宗斥‘塞思黑痴肥臃肿，弟兄辈戏笑轻贱’之语，岂其改名取象于形状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说乃祭酒文廷式之语，传者记忆有所未确耶？’”这里陈寅恪认为“塞思黑”应释为“腰子筐”，音既相似，又与允禟‘痴肥臃肿”的形象相类。因在满语中“腰子筐”一词写作saisaha，音塞沙哈，倘若在语尾加“i”，就成了saisahai，音塞沙海，与塞思黑音非常相似，故陈寅恪有塞思黑释为“腰子筐”之说。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王钟翰作《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一文，对阿其那与塞思黑改名的几种不同字义、改名猪狗的忌讳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考证，他指出：“阿其那与塞思黑与满语‘狗’和‘猪’的译音，表面上似乎并无任何联系，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改名都有被蔑视、轻贱之意，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看来，无论陈寅恪还是其他学者，尽管在具体阐释上有分歧但都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之名有被蔑视和轻贱的涵义，因此雍正才会把这些称呼“赐给”要侮辱的兄弟。名字与称谓就这样与宫廷秘闻和统治者内部复杂关系联系起来，成为理解统治者内部矛盾的绝妙视角。
总之，陈寅恪在为姚薇元著作所写序文中提及这些内容，不仅在于以此表示对姚薇元研究的肯定，更是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指明一条可行的途径。故虽然只是一篇短小的序言，内容却极为丰富，正可谓“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典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