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走了，走得有些突然，那天是教师节，清晨一大早，我就给先生发了一个教师节的微信祝福。不久，众位师兄弟也陆续上线发去了节日的问候。而后，像往常一样，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先生的客气的回复，不料10点多，噩耗传来，先生刚刚走了。不知道在弥留之际，学生们的那些祝福的话语，先生是否感应到了。
这些年，送走了不少亲人和前辈，每次告别，都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悲痛和惆怅。先生的走，更是别有一种隐隐的痛楚。
一
我和先生相识较早，最初却不是面见，是在书中。记得那是1975年，正值“文革”时期，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于是各种理论学习班应运而生，我当时正在空军某部当兵，被选为理论骨干，参加了军政治部办的团以上干部理论读书班。一期下来我被留班提干任教，下一期就被安排上课讲解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这一章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批判。那些岁月，不讲究读书，书店里鲜有西方哲学的书籍，即使有一点资料性的，也是供批判用，且是“内部读物”。凭着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兴趣，自己倒是将能够找到的几本这样的“内部读物”读了下来，大概知道了一些康德、黑格尔其人其事，但对其学说，小部分是一知半解，大部分是不知所云。半个月的备课，我反复阅读了空军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这一章的辅导材料，还是似懂非懂，勉强上了讲台，只能照本宣科，讲到艰深之处，甚为难堪。毛泽东当时讲学习理论时告诫大家，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想当时自己难逃此咎。
第一次上课留下的遗憾之多可想而知，结课后我开始四处寻找德国古典哲学的专门书籍。那时图书馆不开放，只能到军宣传处的资料室翻阅，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各种书杂乱地堆放着，多是当时宣传“文革”的各种小册子。翻来翻去，居然翻出了先生写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我如获至宝，借回家后彻夜攻读。几本可以列入西方哲学最晦涩难懂典籍之列的著作，张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读其书如亲耳聆听先生教诲。反复多次阅读下来，略有些心得了，多年后，我拿到了黑格尔原著中文版，再细细品味琢磨，第一次进入了黑格尔思想的大门。
二
198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做硕士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留哲学系任教。我常常去拜访张先生，请教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受益颇深。1991年我考上张先生的博士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到先生家去报到，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要求读原著，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要中外文对照读，以求原汁原味。我们有时候自以为融会贯通了，却常常被先生考得狼狈不堪。在先生门下，很难有高分，博士几年，先生给我的最高分就是79分，勉强及格以上，连80分都到不了，一点骄傲的资本都没有，但这却提醒了自己，不得浮躁，唯有踏踏实实。
后来，我主持全校博士生公共课，仿先生之严格，给分也极为严苛，从开始的数百博士生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博士生，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上90分的，这也常常招来博士生们一些善意的抱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尤为被重视。先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性研究，我们这些学生也跟随其后进入了存在和语言的世界。我的博士论文涉及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先生嘱我要读清楚，搞明白。一次到先生家去谈论文，对先生的提问，我凭着记忆，将海德格尔的有关论述大段背来，以为先生会赞赏，没想到先生连连摇头。在先生看来，凡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的思想，皆是糊涂。于是我被要求重新阅读，几次下来，才真正有了一点自己的体悟。
后来我给学院的研究生讲德国古典哲学，先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按照先生的方法，要研究生们先读原著，然后每人自己解读，大家讨论，我再做一些小结。开始大家觉得颇为费力，压力不小，很不习惯，但一个学期下来，终感收获不少。有些毕业多年的研究生见到我，还谈到对这个课印象深刻，其实，这都是先生的传授。
三
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老北大”，对北大感情颇深，这种“深”，非他们那一代人，很难理解。先生90多岁了，还惦记着北大那点事。
2000年后，我到学校做一些管理工作，面上的事情知道得多了一些。再到先生家，总被要求讲讲北大的“新闻”，听到高兴的事，先生常有敞怀大笑，说到一些非议，又多叹息无奈。
一次，先生约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中，说有礼物给我们。大家欣喜赴约，原来是先生给我们每人写了一幅字，裱好后送给我们，以示先生的期望。给我的是“海纳百川”。我体会先生赠我此语，意在胸怀。北大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在先生这一辈，可谓是刻骨铭心。先生送我此帖，无非是提醒我不要忘了北大的精神。其实，岂敢！
但是如何“海纳百川”倒确是一番学问，记得班子里一位资深同事讲了一个“熬中药”的道理：将几味、十几味或几十味中药放在一个大药罐子中，加水煮沸，然后微火慢熬。少则数小时，多则大半天，待各味药材的药性出来后，将“五味杂陈”而又浓郁醇“香”的药汤倒出，留下的还是那些药材。还可以加水再熬，一个都不少，个性依旧，却已以自己的精髓成就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药”。这与现代的“榨汁机”不同，一番“翻江倒海”的机械操作，一切原料都被打烂，甚至连细胞组织都被粉粹，“汁味”新鲜，却只能管一时之需。
我想，先生是会赞同“熬中药”的。读过先生文章的人很多，不仅仅是北大这个圈子，中国学术界没有不知道先生的。前几天开会，与原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同行，谈到先生，顾老师追忆：当年曾经听先生讲黑格尔的《小逻辑》，不用讲稿，对原著精要部分信手拈来，一义贯通。顾老师自己是搞经济学研究的，都听得清楚明白，有先生这般功夫的，教育界不多。
先生一生为教，70多年来以“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为座右铭，心无旁骛，潜心学术，教书育人，连走都走在教师节，不独是偶然。
2020年12月24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