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言：
自忝列费振刚先生门下，就时常听老师聊及编写《中国文学史》时的逸闻趣事。这套不无时代色彩的文学史，从主编人选、编写过程，到实施细节等等，尤其是其影响之大，已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响。作为当时最年轻的主编，费先生深度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每次谈及这些往事，先生都对有机会向老一辈学者朝夕请益深感幸运，对老一辈学者之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君子风范表示敬意。受费师的感染和启发，我也一直想探寻这几位先生之间的情谊，以见前辈典型。但吾生也晚，与游国恩、萧涤非等先生是隔辈人，也只能从现有资料中去感知一二。继《尺素见情怀——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之后，我又撰写了此文，因为游、萧两位先生之间的情谊，也为费师深所钦敬，言之肃然，闻者动容。此文动笔于去年初春，之后不断修修补补。3月22日，费师鹤化辽城，再也不能给我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了！哀痛之中，权以此文作为对老师一点菲薄的纪念吧！
1942年2月，游国恩先生赠诗萧涤非先生，诗云：“萧郎同门友，吾师之南金。晚出蒹葭师，独秀玉树林。入染我虽先，惟君无愧蓝。相逐东海畔，时效梁甫吟。夫子昔捐馆，君能丧以心。师恩丘山重，负土覆成岑。近闻已去蜀，托迹滇海浔。欲命千里驾，相望烟水深。”（《游国恩文史丛谈》，商务印书馆，2016年。以下简称《丛谈》）其时，游先生正在南迁至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任教。这首题为《别来有怀涤非先生》的诗，“由同月应游先生之请，到喜洲观光和调查少数民族方言的罗莘田转交给萧涤非”（游宝谅注语），诗中诉说了二人过往的交情，表达了别后的深切思念，也诉说了亟盼一见的心情。
见游先生诗，萧先生即奉和一首《奉酬泽承先生见怀之作，兼呈莘田先生》：“已从罗先处，诵得别来诗。硬语天张骨，精诚地泣祇。南金非敢属，野性冀能持。那得无愁日，悠悠共此思。”（《丛谈》）近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7月9日，萧先生重温此诗，有感而发，自注云：“游公不仅为我之临川小同乡，亦同为黄节先生之门下友。乡情友情，见诸笔端，今读其诗，仍不胜感念。惜文革中被查抄，手迹已不见。”（萧光乾、萧海川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华艺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纪念文集》）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游、萧两位先生均是古诗创作的行家里手。遗憾的是，他们生逢乱世，前半生漂泊不定，东奔西走，保存下来的作品不多。而幸存下来的这几首诗作，恰好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值得作一番考索。
江西临川，因养育过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等一众鸿儒而被誉为“才子之乡”，游、萧两位先生都来自这片土地。游国恩先生1899年4月生于临川带湖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2年升入本科。1926年7月，自北大毕业后，游先生又回到家乡，在临川中学任国文教员。1929年8月，游先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自此远离故土，长作他乡人。萧涤非先生，原名忠临，1906年11月生于临川茶溪村，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又考取清华文科研究院，1933年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各大学任教。
同乡之外，游、萧还是“同门友”，他们皆为黄节先生门下之“南金”（典出《晋书·薛兼传》，比喻南方的优秀人才）。黄节，原名晦闻（一说为字），字玉昆，斋号“蒹葭楼”，广东顺德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以诗名世，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黄节先生早年在南方活动，辛亥革命前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1917年秋，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毛诗及汉魏六朝诗。游先生就读北大期间，黄节除短暂任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外，一直都在北大教书。1928年，黄节受邀担任广东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但与时不合，遂又回到北平。1929年秋，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国立清华及国立师大讲师。1930年，萧先生入读研究院，导师就是黄节先生。萧先生的毕业论文《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完成后，平日“不轻许与”的黄先生，给以极高评价，他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萧涤非：《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对一篇毕业论文而言，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洵属不易。这篇毕业论文，奠定了萧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既是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此书修订后，1944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重庆印行。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王运熙先生评价说：“萧先生生平治学谨严，著作数量不多，但都有深度；此书的再版和受重视，反映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公正评判。事实证明：那些猎取一时名利、仓卒从事的书只能是昙花一现；惟有不畏艰苦、付出巨大努力、精心结撰的著作，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王运熙：《读〈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纪念文集》）
游、萧两位先生何时相识，暂无从考证。单从时间上看，在国立青岛大学共事之前，两位先生可能没有机会见面。1931年8月，游先生到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3年，萧先生自清华毕业，在毕业即失业的那个年代，“还是靠了黄节先生的私人介绍，我才得以到青岛山东大学去教书”（萧涤非：《我的回忆》，《纪念文集》）。“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所以父亲常说黄先生是他的‘恩师’！”（萧光乾：《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传略》，《纪念文集》）黄先生的这位学生，应当就是张煦。张煦，又名张怡荪，四川蓬安人，1917年入读北大国文门，毕业后在北大、清华等校任教，1932年9月受聘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接替闻一多先生任系主任。
在青岛，游、萧两位先生同处一系，虽然当时“中文系同仁之间关系是颇为冷漠的”（萧涤非：《我和老舍》，《纪念文集》），但游、萧同乡又同门，情形自当别论。游、萧两位先生都没有留下日记，他们交往的详情，无从得知，但“相逐东海畔，时效梁甫吟”，说明他们时相过从，谈诗论文，交情匪浅。游先生的女公子游宝谅也回忆说，在青岛时，萧先生及老舍先生，周末经常到游家串门聊天，他们也常打打麻将以为消遣。大约1933年夏秋之际，黄节先生夫妇到青岛游览（萧先生《月夜海滨呈晦闻师》一诗，当作于此时），游先生设家宴款待，师生相谈甚欢。大概见面之时，游先生曾向黄节先生索字，是年岁末，黄先生赠游先生一条幅，上书苏轼《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其三：“词锋唯作楚骚寒，德意还同汉诏宽。好遣秦郎供帖子，尽驱春色入毫端。”落款“泽承仁弟属癸酉岁除黄节”。这个条幅，一直为游先生后人所珍藏。
在青岛期间，萧先生经历了一段丧师之痛。1935年1月，黄节先生猝然辞世。萧先生闻知，迅即千里奔丧，“奔丧之余，余亦大病，几欲一切废绝”（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言》）。对老师的培育之恩，萧先生没齿难忘，他夫子自道：“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后记》）首都师范大学廖仲安教授，是萧先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他回忆说：“萧先生不止一次用极严肃极尊敬的态度谈起他的老师黄节，说他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晚年见国民党腐败变质，决心不做国民党的官，不要汪精卫送来的大洋。”（廖仲安：《忆萧涤非师》，《纪念文集》）山东大学中文系张可礼教授认为：萧先生“对黄先生的感戴，并非单纯的是由于老师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也不仅仅是表现了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尊师的美德，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涤非师这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关怀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对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珍重和传承，表现了对‘士不可以不弘毅’的高尚的人格的崇敬和追求”（张可礼：《怀念萧涤非师》，《纪念文集》）。萧先生对老师黄节的追念、对其士人品格的景仰，体现了萧先生自身人格的追求。笔者认为，这正是游先生所看重的，也是他们友谊的重要基础。因此，虽事隔多年，游先生在《别来有怀涤非先生》一诗中，仍对此浓墨重笔，称赞萧先生“夫子昔捐馆，君能丧以心。师恩丘山重，负土覆成岑”。
1936年7月，由于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山东政局也有动荡，山大校长易人，中文系教授一时星散。同月，游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此据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游先生在山大的时间，《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作1931年9月至1936年10月，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应聘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萧先生也无奈地离开青岛，几经奔走后，得到四川大学的一个教职。游、萧两位先生辞别青岛后，别离异域，音信难通，直至1942年秋，再度聚首昆明，重与谈道论诗。
萧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五年，1941年夏，因遭受派系排挤失去教职。愁苦之际，萧先生忽接老同学余冠英来信，告知闻一多先生有意邀其去西南联大教书。这无疑解了燃眉之急。在艰难筹足路费后，萧先生离开峨眉山（当时四川大学在此地），辗转抵云南，暂住昆明城南三十里之呈贡。其时，游先生尚在大理喜洲。“近闻已去蜀，托迹滇海浔”，得知萧先生来到云南，游先生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也就有了这首《别来有怀涤非先生》。
1942年5月31日，在收到萧先生的奉和后，游先生复致函萧先生，云：“涤非吾兄先生足下：奉读惠酬及《月下戏作》诸诗，沈雄婉约，在宛陵、后山之间，信足以继武先师矣。‘硬语’一联，读之殊有愧色。今日剧变，如此穷愁，愁来我辈同之。所恃以托命者，唯文字尔。兄年来肆力于此，又时正‘天宝之年’，入蜀以后，必多名篇，能见示一二否？闻尊眷居呈贡，而城中则与啸咸兄同寓，如此亦殊不便。又，兄自结婚后，闻已有两丈夫子，现在长幼各几岁，祈兄告也。生活逼人，兄每月薪津约共若干，每月费用至少若干，便乞示及为荷。稍暇拟奉和大作。匆匆。即颂著安！弟恩再叩五月卅一日 嫂夫人均此问安。啸咸兄，乞代致候。”（《纪念文集》）信中除论诗外，游先生更多的是询问萧先生的家庭情况及收入等生活细节。信中所言，貌似琐碎，但这声声问候，正反映了游先生对萧先生这位同乡学弟的牵挂和关心。须知，萧先生到青岛时只有27岁，资历尚浅，之后成家生子，生活负担颇重，不得不为生计飘荡，又值战争岁月，柴米油盐自是头等大事。
1942年8月，游先生离开喜洲华中大学到西南联大任教。极有可能是在离开喜洲前不久，游先生作诗与萧先生：“辛苦成离散，衔悲向海隅。君今长儿女，我欲白髭须。渐涸悲天泪，微惭许国躯。形容能仿佛，只恐太清癯。”萧先生奉和云：“昔别今何许，相逢旧一隅。劳生羞舐犊，末枝笑捻须。国自诸公事，寒归白屋躯。无能酬令德，好在病嫌癯。”（《次韵奉酬泽承先生》，《纪念文集》）
1942年秋，游、萧二人在昆明重逢。作为西南联大的同事，交流自然较以往更便捷；作为“诗友”，相互切磋的机会也更多了。朱自清先生日记中，记录有“读涤非的诗，寓意甚好，颇有陈后山诗的风味”（1944年6月10日）、“涤非邀晚餐”（1945年2月27日）、“上午涤非来访”（1945年12月10日）、“涤非来”（1946年2月2日）（分别见《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而记录与游先生互访、餐叙、论诗等活动的就更多了。朱、游、萧诸先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师承上，多有交集，从朱先生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想见游、萧的交往。其时的诗作，今所见有萧先生《听雨有怀泽承先生，却呈索诗》，云：“细雨宜长夜，浮生幸转蓬。得缘天洗耳，犹胜日闻松。身外原天地，吟边且息踪。久希镗鞳响，莛小欲忘钟。”游先生奉和以《涤非学长寄示听雨见怀之诗，并索近作，次韵奉酬》：“室迩思吾子，门深有长蓬。相期秋后菊，得比岁寒松。天地看龙战，生涯伴鹤踪。独惭鸣瓦釜，充耳不闻钟。”（《纪念文集》）萧先生还有一首《戏讼泽承先生》：“温柔敦厚诗无二，加少为多义或非。一语讼公吾再拜，素心未必笑餐薇。”（《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此诗亦庄亦谐，颇能见两位先生的莫逆之情。
1945年抗战结束，西南联大也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次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陆续北还，游先生回归北大。而萧先生因系联大所聘，不属三校系列，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萧先生有《答朱自清先生问》一诗，记录了当时的心境。诗云：“为报先生道，春来未有诗。半生不死地，多难寡欢时。绕树犹三匝，临巢又一儿。只应牛马走，前路了无思。”萧先生后自注此诗云：“此旧作也，写于1946年西南联大。其时抗战虽告胜利，祖国前途仍极渺茫，而西联大又即将解体。”又注“绕树句”云：“1946年春，北大、清华、南开即将复校，予之聘书乃联大所发，联大既解散，予亦随之自动解聘，不得不另觅枝栖。”（《纪念文集》）“幸亏靠着过去在青岛山大教过书这点私人感情，经过一番努力，才于一九四七年回到山大来。”（萧涤非：《我的回忆》，《纪念文集》）自此以后，虽历经政权更替、院校合并等诸多震荡，萧先生一直执教于山东大学，直到1991年在济南辞世。鼎盛时期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为世人所艳称的“冯陆高萧”四大名教授，其中的“萧”，就是指萧涤非先生。
历经八年抗战，萧先生饱经离乱，生活的苦难，使他对杜诗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治学的重点遂转向了杜甫。“回到山东大学后，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义”（萧光乾：《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传略》，《纪念文集》）。1955年，萧先生又出版了《杜甫研究》上下卷，奠定了在杜甫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研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计划性加强了，同时也更加强调“集体”的力量。1961年4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编写一批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在其列。受当时的高教部委托，游先生担任统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主编。当时确定的编写原则是，集体编写，主编负责。对萧先生的学术地位，游先生当然再清楚不过，这使得萧先生成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主编的不二之选。
自1961年夏至1963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教材编写组成员全部脱产，集中住在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招待所坐落于校园北部镜春园，远离尘嚣，是一处僻静所在，适宜读书写作。这是游、萧两位先生第三度聚首，也应该说是他们相处时间最长、最密切的一段时光。
在《中国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有两段与萧先生有关的“争论”，游先生的处理颇见风范，亦不乏学术史意义。萧先生在《妇病行》的解读和《东门行》“行吾去为迟”的断句标点上，与几种通行的说法相左。尤其是《东门行》的断句，主编之一的王起先生持不同看法，两人争执不下。最终，游先生支持并采纳了萧先生的意见。在游先生看来，萧先生是汉乐府研究的专家，他的老师是黄节先生，他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作为学生不能轻易去改变自己的师说。对此一争论的处理，一方面显示游先生对萧先生师承和学术上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游先生在主编教材时坚持的一个原则：即如果不是学术的是非问题，则倾向执笔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执笔人是该问题的研究专家，他的意见当有更多的可取之处”（费振刚：《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为纪念萧涤非先生百年诞辰作》，《山东大学学报》，总第1664期，2006年11月）。
在教材编写期间，游、萧两位先生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工作之余，一定会有很多的话题，想必也会追忆过去的时光，念及共同的友人。萧先生回忆说，他曾和游先生商量，想一同去看望老舍，但未能如愿（《我和老舍》，《纪念文集》）。
游先生去世于1978年。对于老友，萧先生一直念念不忘，其哲嗣回忆说：萧先生“自己晚年时常怀旧。他铭记先师黄节先生的恩德，每念及老友老舍、游国恩、黄玉佳等先生，一一作古，便不禁黯然神伤”（萧光照萧光来萧光乾：《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追念父亲萧涤非》，《纪念文集》）。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的中文系学子而言，“游本”《中国文学史》是塑造其基本专业身份的“教科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走进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宋红：《老树着花无丑枝——修订本〈中国文学史〉编辑手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作为这一教材的主编，游国恩、萧涤非两位先生的大名，自然已超越学术圈而为更多人所熟知。而鲜有人注意的是，游、萧两位先生不仅同乡、同门，而且友情笃厚，保持终生。读其书，当知其人，两位先生的君子之谊，同样值得思索和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