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没有料到，疫情一年多来的第一次远行，竟然是去送别自己心爱的老师！昨天（3月22日）上午，惊闻老师仙逝，顿觉茫然自失。一整天，不断有师友打来电话，哀悼先生的离去。今天（23日），赶赴鞍山之前，匆匆翻看了一眼老照片，过往的一幕幕重又浮现在眼前，触景生情，不觉悲从中来。在旅途的短暂闲暇中，思绪万千，忆及二十余年来在老师身边的温馨场景，更是悲痛难抑，一任泪水涕零。
作为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的费振刚（临文不讳，恕我冒犯。费师在大学时代就被同学称为“费老”）、作为中文系教师的费老师，以及作为系主任的费先生等，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费师的各种形象，在向来不乏写作能手的系友笔下，多有文章记述，其宽厚、善良、正直等品格，早已广为人知。而退休后，特别是回乡颐养的费老师，外界则知之甚少。这段时间，先生已是八十有余的老人，身体衰弱，光环不再，且远离京城学术圈，其所思所为，更能见其一生的坚守和风范。
晚年的费师，仍将学术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视为生命意义之所在。2014年3月，已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费师，在电话中告诉我说，脑中一直在想的是“学术”。7月底，费师回国，随后密集地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这些活动，我都陪侍左右，目睹了老师的学术热情，耳闻了无数的学界掌故，进一步感悟到北大中文的学术传统。
2014年8月，费师参加了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作了发言，深情回忆自己与中国诗经学会的关系。5日，与王长华会长话别时还表示：“如果学会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摇旗呐喊。”9月27日，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发言。11月8日至15日，应时任湛江市政协主席邓碧泉先生邀请，前往湛江（师母冯月华老师及我们夫妇陪同），考察了雷州伏波祠、天宁寺，以及硇洲岛等历史文化遗存。此行，还应广东海洋大学及湛江师范学院之邀，在两校文学院各做了一次演讲。2015年6月10日，费师还参加了系里先秦两汉专业三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2015年下半年，费师数次发病，几次进出医院，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真正外出参加学术活动也基本上再无可能。
《全汉赋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的修订工作，是费师晚年的心头大事，是他一直坚持在做的一项工作。从梧州到北京，再到加拿大，费师一直在如蜂采蜜一般，四处找寻资料，用不灵便的左手，一字一字地录入、校对。费师期望能把《校注》做成一个传世的精品。费师曾数次言及自己的学问是“接着做”，是接着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做。费师曾谦言：“我不是好学者，但却是好学生，要尽力将游先生的学问传下去。”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无论是面谈，还是电话，费师几乎是言必谈游先生，谈游先生高尚的人品、朴实的学问，谈游先生对他的影响，以及如何纪念游先生、如何将其学问发扬光大，等等。我强烈地感到，这是费师晚年的一个心结，一种期许。
久病之后，费师终于感到力有不足了。2016年4月10日，费师召我到畅春园家中，以商量的口吻，希望我接手《校注》增补部分，即颂、赞、铭、箴之类的校注工作。老师如托孤般的郑重，令我深感信任之深，责任之大。5月6日，费师又约我和北大出版社沈莹莹博士到家中，再次商量《校注》修订及出版事宜，希望能够在2018年北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前完成，来年作为献给游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礼物。
由于健康等原因，费师最终决定回家乡养老。2016年5月，费师回鞍山后，便基本长住在那里了。后来得知，费师选择了大孤山镇的福兴老年公寓作为寓所。这里地处千山西麓，距城区约有十几公里，僻静有余，但外出实属不便。在这里，费师真正能交流的，想来几无其人。除了专注于《校注》之事外，费师还有不少研究计划，如整理《千山志》等，学术热情依然十分饱满。2020年6月，费师在收到拙作《明代历科状元策汇编》后，还打电话告诉我说，接下来就只看这本书了，可以选取一部分做些注释云云。
费师初到鞍山的一段时间里，我代为操办拿药、取信等事，电话沟通较为频繁。每次通话，费师也总会谈及学问，谈对时事的看法等，最多的仍是对自己老师的回忆和感念。2016年7月20日，费师发来邮件，希望我能去鞍山，就《校注》及《守望》续编（出版时以《我是燕园北大人》为名）出版等事，再做面谈。在收拾一下手头的工作后，8月6日，我们夫妇二人起程，驾车前往东北。辽西这个通往关内关外的大走廊，也曾留下过我父辈的身影，让我充满了探寻的期待，心情很是畅快。8日下午2时许，我们抵达福兴公寓，老师和师母早已等候多时。当晚，就在公寓用餐、住宿。公寓晚餐时间是下午4点，饭后，费师便带我们去看南果梨祖树。时已近黄昏，暮色之中，腿脚不便的费师，仍陪我们拾级而上，直到祭拜祖树的平台。第二天，按老师的指点，我们二人游览了千山、玉佛等名胜。晚上，费师又和我谈了自己对出版《守望》续编之事的一些想法，表示尤其希望收入《致同窗》一文（此文写于2011年春夏，后几经修改，费师谈他们的求学、工作经历，以回应某些观点）。
这些年，受老师的感染和督促，我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多少也有一些成果。因不愿增加老师的负担，除了博士论文外，其他几种书，我均未请老师作序，只有《明代历科状元策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例外。2019年春，《汇编》的出版提上日程，念及能够倾听老师教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向老师提出了作序的请求。我也能感到老师有一点畏难之情，但是，在考虑一段时间之后，费老师还是通过电话口授了大概的内容，命我整理成稿。6月20日上午，在看过初稿后，费师打电话告诉我：看到《序》极为感慨，《序》中能述及对游先生的感念，深表欣慰。晚上，费师再次来电说，他一天都在想此事，说我最理解他的心情；又谈及游先生在文学史、文献学、楚辞学方面的成就，等等。
2019年夏天，得知费师健康状况堪忧，情绪波动较大，我决定再去看望老师。7月13日，我和内人一起，又一次驾车赴鞍山。14日下午4时许，我们抵达福兴公寓。甫见面，老师就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很不愉快，今后怎么办？”接着又说：“什么也做不了，还有什么意思！”我深知，老师这是因为自己不能工作了而焦虑，认为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在屋时，老师无不伤感地说：“我自己就这样了，你不要记挂。这可能是最后的见面，也可能不是。”老师又言及《汇编》的《序》，说不管口授的也好，代笔的也好，这可能都是他自己最后的学术文章了。
也许是怕我们耽误时间，也许是不愿让我们看到自己目前的状态，从见面起，费师就不断地催我们赶紧回去。15日早9时许，行李收拾停当，我们到费师房间道别。我先向费师汇报了一下《序》的事。因为前一天谈话时，费师特意问我：“要不要说一说你是董老师的学生？”董治安先生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费师对山东大学一向怀有深情，对董先生也是尊重有加，总不忘董师对我的培养。但我对外一向怯于自报师门，故此初稿中没有提及这层关系。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有唯唯。当天夜里，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清楚可以在哪里加上一句话，当我把修改意见告诉费师后，他表示首肯。此行，我还特意带着老师新出的《我是燕园北大人》一书，请老师签名。老师用颤巍巍的左手写下：“庆洲夫妇留念，费振刚，于鞍山千山之下，2019年7月15日于鞍山千山。”鞍山千山，老师重复了两次，是一时疏忽，还是它在老师心中有特殊的分量？我宁愿相信后者。签好字，费师又翻了翻书，说：“像我这样把一生大事总结的，也不多。”又说：“不要担心我，我不会自杀的，我会好好安排生活。”一边说着自己，费师还不忘关心犬子云行留学的情况，说“最不放心他”。老师不断催促我们出发。我们起身要走了，此时，老师很动情地吟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师的声音很高亢，口齿清楚，很有穿透力，我闻之心惊！老师端坐在椅子上，目送我们出门。师母送至车门旁，告诉我说老师一直在念叨：“这就见最后一面了吗？”闻之，心中一阵难过，但我仍强作欢颜，对师母说：“我们还会来看老师和您的！”想老师只是腿脚乏力，身体机能尚好，我觉得一定还有机会见面，那一刻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意想不到的是，庚子年，从年初到岁尾，北京、东北，“疫情”此起彼伏，出京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2019年夏与老师的这次见面，竟真的成为永诀！
晚年的费老师，对母校北大、对中文系的发展，依然十分关切。费师曾对一些事情和言论，表达过自己的不同看法，其直言不讳，想来会招致别人的不快。作为弟子，我们希望老师少管点“闲事”，过一个清静的晚年。然而，平心而论，作为19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是“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建设国家，献身社会，是他们的终身信念。更何况，燕园是老师学习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地方，是故乡一样的存在。费师在《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题记》中说：“我坚信不管是还在学校学习的同学和在岗的教职员工，也不管是离开学校的校友和退休的教职员工，我们都是中文系——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作为一个耄耋老人，费师对学校的这种关注，除了用“责任感”来解释外，我想不出第二种理由。正如谢冕先生所言：“从佩上北大校徽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拥有了自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近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我们承当了民族深重的忧患，以及更新和改造这个古老社会的使命感。”（《青春、理想、进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正是他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3月24日上午八时许，千山西麓，龙凤山下，薄雾笼罩，哀乐低回，一众亲人、弟子，依依不舍地作别费老师。在离开故乡六十多年后，老师又魂归了故里……
师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千山，这座东北名山，在我曾经很感遥远，但如今，因为留有老师的足迹，于我而有了别样的感觉，特殊的意义，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史迹碑”。（2021年3月23-24日，动笔于往返北京、鞍山途中，4月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