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对台湾用兵，剑锋所指，威胁闽浙两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此，史书上已经有了不少记载。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浙东地区备战的情形，有一些细节很珍贵，特别是戈鲲化作为宁波英国领事馆的属员，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出来，为政府做出正确判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角色，打一个可能不确切的比喻，有点像是清政府派驻宁波领事馆的情报员，利用自己的特定身份，为政府服务。
戈鲲化是中国第一个到美国高等院校任教的学者，1879年，他应聘来到哈佛大学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开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先河，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来哈佛之前，他在宁波英国领事馆任职。1996年至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搜集了大量的关于戈鲲化的资料，详加考订，编纂成书，先是于2000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戈鲲化集》，后又于201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及其创作》。戈鲲化只活了不到四十岁，其中就有14年是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工作，是他生平经历中的重要一段。在上述著作中，我虽然多方搜集资料，但对他在这一阶段的生活还是所知甚少。这种状况，却由于《过云楼日记》和《过云楼家书》的出版，意外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过云楼主。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刑部主事。先后担任福建司郎中、湖北汉阳知府、武昌盐法道。同治九年（1870），授浙江宁绍台道。他是大收藏家，广收唐宋元明清诸家名迹，又精考辨，善书法，著有《过云楼书画记》十卷、《过云楼帖》等。其长短句也有时名，著有《眉绿楼词》八卷。
顾文彬自同治九年（1870）来到宁波，至光绪元年（1875）辞官归里，在此生活了6年左右。2013年，顾文彬的后人顾笃璜先生将其高祖的《过云楼日记》10册和《宦游鸿雪》（即家书）6册捐赠苏州档案馆，档案馆组织力量进行了整理，并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日记始于同治九年（1870），迄于光绪十年（1884），而家书则起于同治九年，迄于光绪元年（1875），二者的内容正可以互相印证。
宁绍台道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当时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和定海直隶厅，治所在宁波（今浙江宁波市）。顾在宁波，广泛地和官员、士绅及其他各界人士交往，戈鲲化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日记和家书中，和戈鲲化有关的事情共有两件。一件是填新开河，另一件是签订《北京专约》。
填新开河
新开河是宁波存在时间很短暂的一条人工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并于1844年的元旦开埠，随后，英、美、法等12国相继在江北岸设立领事馆，江北岸并划出特定区域，供外国人居留。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欲攻打宁波，外籍人士唯恐伤害自己的利益，和太平军展开谈判，希望加以阻止，不果。年底，太平军攻陷宁波。次年5月，在清兵绿头勇、民团和英法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军战败，退出宁波。太平军在宁波，虽然并未对江北领馆区造成损害，但引起了外国人很大的不安。慈溪是宁波府的一个县，与宁波之间的直线距离在16公里左右。在太平军发动的浙江战事中，慈溪曾两次被攻下。第一次是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第二次是同治元年九月。后者给外国人造成的震撼更大，因为中外联军为打击太平军，从上海调来1000名“洋枪队”，由首领华尔统帅，进攻慈溪。但在攻城的过程中，华尔却被太平军击成重伤，不久死去。慈溪的一再失守令宁波唇亡齿寒，华尔的战死更让外国人惊恐不安，新开河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开凿的，正如（同治）《鄞县志》卷六《水利上》所载：“国朝同治元年，粤匪再陷慈溪。英人之寓江北岸者虑其西来，约同居民，从铁沙汇起，新开一河，横穿故渠而出白沙，环兵船以守。”铁沙汇在原姚江湾头南边一带，“故渠”指颜公渠。这条河实际上穿过颜公渠，挖通了姚江与甬江，迄于英国领事馆以北的白沙，直线距离仅720米光景，其故址及走向基本上与今庆丰桥的引桥重合。英国人挖掘新开河的作用或主要是防卫江北地区，此河一开，打通今天的新三江口到甬江，英国人所在的江北地区就形成类似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因此可做到方志中说的“环兵船以守”。由于这是新开的一条河，因此当时就叫新开河。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开河开凿于太平军攻占宁波府城的1861年底前后，是英国海军上校丢乐德克的主意，目的是为了让英国军舰一路从外滩三江口南下，一路从外滩出新开河抵达永丰门下，形成两边钳制的攻城态势。
宁波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海，三江交汇，潮汐往往能够自海口直扑过来。所以，新开河固然有其战守的功能，但是，也造成了祸患，这个祸患的重要表现就是咸潮由白沙东边的甬江入侵新开河东口，再倒灌进颜公渠，导致颜公渠沿岸农田的盐碱化，因而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同治七年（1868），当时的宁绍台道文廉就向英国领事馆提出填河复渠的请求。文廉向英国领事馆提议是在同治七年，但此事始议却是在同治四年（1865），戈鲲化《挽张竹坪运同（期安）》：“冠盖相逢记昔时，鸠工赴事不遑辞。力图兴复农家利，郑白渠边有口碑。”自注：“议填甬江新开河，七年未果。”又戈鲲化《鱼门太守募资和买西人所造新浮桥告成，招饮江北别墅，十七迭韵》：“机宜功合贵乘时，难得琴心识子期。从此不劳频唤渡，喜赓红雨绿波诗。”首句自注也说：“壬申议填江北新开河。”壬申是同治十一年（1872），上推7年，正是同治四年。但英方并没有同意，原因可能是，虽然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陷天京，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但从同治四年至同治八年（1869），仍然还有太平军零星反抗的讯息。英国人心有余悸，生怕反复，因此还要保留这条河。
到了同治十一年，即顾文彬上任后的第三年，情况就不同了。当时，社会局势已经彻底明朗，虽然石达开的余部李文彩率领的零星部队一直坚持到这一年的三月，但对宁波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所以，当“三县士民再申前请”（同上《鄞县志》），顾文彬又积极加以斡旋时，英国领事馆就不得不予以考虑了，不过其间的过程仍然一波三折。
关于当地士民在新开河一事中发挥作用者，《鄞县志》中只提到了陈政钥和张斯安，但收录在《人寿集》中的童章的和诗，其中有一首：“生平饱读圣贤书，海上幽栖亦广居。笑倒张仪扪舌在，为人排解事无虚。”自注：“同治壬申岁，填复新开河诸务，咸取决君言。”戈鲲化的《挽张竹坪运同（期安）》一诗自注则说“子山方伯嘱君（张期安）与余同办”，可见戈鲲化确实参与其中。不仅参与其中，甚至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二说仅是概括性的叙述，并不具体。这一缺憾，在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中得到了弥补。
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顾日记中写道：“民人周廷贵遍贴招子，声言是日鄞、慈、镇三邑之民，合力填新开河，英国领事（这时的英国领事已是郇和[RobertSwinhoe]）不允。余恐酿成衅端，先札饬鄞县姚令于是日前往弹压。至抵暮姚令来禀，已解散无事矣。”周廷贵四处张贴招子，造成舆论压力，引起英国人的不满，顾文彬认为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弹压下去。但尽管如此，顾文彬还是顺应民情，并未放弃外交努力。于是在九月三日、四日、五日的日记中，分别有这样的记载：“接郇领事照会，因填河一节，已申达彼国驻京大臣。”“发详中丞文知咨总理衙，并与郭谷斋信，托其将填河细情转禀中丞，专差赍送，坐脚划船去。与沈彦徵（敦兰）信，并节略三件，皆言填河事。”“邀张竹坪来，托其与英领事商办填河事。”这样，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英双方都紧锣密鼓，分别呈报自己的主管机构，终于在这个月的十号，“据姚令面禀，绅士张竹坪等与副领事索公（索礼璧）面商填河一节，索公已允许矣。随即照会英国郇领事，并札宁波府、鄞县，并谕张斯安（竹坪），定于十五日填塞新开河。”
虽然议定九月十五日动工，但顾文彬仍怕出现反复，于是“托曹恺翁函询戈砚畇，得回信云可以照办”（九月十一日日记）。这是戈鲲化（字砚畇）在这件事情中的正式出场。曹恺翁，或即曹秉仁，字士虎，号恺堂，江苏武进人，与戈鲲化有诗歌唱和。戈鲲化当时在英国领事馆任职，可以接触到领事馆高层，他探听来的消息，当然是准确无误。于是第二天更有详细的商议：“是日曹恺翁请戈砚畇、杨远香午饭，因邀同面商。据远香云，此河应从东口（按即白沙）填起，淡泉、砚畇均以为然。”（九月十二日日记）不过，英国领事馆的看法则是要求在西口（按即铁沙汇）填。
新开河大致是东西向的，其东口接着甬江，而甬江东通大海，随涨潮而来的咸水一般会上溯到三江口，也就是说新开河东口附近的甬江水都是咸的。三江口朝西偏北的一支，经过慈溪，通往余姚，叫姚江，是慈溪农田灌溉的主要河流。由于姚江上游下来的淡水较为丰沛，尽管潮水一天两次涨落，但咸潮却被淡水所阻，所以姚江湾头一带的江水却是淡的，因此，慈溪也就不太会受到咸潮的影响，反而是当地的百姓近千年来开发出了“顶潮纳淡”的农田灌溉技术，非常管用。但新开河却以直线的形式打通了甬江和姚江，中间没有任何阻碍，因此咸潮就可借助涨潮之力而直接侵入颜公渠，甚至向西进入姚江，并对慈溪造成威胁。综合考虑，大家都觉得从东口填，直接把甬江上的口子堵住，一劳永逸，效果更好。但不知什么缘故，英国人却不同意。在顾文彬看来：“河形自东至西，现在先塞西口，已除咸潮灌田之患，而东口未塞，尚非一劳永逸之计。”（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家书）毕竟，咸潮还是会灌进新开河，至少沿河一带，仍会受到影响。但英国人既然同意填塞西口，主要矛盾已经解决，顾文彬不想节外生枝，可能也害怕夜长梦多，再有变数。况且，他仔细盘算之后，认为即使这样，仍然能够达到原来的目的：“欲挖通淤塞之内河，必先筑坝，因议于新开河中段横筑一坝，偏近东首，即与填塞东口无异。此坝既筑，永远不开，内河即成淡水河，咸潮亦不能灌入，将来东口以内，每日潮挟沙而来，不能挟沙而去，不过一二年，自然淤成陆地，此不塞之塞也。”（同治十一年十月七日家书）所以，他也就不再坚持一定要填东口。
九月十五日，填新开河正式动工，顾文彬非常高兴，认为“此履任后第一快心事也。前任文道办而未成，余上年即欲举办，屡议不果。近又为周廷贵招贴激怒洋人，几乎决裂。今日居然得手，故倍觉快意”（九月十五日日记）。开工后，九月二十三日，填塞新开河西口合龙，十月四日，西口筑坝也已完工。
从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记载的情形看，对于此事，他更多是倚重张期安（竹坪），曾明确地说：“承办新开河绅士张竹坪，是慈溪人。”（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家书）《鄞县志》中提到的陈政钥在当地很有声望，应该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顾文彬对陈政钥印象不好，可能因此避而不提。至于戈鲲化，或者由于他是英国领事馆的人，不便有太密切的接触，所以在官府和士绅一体的治水工程中，比较难以定位。戈鲲化自己在张期安逝世之后的悼诗中说，这件事是“子山方伯（顾文彬号子山）嘱君与余同办”，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对于张期安和戈鲲化，顾文彬或许分别派给了不同的角色。前者主要沟通各个方面，处理相关事务，后者则主要了解英国领事馆的想法，并提供意见，供决策参考。而据我的推测，戈鲲化可能还起到了将新开河对百姓生活带来的灾难对英国领事馆详加解释，以及在双方谈判中加以沟通的特殊作用，所以童章才能说出“咸取决君言”这样有分量的话。
显然，填复新开河对百姓生活将起到重大影响，顾文彬在家书中，对此事表示了由衷的高兴：“此间填河事，西口已合龙，鄞、慈、镇三邑，民田数十万亩，永绝咸潮侵灌之害。”（同治十一年十月朔日家书）戈鲲化在悼念张期安的诗中也说：“议填甬江新开河，七年未果。嗣因子山方伯嘱君与余同办，而君尤为出力。四越月，大功告成，鄞、慈、镇水利赖焉，至今犹有津津道及者。”至于顾文彬特别点出张期安的身份是“绅士”，也有可说者。“自明代起，由于以绅商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崛起，宁波水利工程组织与管理渐渐倾向于民间。至清代，在乡村形成了乡民、乡绅、地方官员鼎足的水利共同体，在城区则以邻河市民、绅商、地方官员组成治水组织。”（孙善根《商人治水——20世纪20年代宁波商人水利事业述评》，《浙东水利史论——首届浙东（宁绍）水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水利共同体或治水组织？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宁波商品经济发达，富庶者较多，商人为家乡捐资做事已经成为传统。填复新开河的费用怎样出？顾文彬在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家书中说：“塞口经费约须二三千串，暂时由我垫，因一时捐办不及之故，将来集捐仍可归还。”看得出来，这笔费用最后还是要落在以商人为主的民众头上。
签订《北京专约》
戈鲲化再一次在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中出现，已经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这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他写道：“得戈砚畇密信，据云，佛领事谈起中东合议不成，必出于战，闻东兵有先犯舟山及宁波之信。余即将此信寄黄军门，并嘱其一面飞咨中丞，请调省城南勇来宁防堵，一面将旧船及木排等物齐集镇海口，俟有东兵来犯，即沉船堵塞口子。”佛领事是英国领事馆领事佛礼赐（robertj.Forrest，一译富礼赐），黄军门是浙江提督黄少春，中丞是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濬。在九月二十八日的家书中，他也写道：“二十六日有在英领事处作幕之戈砚畇密致一函，伊东英领事佛公告伊云，中东和议不谐，决欲一战，并有先犯定海，次及宁波之信。此信虽亦许谣言，然洋人之信较捷，既有此风声，岂能不亟为筹备？随即通知黄军门，嘱其飞咨中丞，迅调省城南勇两营来宁防堵。”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顾文彬对戈鲲化所报之信的重视。
同治十年（1871）十月，一艘琉球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只在返回那霸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被当地原住民杀死54人，加上溺死的3人，全船69人只剩下12人返回琉球。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日本以琉球为自己的属国为由，要对台湾兴师问罪。清朝官员与之进行谈判，却毫无进展。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日军3000多人，向台湾进发，在琅王乔湾登陆，但战事并不顺利，于是转而谋求外交解决。九月，日本政府委派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到北京，经多轮谈判，最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向日本赔银五十万两，同意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保护权而签署协议，事件乃告结束。这就是此则日记的大背景。
这个时候，中日两国正在谈判。既然是谈判，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破裂。而日本对台湾用兵，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英国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就公开表示了不满，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Wade)正努力居中调停，因此，从英国传来的消息对做出正确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
戈鲲化是主动在宁波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还是受到顾文彬的委托，史料中并无记载，但以理度之，应该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宁波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自明代以来，日本朝贡使团由此登陆入境，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多通过宁波，明代的倭寇之祸，不少也是在宁波一带。所以，当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并有兵戎相见之事时，宁波这边自然会感到压力，加以提防。这就是为什么顾文彬接到戈鲲化的密信之后，得知倘若和议不成，日本可能攻击舟山和宁波，因此，紧急通知浙江提督黄少春，并向浙江巡抚杨昌濬禀报，希望提前准备好万全之策。这些，在他的家书里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宁波为全省海疆门户，明季倭寇从定海窜入，近事则一破于洋人，再破于粤逆，虽招宝山等处天设险要，然守御无人，外侮侵凌，势如破竹。现在虽有提标驻扎，可成雄镇，然兵勇只二千余人，战船只数十只，伏波一只又为闽省调回海口，炮台坍塌未修。现拟于炮台上添设复壁以御开花炮，尚未兴工。大炮可用者只十余尊，不敷应用，非再添数十尊不可。线枪提标练成二百杆，我请中丞再添七百杆，凑成千杆，可成一队劲旅。中丞应允，现已派人往广东赶造，然亦非旦夕可成之事。此外兵勇所用鸟枪皆是旧样，并不精，火药购自外国，亦不多。若要防御得力，非大加振顿不可，且非预备数十万饷不能办。”（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家书）“此间镇海招宝山为海口门户，旧设炮台甚多，中丞责成边仲思修理，仲思初意欲照老样修理。所谓老样者，即松坡所云不可用之石炮台。我亦知其不可用，故力主改筑泥炮台之议。现与黄军门商定，改筑复壁炮台（从前军门打仗时所用之样），就旧炮台加筑木桩，木架上盖泥，四围亦用泥遮护，俱有数尺厚，放炮兵丁藏在木架之下，敌人虽用落地开花炮亦不能打入。现已派张委员开工试筑一座，如合用，即照样将旧炮台一律修整。中丞新调黄有功军门带勇两营驻扎奉化地界，又派委员到广东购买线枪一千杆，大炮十尊。我嫌十尊太少，禀请添买数十尊，未知允否。又请在衢、严一带移取大炮数十尊，定海郭镇军亦请添募勇丁修筑炮台。该处为明季倭寇内犯要隘也。”（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家书）只是台湾那边仍然没有眉目，“此间防堵一切逐渐上紧，镇海口筑新炮台，又筑垒驻兵，因此人心不免惶惶然，各海口皆然，不能不如此布置”（同治十三年八月二日家书）。事态严重，顾文彬身为宁绍台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自然也要周详地布置武备。
但是，虽然从同治十三年四月开始，五六个月以来，顾文彬高度紧张，一直在整军备战，但最后，战争并没有打起来。十月一日，顾文彬就得到了和议已成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中东合议可成。或云东使哦古柏至京，总理衙门与议不合，哦国钦使从中说和，中国赏给银五十万，作为赏恤琉球难民之需；或云东使因与总理衙门会议不洽，负气出都，意已决裂。恭邸派员之天津将其追回，议给银五十万，先给十万，俟东兵撤退，再给四十万。两说虽有参差，归于和则一也。”在家书中，他更进一步写明，这个消息就是来自戈鲲化：“刻又得戈砚畇信，传述佛领事之言云：东使与总理衙门议论不洽，负气出都，恭邸派员至天津将东使追回，议给恤费五十万，先给十万，俟台湾东兵撤尽，再给四十万云云。”这个消息，与胡雪岩上海来信相印证，应属可靠，所以虽然顾文彬在没有接到上司的明确指示时，不敢放松，尚有疑惑，但也大致倾向于实有其事，他在家书中写道：“查明季倭寇往往有一面议和，一面仍肆扰者。当今局面，我兵尚盛，而日本穷促已甚，当不致如倭寇之狡诈反复。惟暗中有西人把持，恐东人为所钤制，不能自主，或有变局，亦不可知。”这个“暗中有西人把持”，显然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戈鲲化的密信中做出的判断。日本的军事行动，触及了列强在华的利益，妥善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也是当时决策的出发点之一。
日本这次对台湾用兵，剑锋所指，威胁闽浙两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此，史书上已经有了不少记载。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浙东地区备战的情形，有一些细节很珍贵，特别是戈鲲化作为宁波英国领事馆的属员，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出来，为政府做出正确判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填新开河，到签订《北京专约》，这两件事，一件涉及地方水利，一件涉及中日关系，戈鲲化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顾文彬的日记所传达的这种信息，无疑对认识戈鲲化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顾文彬是著名的收藏家，能诗，尤擅词。所以，他和戈鲲化之间，又并不仅仅是地方大员和情报员的关系。戈鲲化的诗歌创作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气，因此，他当然会和顾文彬有一定的文字交往。《人寿堂诗钞》收录了顾文彬的两首题辞：“浩浩天风振海涛，乾坤清气入诗毫。何当举酒邀明月，笑傲沧洲钓六鳌。”“一卷金荃绝妙词，高烧银烛写乌丝。喧传纸价长安贵，知有鸡林客市诗。”对戈鲲化的诗颇有夸赞。但戈鲲化光绪元年过四十岁生日，曾作有《四十生日自述》七言绝句四首，当时陆续赓和者有135人，作品达600多首，光绪四年，集结为《人寿集》刊行，其中却没有顾文彬的作品。这是因为，顾文彬正是在这一年告病返乡。《申报》第951号（光绪乙亥五月初十日，西历1875年6月4日）发表了戈鲲化的《顾子山方伯请假回籍，谨呈小诗四章，以当祖别》，第四首说：“百朋锡我感恩深，说项难忘爱士心。潭水桃花相送处，巴歌一曲愧知音。”所谓“百朋锡我”“说项”“爱士”，可知二人之间的交往肯定还有不少目前相关记载所未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