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北京师范大学召集诸教授往图书馆报到。及教授们整装肃客至，便告每人一桌一椅，并发一大张白纸。众人阅之，乃考卷。这是“突然袭击”式的一场考试。其中一教授，在卷眉自署大名，其他未著一字，拂袖而去。众大哗，有效仿者，乃随之而去。此事轰动一时。交“白卷”者，即白寿彝先生。
自然，这是“文革”十年中的往事。近几年，在某次白先生寿辰纪念会上，还有当年“同考”的教授提及此事，称赞当年白氏的勇举，并自愧未能接踵云云。
还有一例，亦是在那荒唐岁月中，时宣扬儒法斗争，称法家者一好二好样样好，儒家则皆坏皆可杀。白先生于潮流中却发异声，称要实事求是，如对秦始皇评价即如此。白氏高论，引起握权派的不满，然白先生却浑然不顾。他认为，搞历史研究要讲史德。
白先生的耿直，是一向的。早年求学时，他治学认真，也刻苦。他的导师黄子通对他要求极严，且脾气极大。一日，白氏对尊师称：有志想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未想，其师讥讽曰：“趾不高气甚扬，你想写《中国哲学史》，能超过胡适吗？！”或许，黄子通此番话并无恶意，但却由此激励白先生更加发愤苦学。大概有感于当年严师的教育法，后来，白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虽然也是那么严格，但却多了些和蔼，而绝不厉言相斥。他对学生“约法三章”：一要认真读书；二要反对摆“货架子”；三不要追求名利。他又告诫弟子们：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随波逐流……
白寿彝先生从小并未立志于历史。受郭沫若影响，少年时他极爱文学。稍长，受《古兰经》熏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抗战时，他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当时，有一客观情况。倘教本行，即哲学，则课时甚少，自然薪俸微薄，难以养家。系主任楚图南问白寿彝可否改教历史？历史课时稍多，工资便也多些。故此，学哲学的白先生，走上了历史学的讲台。然而自此，他深沉此道，终于积多年功德而成为此行中举足轻重的大学者。
白寿彝早年曾求学于上海文治大学，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遗忘的学校。我翻阅跨度为1843-1949年的一本上海近代教育史——煌煌有660页的厚书，关于文治大学，未有只字提及。在上海档案馆可供查询的信息中，文治大学的馆存文档数为零。这学校，诚如白寿彝先生在1981年10月所写：“是个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
白寿彝享寿九十一，一生著作不算少，晚年更是因总主编了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而颇获良誉。但他对自己的一生，未留下完整的回忆录。现能见到的几种传记，应该是家属所写或提供了基础资料的。
1981年10月，他意外地给一本武术小册子《炮锤：陈式太极拳第二路》作序，1983年2月由香港海峰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内地版，不知何故延宕至2005年6月才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顾留馨（1908-1990），是很有声望的武术家，1949年前曾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从他在上海甫解放即担任首任黄浦区区长就可以判断他当年在地下党中并非小角色。白寿彝给顾留馨写序，是因为后者正是前者在上海文治大学时的同学。
白寿彝在序文中说：“那是一九二五年，我和留馨都在上海文治大学读书，我们是同系同级还同宿舍，在当时同学中也是最相得的。”序文不长，其中饶有兴趣地回忆了几件旧事：“还记得留馨读《庄子》入了迷。他买了一部《庄子集解》，晚上有空，就诵读起来，并多次就庄子的观点跟我抬杠，要把我说得无言可答，他才得意洋洋收场。还记得有一次，他读书入迷，随手把一根火柴丢在字纸篓里，碎纸立刻燃烧起來，有的同学吓得大叫，留馨却从容地放下书本，从床上拿起毯子往篓子里一盖，火头立即压下去了。”这两件事，给白寿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数十年过去了，仍津津乐道之。
白寿彝说：“文治大学是个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但聘请了很好的老师。如，陈去病先生教词，胡朴安先生教文字学，顾实先生教《汉书艺文志》。”白寿彝和顾留馨都喜欢听胡朴安的课。他还回忆，顾留馨对胡先生教课内容更有兴趣的是，也曾练武的胡朴安健步如飞。每逢周六晚上，胡朴安下课后会“一直从苏州河畔戈登路（今江宁路）底步行到赫德路（今常德路）新闸路回家。”顾留馨曾偷偷跟在胡先生后面走。回到宿舍后不止一次的说：“胡先生走得嘎快，我啊，差弗多跟不上伊啊！”白寿彝回忆，顾留馨当年还教过他打拳，“可惜我当时不能坚持，学了几天就不干了。”据白寿彝哲嗣回忆，白先生一直到晚年，每天早晨都会坚持打一通太极拳。但结合白先生自己的回忆，他打的太极，或是另有人传授之。
顾留馨是武术界的奇人，建国初担任过时间不算短的政府领导职务后，即踅入体育界，此后专心研究太极，终成一代名家。他曾数次进入中南海，教授中央领导打太极拳，留下了颇为传奇的轶事。白寿彝回忆，顾留馨原名顾刘兴，现在的名字正是在他建议下所改。
据白至德在《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一书中叙述：“1923年，开明的祖父同意14岁的父亲（白寿彝）进入开封圣公会办的圣安德烈学校上学。圣安德烈学校是由加拿大人开办的一所四年制的教会中等学校。”该书披露：“在父亲努力之下，原来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毕业证书，毕业成绩很优秀。正在这时，父亲在报上看到了上海文治大学函授班招生，便要申请入学。”
据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刊（上海著名大学调查录）》刊载：文治大学：“现设预科及文法三科，文科分国学、史地学、哲学三系……各科系分设四级，预科设一级。”关于报考资格，也讲得很明白：“凡男女生在大学预科或高级中学毕业得有证书者，得考本科。在旧制中学毕业得有证书者，得考预科。在大学预科或高中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得考专修科。”“专修科现设国学、英文、法政三科，各科设两级。”
如此，倘若严格审视文治大学的报考资格，那么仅有两年中学读书经历的白寿彝，报考的是文治大学的本科、专修科，抑或是预科呢？
依照《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一书所述，白寿彝先生是在1923年春或夏进入圣安德烈学校，原来学制四年，姑且推算是有着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的完全中学。如书所言，两年后的1925年春或夏，即拿到了原本应该四年才能拿到的毕业文凭。依照推理，应该是属于跳级。当然，也不排除只是拿到了圣安德烈学校肄业证明，即相当于初中毕业。缘何如此推理，即与报考文治大学有关。至于白先生离开圣安德烈学校的时间，初步推测为春。因为，正是在1925年的1、2月间，白寿彝看到了文治大学的招生广告。可能是本科、专修科的插班广告，也可能是升学预备班广告。
按照文治大学的规定，有几种可能，即：如果白先生有高中毕业文凭，他可以直接报考本科，如果有初中毕业文凭，则可以报考预科。无毕业文凭的同等学力者，则可以报考专修科。
《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书中说：“1925年，父亲（白寿彝）先在上海文治大学的函授班上学。那时的函授班是要吃住在学校，学期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短则几个月，长则不可超过两年，只要古文、历史、哲学三门的成绩为良好，英语成绩及格，就可以转入大学的本科继续学习。”“经过三个月的苦苦奋斗，父亲以四门优秀的成绩，顺利地考入了上海文治大学。”
从现能找到的资料中看，并未发现性质不明的文治大学函授班的信息。但在1925年1月17日的《申报》上，我找到了文治大学的招生广告，招生对象是本科及专修科插班生，以及升学预备班。校址正是白寿彝写到过的“英租界戈登路宜昌路”。广告上显示，文治大学校长有两位，一位是胡仁源，另一位是倪羲抱。
关于文治大学，虽然在今人所写的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未着点墨，但因为终究是存在过的，总会留下信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点滴的信息，拼凑出一个模糊的面貌。
1925年1月3日《时事新报》（教育界）刊登新闻：“文治大学由文科专门改组已届一周，前昨该校开纪念大会，新旧教职员到者二十余人，首由校长倪无斋君报告一周经过状况，及在江湾时被迁移一切详情，嗣与胡校长（次珊）商定进行方针。”从中，可以获知，文治大学是由原来的文科专门学校改制而来，原校址在江湾，两位校长，一位“倪无斋君”即为倪羲抱（？-1937），名中轸，字羲抱，号无斋，浙江上虞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1915年在上海创办国学昌明社，编辑发行《国学杂志》和《文星杂志》，是上海文治大学的创办者。另一位“胡校长（次珊）”是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号仲毅，浙江吴兴人。1914-191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6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
此处有一疑惑，即按1925年1月3日《时事新报》（教育界）所刊新闻，文治大学应是在1924年底才改名并从江湾搬出的。但经我查阅，1924年1月13日《申报》已有文治大学的招生广告，其中称：“本大学由上海文科专门学校改组，旨在应时势需要提高文化，教授专门学术，养成社会适用人才”云云，校址是上海江湾。
据1926年出版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刊（上海著名大学调查录）》“文治大学”条载：此时的校址，已从1925年初的“戈登路底宜昌路（前南方大学旧址）”，再一次搬迁到了“上海英租界跑马厅西威海卫路”，具体门牌阙如。校长仍是胡仁源、倪羲抱。
关于学费，“文治大学”条目中也明白张列：“每学期学费本科、专修科各四十元，预科三十五元，膳费各科二十八元，宿费各科十九元，图书费各科两元，体育费各科一元，讲义费各科四元，医药费二元。”如此，一学期的学费需九十元，每学年两个学期费用则加倍。在当年，对一般人家而言，这学费也实在不算是低的。
从《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书中获知：白寿彝在文治大学上学一年后，1926年夏，他转学到中州大学国文系。1927年，又转回文治大学，1928年再次转到中州大学。据该书称：1929年，“父亲（白寿彝）终于在中州大学毕业了，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父亲又到上海文治大学，参加校方考试，又获得了中国古代哲学系的学士学位。”
根据《申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在没有实质性史料出现之前，我们不妨根据现有资料推测，白寿彝当年进入的“函授班”，可能是升学预备班，其性质大约相当于一年期的预科。在完成预科学习并经考试合格后，可进入文治大学本科或专修科学习。根据文治大学的规定，白寿彝很可能并不能报考该校的本科班。所以，如果结合顾留馨自述毕业于1927年，那么，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按照文治大学的规定，应该是专修科。
《炮捶：陈式太极拳第二路》两种版本中的白寿彝序，基本相同，但经过仔细对读，发现在港版中“陈去病先生教词，胡朴安先生教文字学，顾实先生教《汉书艺文志》”前，内地版多出了“蔡和森先生教‘社会发展史’、杨贤江先生教‘中国外交史’”两句。考虑到港版出版时，白寿彝与顾留馨尚健在，而2005年内地版面世时，两位老人都已仙逝，故内地版加入的这两句，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未经作者同意的擅自添加。
白寿彝在晚年曾留下“彰往知来”的手泽。此四字，可以视作历史学前辈赠予所有愿意亲近历史的后进们的座右铭。其典出《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其实，所有不厌其烦、孜孜于求的历史细节，都是一种“彰往”，都可能是“微显阐幽”。信乎？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