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这辈子走得挺平坦。”采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他的第一句话就令记者意外。且不说名校毕业后自愿扎根基层30多年，也不说三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仅仅那三次开颅手术，就已是常人不能经历之苦痛，怎么还说是“平坦”的？
眼前的田建文，肤色黝黑，相貌朴实，右侧身体有些偏瘫。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很难把他和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挂起钩来。
“去侯马吧，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聊了没多久，田建文就热情地发出邀请。他慢慢地站起身，左手将一只军绿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蹒跚着迈开步伐。
跟在他身后，记者对“平坦”之说更是充满了好奇。
“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
1982年8月，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马遗址多了好些年轻面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学生田建文和同学们来这儿实习。这里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西周时代遗址，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对田建文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并非烈日灼烤，而是几个月后的拼对陶片。入冬后的曲村，两间小小的活动房就是他们的“主战场”。外面寒风凛冽，屋里一只无烟煤炉努力地燃烧着，仍然无法升高温度。田建文和同学们把自己包裹成“熊”，只露出双手干活儿。
考古工地中发掘出来的陶片，装了一筐又一筐，需要把它们拼对成完整的器物。这工作就像大海捞针，是对眼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要么拼了老半天才发现错了，常常忙活几天，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枯燥无趣的工作，让青年学子们备受煎熬。生性活泼的田建文唱起歌来，缓解自己的烦躁情绪。
“拼出来啦！”终于，有人一声欢呼，满屋子的年轻人顿时沸腾起来。之前吃过的苦，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种历经艰辛而产生的惊喜，让田建文对田野考古产生了特殊的迷恋。
1984年夏天，大学毕业的田建文，带着满腔热情准备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脚。然而，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兜头一瓢凉水泼来——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属大学。一打听，那里并没有考古专业。
“那可不行，我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
实习期间，田建文对晋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侯马作为晋国晚期都城，有大量未解之谜。所以，他认准了，干田野考古，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属的侯马工作站。于是，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到处找人申诉，而理由就是“不能浪费”。后来，他索性跑到侯马工作站，天天泡在考古工地，“赖”在那里不走了。
考古是还原祖先的来路，但这份说起来高大上的工作，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只是无奈的选择。像田建文这样，哭着喊着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线的，罕见。
田建文对田野考古的一片“痴情”，打动了北大的老师，也最终打动了省里相关部门，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但囿于当时的情况，直到一年后的5月，他在侯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临时工，挣的是技工的工资。
就这，他也乐意！
“逗牛”逗出来的史前遗址
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毅然回到侯马考古工地，则是田建文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了。
1986年，田建文被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看中，推荐去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他又成了张先生的爱徒，时时耳提面命。苏张二人，在中国考古界都是顶级的人物，被他们青睐，是考古人都羡慕的事。然而，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贵人”的影响力。1989年6月研究生毕业时，有机会留在北京，他放弃了；回到山西，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总部，他又放弃了。他心里有个目标：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必须做田野考古。
回到侯马工作站，充满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们经常是说走就走，拿上手铲、陶片袋，骑着自行车，踏查每一处可能的遗址。枣园遗址，就是用这种笨笨的工作方式发现的。
说起这次发现，田建文的同事兼挚友薛新民、杨林中异口同声：“这是他‘逗牛’逗出来的！”
1991年5月初，薛新民在翼城县东部主持北橄遗址发掘。田建文、杨林中也在附近工作。三个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对以北橄遗址为中心、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调查。“碰到断崖，就是车骑我们。”薛新民笑道。
11日那天清晨，仨人在枣园村发现了蛛丝马迹。细细搜索，却只捡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收获不大。小路边，一户人家的柴门外，一棵洋槐下拴着一头小牛，旁边还堆积着一些生活垃圾。田建文精力旺盛，就调皮地去逗牛。被惹急的牛犊气得直刨地，垃圾堆被踢散开来，露出几个红色的陶片。
“红陶片！”
三个人的神经立刻“跳”了起来——这里可能是一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遗址！
他们拉开牛犊，用一根“蝴蝶泉”香烟，向一位姓郑的村民借了两把铁锹，开始沿着垃圾堆周边挖。干了一上午，挖出来的“破盆烂罐”越来越多，有些大片的，几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仨人花了12块钱，雇了一辆驴车，将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队。
“长鞭呀，那个一呀甩呀，啪啪地响哎……”他们一路扬鞭策驴，一路放声高歌，宛若凯旋的战士。
经过研究，这些枣园村的陶片来自7000年前，此处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他们，说起30年前的往事，依然眉飞色舞。
“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薛新民说，田建文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朴实，从不好高骛远，“他就是一根筋。你们看他的那个军挎包，背了30多年，用烂了就换一个，就只用军挎。对考古也这样，选定了就一直爱。”
在挚友眼中，正是“一根筋”成就了田建文。
考古工地让他“又活过来了”
正当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不得不暂停了前进的脚步。
1997年4月2日，田建文从考古工地骑摩托车回乡扫墓，途中遭遇车祸。开颅手术挺成功，人救过来了。一周后，对医学知识了解不多的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好了，心里又一直记挂着工地，就偷偷跑出医院回了考古土地。然而，脆弱的颅脑怎经得起如此颠簸！仅仅4个小时，再次颅内大出血。此后，他又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
这么一折腾，田建文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说不出话，走不了路。
在家康复几个月，效果并不理想。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考古工地康复！
听到“考古工地”，田建文黯淡了许久的眼睛又亮了。
于是，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朝霞里、夕阳下，人们总能看到两个男人相搀着走路说话。起初，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单字，薛新民则坚持每天跟他“絮叨”考古的事儿。日子就在这样的“单方对话”中过去。
1998年夏日的一天，二人如往日一样在工地上走路“聊天”。突然，薛新民一愣，仿佛听到田建文蹦出了两个字——“考古”。
停下脚，扭过头，四目相对，田建文又说了一遍。没错，“考古”！田建文说的是“考古”，他心心念念的考古！两个男人像复读机般反复说着这两个字，嘴角挂着笑，眼里闪着光。
到了北风将考古工地周边的草木都染黄的时节，田建文已经可以独自走路锻炼了。可他总是往路边的荒地里走，让大伙担心。问他去干吗？他说：“找遗址。”薛新民笑道：“他这是又活过来了。”
1999年，身体恢复一些后，田建文受到“照顾”，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馆任馆长。然而，2004年，难以割舍的田野情结，让他再次选择回到了考古工地。此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上郭古城遗址、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他主持的每一个发掘项目，都取得重要成果。
2020年，田建文又多了一个绰号——“二五蛋”，即在2市5县主持了10个发掘工地。“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是田建文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身上，寄托着苏先生、张先生等两代考古人的期望，不做出成绩，对不起两代人”。
今年5月，时隔近40年后，山西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再次开班。田建文主动提出，让学员们来他主持的邱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实践学习，并请缨担任随班指导老师。他说：“和老辈人相比，现在的考古人，特别是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精神。我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年轻人做好表率，让他们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离开邱家庄遗址考古工地，田建文送记者去侯马火车站。途中，电话铃声响起。接完电话，他开心地笑了：“刚发现一片遗址，我得马上赶去看看。”
田建文下车，汽车再次启动。回头望去，那个斜背着军挎包的身影，正蹒跚着走向远处。夕阳将他的影子铺在路面，很长很长。
这一瞬间，记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说的“平坦”。一个人，始终行走在自己所钟爱的大道上，那些坎坎坷坷，又算得了什么！
（本报记者 李韵 李建斌 杨珏 刘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