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稊园诗社、蛰园律社与瓶花簃词社
张伯驹三十岁开始收藏书画、学戏、填词，到了四十虚岁时，收藏书画与京剧两项，已然达到巅峰，完全称得上是第一流之收藏家与“天下第一名票”。如同命运安排一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张伯驹不能返回南京盐业银行任职，只好蛰居北平，与一些老派文士诗词唱和，无形中又提高了伯驹的诗词水平。张伯驹《春游琐谈》之《诗谜》记：
卢沟桥事变后少出门，但月聚于蛰园律社诗会，并时作诗谜戏，参与者有夏枝巢、郭啸麓、陶心如、瞿兑之、刘伯明、杨君武、黄公渚兄弟等。
蛰园律社的核心人物是郭啸麓。郭名则沄，字蛰云，号啸麓，祖籍福建闽侯即今福州，1882年即清光绪八年壬午生于浙江，1903年即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后受知于徐世昌，历任浙江温处道兼瓯海关监督、署理浙江提学使，民国初期任政事堂礼制馆提调、铨叙局局长。1918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时，郭任国务院秘书长；徐氏退任后，郭则沄亦告别政坛，隐居天津家中，以组织诗社、词社为乐。卢沟桥事变后，郭则沄从天津移居北平，在北海团城设立北京古学院，研究经史、诗词，访求古籍，砥课后进，同时也在北平又办起诗社。夏孙桐之子夏纬明（慧远）《近五十年北京词人社集之梗概》记：
及卢沟桥事变后，郭啸麓由天津移居北京，又结蛰园律社及瓶花簃词社。每课皆由主人命题备馔。夏枝巢仁虎、傅治芗岳棻、陈纯衷宗藩、张丛碧伯驹、黄公渚孝纡、黄君坦孝平、关颖人、黄嘿园，皆为社中中坚。此时颖人亦有稊园诗社，兼作诗钟，但不作词。此乃寒山诗社之后身也。每期由主人命题，而社友分任餐费。与蛰园人才互有交错，有列一社者，有二社兼入者。京师骚坛，不过寥寥此数耳。迨啸麓逝世，蛰园瓶花，遂同萎谢。
民国初期，樊增祥、易顺鼎等“同光体”诗人曾在北京组织过“寒山诗社”，盛极一时。关颖人主持的稊园诗社，作为“寒山诗社”之延续。关氏名赓麟，字颖人，广东南海人，1880年即清光绪六年生，1904年甲辰科进士，清时曾任兵部主事，民国后历任邮电部主事、京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等职。
从郭则沄与关赓麟两位诗社组织者的经历即可知道，参加蛰园、瓶花簃、稊园等诗词社团者，大多是有着深厚的旧学基础，曾经在科举中获得过功名，也不乏曾经留洋者；在清末与民国初期做过官，又有些积蓄的“遗老”。这些人饱经世变，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疏远，不屑与之为伍；抗战爆发后，他们更是洁身自爱，坚持不与日军及日伪机构合作。1942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出面邀请郭则沄出任伪职，郭则沄在《国学丛刊》第11册发表《致周启明（作人）却聘书》，公开拒绝周氏的聘请，自称“性懒甚于叔夜，齿豁类于昌黎。韬庸养拙，久与世而相遗”；而且与周氏撇清关系，云“某于明公（指周作人），交非缟纻，契以声闻”。在郭则沄等人的带动下，蛰园、稊园、瓶花簃等诗词社团成员，在抗战期间，安贫乐道，以赏花赋诗为事，托音间写，互有述造，怡然自得其乐，罕有失节“落水”者，迥异于南方诗坛。
张伯驹七岁从老家项城北上天津以来，因不断改换居住地和变换学校，始终没有得到过良好的系统教育；所幸的是，伯驹天性聪慧，刻苦自修，因而才能吟诗作对，以文士自居，然究其根底毕竟多有欠缺。张伯驹年至不惑参加稊园、蛰园、瓶花簃诸社，谨可作为“遗少”；得到郭则沄、关赓麟、夏仁虎等前辈引领指导，熏陶培养，对于伯驹而言，恰是令其诗词创作归了路，如同其唱戏之拜余叔岩，真正接续到传统的主脉，并从中源源不断得到养分。包括张伯驹收藏书画，亦得诸老顾问，受益良多。更为难得的是，这一“遗老”“遗少”群体，在日后数十年里与张伯驹保持着友谊，即便是在伯驹落难时，亦不曾弃之而去。
大约在1939年，张伯驹将自己的词作，首次编成《丛碧词》刊行，即可视为其参加诸诗社之成果。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里记云：
我有一本原刻本张伯驹先生的《丛碧词》。这本书白绵纸印的，仿宋大字刻本，按照版本目录学家的说法，这是“黑口”“双鱼尾”、页十行、行十八字、瓷青纸书衣、双股粗丝线装订。扉页是“双鉴楼主”傅增湘题“丛碧词”三字，是苏字而稍参颜鲁公，写得极为工整典雅。后面是枝巢子夏仁虎老先生的序，再后是郭则沄老先生的序，都写于“戊寅年”，即1938年，已是沦陷后在北平所刻。书很漂亮，古香古色的一本书，当年是印了送人的，原来印得就少，现在流传更为稀少，我能无意中在旧书店中遇到，可谓幸事。（中略）
这本词是在北平沦陷时期印的，所以枝巢子一开始就在序中说：“会罹世变，逢此百忧，沧桑屡易，小劫沉吟，骨肉流离，音书阻断，幽居感喟，时复有作。”调子虽然低沉，但感人很深。
丛碧词的风格，是“花间”的正宗，十分婉约。（中略）序是戊寅年所写，但词却收有己卯年的词，已是1939年。其书之刻，更在其后了。
邓云乡所购得之《丛碧词》，就应是伯驹在诸社老先生们指点下编辑而成的《丛碧词》初版本，也是其在诗词方面所取得的最早成果。
收藏陆机《平复帖》
卢沟桥事变后，在旧历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938年1月30日，经傅增湘居间，张伯驹从溥心畬处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这意味着张伯驹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又登上了最高峰。
原载于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故宫博物院藏宝录》的王世襄《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称：
在故宫博物院历代书画中，曾陈列在最前面的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是一件在历史上和艺术上有极端重要价值的国宝，我国的书法墨迹，除了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等以外，历代在世上流传的，而且是出于有名书家之手的，要以陆机的《平复帖》为最早。今天，上距陆机（261—303）逝世的时候已有1650多年。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平复帖》跋）。实际上在清代弘历（乾隆）所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位居首席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凤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盗去后，已经毁坏，无从得见。在传世的法书中，实在再也找不出比《平复帖》更早的了。
这并非是王世襄一人之看法而是为世所公认。张伯驹得此至宝，自然亦有一番曲折。伯驹《春游社琐谈》有《陆士衡平复帖》记云：
西晋陆机《平复帖》，余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幹《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商。余恐《平复帖》再为沪估盗买，倩阅古斋韩君（应为“悦古斋”）往商于心畬，勿再使流出国外，愿让余可收，需钱亦可押。韩回复云：“心畬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余时无此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不致使沪估先登耳。次年，叶遐庵（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挽张大千致意心畬，以六万元求让。心畬仍索价二十万，未成。按：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记：
在民国十几年，有些满族旧皇裔的书画收藏，常常卖到国外去，譬如过去溥儒（溥心畬）先生便有一件很有名的唐代韩幹的《照夜白》一开册页（原注：图上有编著《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的“彦远”二字名款和一方南唐时代的用黑色钤盖的木印，极为难得），便卖给英国有名的中国古物收藏家大卫德爵士。张伯驹云韩幹《照夜白图》流落海外，确是事实。
《照夜白图》与《平复帖》的原藏者溥心畬，名儒，初字仲衡，后改心畬，以字行。生于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为恭亲王奕訢之孙，贝勒载滢之次子，幼年即有神童之称。其于清末民初避居京郊戒台寺，潜心读书十年，号“西山居士”。1924年，其兄溥伟将王府售于辅仁大学，溥心畬复以每年八百元价格将府中“翠锦园”租回居住。1930年2月，溥心畬与夫人罗清媛（清陕甘总督升允之女）在中山公园水榭首次举办伉俪画展，“旧王孙”之名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1933年，其画作《寒岩积雪图》又在德国柏林中德美术展览会获奖。1936年初，溥心畬与张大千、张善孖兄弟，以及萧谦中、胡佩衡、徐燕荪、于非闇、何海霞等赴天津举办联合画展；返京后又于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第二次画展。于非闇以“南张北溥”并称云：
张八爷（张大千）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心畬）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
张伯驹所言之“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约在1934年，溥心畬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其后，伯驹不揣冒昧，命琉璃厂悦古斋掌柜韩博文居间，请溥心畬出让《平复帖》，溥索价二十万，应非实价，即是恼伯驹失礼而开天价以拒之；伯驹乃再请与溥交好之张大千出面，溥则余怒未消，仍是不予理睬。此一过程，就是“小王爷”与“大少爷”相互斗气罢了。
张伯驹《春游社琐谈》之《陆士衡平复帖》续记：
（1937）至夏，而卢沟桥事变起矣，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
年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傅增湘）先生，谈及心畬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复有限制。余谓以《平复帖》作押可借予万元。次日，沅老语余，现只要价四万，不如径买为简断。乃于年前先付两万元，余分两个月付竣。帖由沅老持归，跋后送余。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北京沦陷，余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离乱跋涉，未尝去身。
按：溥心畬的生母项太夫人于1937年12月28日病逝。项太夫人在溥心畬隐居西山之际，亲自教授其读书习字，督导甚严。溥心畬亦事母至孝，项太夫人停灵什刹海广化寺期间，溥心畬悲恸欲绝，刺舌血写《心经》，又以金粉在棺木上写满蝇头小楷的经文，见者无不震撼。溥心畬欲为母亲举行隆重葬礼，然而战时金融管控，心畬手上现银不多，一时难住。
其实，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已经预感战事将起，如同故宫文物南迁一样，政府也在忙于抢运华北地区的金银现钞。时任财政部次长徐堪曾致函外交部告知，“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存贮法租界”。迄至1937年7月29日，北平、天津、济南等地各银行存钞，较事变前减少一半以上，即为政府抢运之结果。国民政府亦开始转移在上海之资产，做好大战准备。
值此溥心畬用钱之际，张伯驹遂又有了机会。
丁丑年腊月二十七日即1938年1月28日，亦即溥心畬母病逝整一个月，张伯驹从天津回北平的车上遇到傅增湘；29日傅在双方间传话说妥，30日《平复帖》由傅自溥心畬处取至其家。
张伯驹《素月楼联语》云：
（前略）除夕日取来于沅叔（傅增湘）家同观。
丁丑年腊月没有三十，二十九即除夕，则《平复帖》自溥而傅而伯驹，时间俱已清楚。
张伯驹在丁丑除夕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平复帖》，但却不能马上拿回家中，居间之人傅增湘要为《平复帖》题跋。
傅增湘，字沅叔，号藏园居士、藏园老人。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生，祖籍四川江安，长于天津，虚岁十七岁即应顺天府乡试中举；后又在保定莲池书院受业于吴汝纶，因而被转荐于直督袁世凯，1902年入袁世凯幕，结识刘永庆、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文武要员，还曾随刘永庆赴江北提督任，在刘幕任职八月余。1898年及张伯驹所生之年，傅增湘考取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其后历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直隶提学使。民国初年，任职肃政史、教育总长。恰在其任教育总长时期，五四运动爆发，曹汝霖还在回忆录里记：
傅沅叔（傅增湘）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到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
傅增湘则在《藏园居士六十自述》里称：
不意“五四”之役起，调停无术，遂不得不避贤而远引耳。
傅增湘辞去教育总长职后即退出政界，“余夙性疏简，澹于宦情，独于山水清游，卷帙古芬，乃有殊尚”。其致力于藏书及整理古籍，藏书达二十余万册，多珍本秘本；宅中藏书楼名“双鉴楼”，即系其藏有元刊《资治通鉴》及宋百衲本《资治通鉴》，因之又号“双鉴楼主”。傅氏勘校古籍之外，亦好交游，与周肇祥、郭则沄、张国淦、俞陛云、陈云诰、溥心畬等人每周轮流一次做东，谈文论语，不与尘事。傅增湘在为《平复帖》所作千字长跋里，即记入其与心畬之交往。
余与心畬王孙昆季缔交垂二十年，花晨月夕，觞咏盘桓，邸中所藏名书名画，如韩幹《蕃马图》（即《照夜白图》）、怀素《苦笋帖》、鲁公（颜真卿）书《告身》、温日观《蒲桃》，号为名品，咸得寓目，独此帖秘惜未以相示。丁巳岁暮，乡人白坚甫来言：心畬新遘母丧，资用浩禳，此帖将待价而沽。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冯铨）当年之值，殆腾昂百倍矣。嗟乎！ 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余不仅为伯驹赓得宝之歌，且喜此秘帖幸归雅流，为尤足贺也。翊日赉来，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顽，古香馥蔼，神采焕发。
傅增湘不愧为晚清桐城古文鲁殿灵光之吴汝纶弟子，其跋义理兼具，文采斐然，神气十足，堪称民国散文佳制。傅跋既言“半载以来，闲置危城，沈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复表扬伯驹云：
伯驹家世儒素，雅擅清裁，大隐王城，古欢独契，宋元剧迹，精鉴靡遗。卜居西城，与余衡宇相望，频岁过从，赏奇析异，为乐无极。今者鸿宝来投，蔚然为法书之弁冕，墨缘清福，殆非偶然。
傅氏文章至此略有破绽，倘张伯驹“家世儒素”，何以百倍于冯铨之价而得《平复帖》；傅增湘宅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即在今西四北五条七号，与张伯驹弓弦胡同宅相去不远，若云“衡宇相望”，则未免不实，然此皆无伤大雅。
傅增湘文末署“岁在戊寅正月下浣”，则《平复帖》留置“藏园”约近一月，傅跋必经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尤不易也。
《平复帖》之价值，从最初溥心畬开价二十万，至伯驹收藏，价至四万。但伯驹所云价格，前后不一。伯驹《春游社琐谈》之《陆士衡平复帖》记为“四万”，至《素月楼联语》里又云“后以三万元得之”。香港《大成》杂志第102期载溥心畬弟子林熙文《张伯驹及陆机〈平复帖〉》，又引叶恭绰及张大千函，说法不一。
叶恭绰致友人函：
至于心畬所藏陆机《平复帖》及韩幹画马等，余曾屡劝其须保存于国内。嗣余南下，渠曾浼人来云，如余购藏，可减至四万金（原注：先索十万）。余以无此力，婉却之。张大千致友人函：
心畬陆机《平复帖》，某君将掮之卖与日人，吾蜀傅沅叔先生闻之，亟往商张君伯驹，毋使此国宝流诸国外。张君遂以二万金留之，另以二千金酬某君。
如此张伯驹收《平复帖》遂有二万、三万、四万等三个价格，目前无法辨别孰真孰伪。大千函所云某君，即应系琉璃厂古董商白坚甫。张伯驹则未言曾付款白坚甫事。
张伯驹在一年之内，先以杨小楼、余叔岩为《空城计》之配演，享“天下第一名票”后，又得“天下第一帖”之《平复帖》，其人亦从此名满天下，独步天下。
不过，张伯驹在《春游社琐谈》之《陆士衡平复帖》里，也谈到两件关于《平复帖》而引起不愉快的事情。其一是，张伯驹以为，“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是由隶变草之体，与西陲汉简相类”。伯驹乃托启功作出释文。但启功释文作毕，伯驹不甚满意，重又作出一稿；启功对于张伯驹之释文，亦不予认同。启功晚年出版《启功丛稿》，论文卷收《〈平复帖〉说并释文》，依然是固执己见，没有采纳张伯驹的意见。有趣的是，启功另有《题丛碧堂张伯驹先生鉴藏法书名画纪念册》诗，句有：
陆机短疏三贤问，杜牧长笺一曲歌。
所谓“三贤问”，窃以为系化用南宋楼钥《送赵晦之丞彭泽》诗意。楼诗云：
渊明事晋肯臣刘，仁杰忠良不附周。见说三贤参羽士，盍将吴簿配萍羞。
此处之“三贤”，用南阳三贤山之典，据云曾有三道士救汉光武帝刘秀于此，“羽士”即道士。启功化用“三贤参羽士”传达其对于《平复帖》释文公案之微妙态度，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
深感遗憾的是，《平复帖》之释文，虽多家争鸣亦难论定，然今日含故宫博物院在内，所刊《平复帖》释文，皆用启功稿而置伯驹心血于不顾，恰可以楼诗“渊明事晋肯臣刘，仁杰忠良不附周”论之。
其二是，王世襄曾向张伯驹借阅《平复帖》研究。王世襄《〈平复帖〉曾在我家——怀念张伯驹先生》文记：
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到他的赞许。
为了检验上述设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传有绪的烜赫名迹试行著录，《平复帖》实在是太理想了。不过要著录必须经过多次的仔细观察阅读和抄写记录，如此珍贵的国宝，怕伯驹先生会同意拿出来给我看吗？ 我是早有着被婉言谢绝的思想准备去向他提出请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驹先生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看。”就这样，我把宝中之宝《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王世襄借阅《平复帖》月余，其研究文章则是发表于十年之后，即《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略考》。
张伯驹读后，在《春游社琐谈》之《陆士衡平复帖》里淡淡地说：
王世襄有《〈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颇为详尽，载1957年第1期《文物参考资料》中。而对余得此帖之一段经过，尚付阙如，今为录之。
王世襄当是亦曾见到张伯驹此文。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宝录》收入王世襄《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王氏复于文末补写入张伯驹事迹，但伯驹已于三年前病殁了。
（本文摘自《张伯驹笔记》，靳飞著，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