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1916—1992），祖籍广东大埔，生于广东潮安，曾用名致平、克之、张抨，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文艺理论家。1934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是“MK木刻研究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曾在重庆《新华日报》、育才学校、延安鲁艺、华北联大、东北鲁艺、鲁迅美术学院工作。曾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鲁迅美术学院院长。编撰有《鲁迅论美术》《新美术评论集》《张望美术文集》《张望集》等。
亲聆鲁迅教导：
艺术与革命意识的萌芽
张望1916年生于广东潮安。1924年，他的父亲张敬诚与大埔同乡成立“大埔旅汕同乡会”，后筹建大埔会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在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下，南下粤东潮汕地区，起义军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那时，张望虽小，但对此印象深刻，对于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有了朦胧的感性认识。
张望对艺术的兴趣也始于孩童时代。民间画匠的熏陶与引导，以及在私人画室学习西洋画的经历，开启了他的艺术之路。1931年夏，15岁的张望怀着满腔热情，从南海之滨考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那正是民族危机加重、抗日烽火四处蔓延的时候，张望深感国破之痛，沦亡之悲。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对消沉冷漠的旧美术教育的质疑，也由于“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和地下党的启发教育，张望逐渐有了反抗压迫的勇气和信念。
此时，由鲁迅倡导的左翼美术运动兴起。由于木刻版画制作工具简便，黑白分明，极富力量感和革命感，所以左翼美术运动逐渐在艺术创作上将重点转向了木刻版画。鲁迅在《新俄画选》的《小引》中写道：“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31年8月，鲁迅创办木刻讲习会，大力培育和扶持美术青年学习版画创作，希冀造就一批能够唤起民众觉醒、成为“引路的先觉”的进步美术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张望的人生观和艺术道路。自此，张望专攻木刻，亲聆鲁迅先生教导，为后来的艺术人生和革命人生定下了基调。
张望曾撰文回忆与鲁迅的交往：“我最初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1931年。记得在内山书店屡次会晤时，先生总是热切地关怀，每每给我们介绍名画，尤以名家的素描、速写和木刻之类较多。有一次，先生打开一本《世界美术全集》，他很喜欢戈雅、杜米埃等人的画，也赞赏着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他曾指着玛克斯·培修太茵的木刻《运动》说：‘别看此画刀法单调，但它黑白对比强烈而又简练，这不是容易办到的，尤其是运动员的姿态是多么生动啊……不过这种方法，目前你们还学不得。没有较好的素描基础是难以达到此种效果的。初学不宜表现复杂场面，可选较为简单的构图，即使是静物也是极好的。’”
“又一次，我和陈铁耕同志到内山书店买木刻刀，但那种七把一盒的卖完了，只剩下一种三把装的，写着‘小学生用’的刀子，我们不愿意要。这时，恰好鲁迅先生来了，他劝我们还是暂先用它，不必等待。他笑着说：‘有什么技艺就耍什么玩艺，冷着场是不好的！’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又说：‘借用小学生的工具，创作出来的决不会等于作品就幼稚了……’此时他从柜里取出一块树胶板，向我们推荐试用。当然，我们也就尝试着，有的胶版画，后来也被先生收入《木刻纪程》中去了。”（张望《一段回忆》）
张望在1932年到1934年间，因发表了大量诉说底层民众疾苦、控诉当权者弊政的木刻作品而逐渐知名。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踌躇满志的少年在家国危亡之时的一腔热血，更蕴含着生自内心的觉醒和超越年龄的非凡勇气。虽是艺术生涯的起步，技术也未纯熟，但已初露锋芒。1933年，年仅17岁的张望创作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负伤的头》，刀法粗犷质朴，刻画了一位被打伤的头缠绷带的工人，仇恨的目光显现出镇定与坚毅，悲愤的力量和勇往直前的神态跃然纸上，为中国近代新兴木刻运动留下了感人肺腑的经典形象。《负伤的头》深得鲁迅的赞赏与推崇，和《出路》《丐》《猪》一起被收入鲁迅主编的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画集《木刻纪程》中。鲁迅在1934年6月20日致陈烟桥的信里说：“MK社原要出一本选集，稿在我这里……致平（编者按，即张望）的《负伤的头》最好，比去年的《出路》，进步多了，我想也印进去……”在1935年3月13日致陈烟桥的信中，又提到连外国评论家也看好张望的作品：“去年曾以《木刻纪程》一本寄给苏联的美术批评家Paul Ettinger，请他批评，年底得到回信……有几个是大有希望的，即：清桢，白涛，雾城（他特别指出《窗》及《风景》），致平（特别指定《负伤的头》）云云。”（《鲁迅全集》第13卷）1934年，另外两幅木刻作品《中国的统治人物》和《贫病中》被鲁迅选送参加在巴黎和莫斯科举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同时，《路》和《浪》被鲁迅推荐给《文学》月刊发表，《太阳升起来了》被推荐给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发表。鲁迅对张望和木刻青年们的帮助和教导是极为实际和诚恳的，有正面之勖勉也有批评。在创作《中国的统治人物》的过程中，张望曾拿着打好草图的木板去请教鲁迅，先生委婉地劝告：“意思还好，但一经发表，便要遭殃，还是含蓄些，不要太漫画化了。写实的木刻不要随便用漫画方法，哪能过于夸张呢？”（张望《诞辰百年忆先生》）一位名震文坛的大师巨匠对尚未成年的后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的指导，饱含着殷殷期待。
1932年9月，张望与钟步清、陈铁耕、周金海、金逢孙、陈普之等几位同窗一起创立了“MK木刻研究会”，这是一个在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革命艺术团体。在鲁迅的关怀和指导下，“MK木刻研究会”以刻刀为武器，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倾诉人民的疾苦，揭露侵略者的血腥罪恶，讴歌军民奋勇抗敌的英雄业绩。鲁迅曾多次参加“MK木刻研究会”举办的木刻展览，从出版选集到通信鼓励，从斗争策略上的指点到对骨干成员的尽心保护，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与情怀。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持续迫害，“MK木刻研究会”最终无法改变被镇压的命运，至1934年主要成员被捕，被迫停止活动。“当我们一部分人在流亡中，鲁迅先生曾嘱陈烟桥来打听我们的下落，寄言安慰，并索取可能收集的作品。”（张望《忆“MK木刻研究会”》）当张望离沪前与先生辞别时，先生“力劝我从速离开上海为好”。1934年夏，在针对“MK木刻研究会”骨干成员的搜捕中逃过一劫的张望惜别恩师鲁迅，辗转回到汕头。1935年春，张望与陈坚、罗惠清等人创立了“大众木刻会”,编辑出版《回澜木刻》，成为全国性新兴木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36年，为了扩大宣传救亡运动，张望和饶华、张灵夫等人筹备“奴隶剧社”，后改为“潮安话剧社”，公演抗日剧目。1937年，张望积极投身“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的爱国活动，是“青抗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在此期间张望创作了《失所》《逃亡的人》《抗战的号角响了》等优秀作品，坚持用刻刀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事业发声呐喊。
红星照耀：
艺术在革命中成长
在抗战的战火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望长期以来所崇尚的革命的艺术理念更为坚定，他毅然辞别故里，北上延安，踏上了红星照耀的征途。1938年夏，由时任广州《救亡日报》主编夏衍推荐，张望等五人获得八路军驻粤办事处的介绍信北上延安。他们先由汕头转广州，经长沙，到达武汉时已囊空如洗。不料信阳失守，平汉铁路中断，赴陕北受阻。于是张望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询问是否有取道四川转去延安的机会。此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走过来说：“有可能嘛，不过入川路难，还得注意地上和天上呢。”说完就走开了。张望觉得此人气度不凡，问道：“难道是周副主席？”一位女同志微笑点头。（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
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念，催促着张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脚步。一路上，他躲过日机的轰炸、反动派的迫害，冲破重重险阻，由武汉转沅陵经贵阳，于1939年抵达重庆。在沅陵期间，张望曾任职于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为了继续北上寻找线索，约好上海左翼美联老同志陈烟桥同往“周公馆”晋谒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见到周恩来后，周恩来问：“路上不好走吧？还有敌机轰炸吗？”这立即使张望回忆起在武汉时的匆匆一面，“周副主席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多么强啊！尽管那次谈话时间不长，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张望《永远感激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当即答应张望可以去延安，但须等待机会。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望先后在育才学校、《新华日报》等党的前哨阵地开展工作。其间创作了《慰问伤员》《爸爸我也打日本鬼子去》等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作品。战时的陪都，虽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消极抗日，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屡屡挑起摩擦，制造惨案，剿杀革命者。鉴于形势险恶，周恩来请叶剑英、邓颖超护送包括张望妻子和孩子在内的育才学校一批教师和家属闯出重庆最危险的关卡——青木关，经过种种艰险，先行抵达延安。张望则留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继续战斗。
1941年初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立即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第二天，周恩来亲自上街散发报纸，报社很多同事在旁边掩护，张望则负责在朝天门一带发卖。张望在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与锤炼，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激发了艺术灵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白天在报社学习、休息或跑警报，利用晚上的时间创作出《国际青年节》《纪念“七·七”四周年》《打倒法西斯》等一系列深具思想性、更见批判性和生命力的作品。
当他为《新华日报》创作的木刻漫画遭到反动派报纸的攻击时，周恩来勉励他：“不理他们，不能因为不合他们的胃口便泄了气，应当努力奋斗。”并且把画拿到《新华》杂志上做了封面，“这是最有力的支持啊！从此我们通宵达旦工作着，越干越有劲！”周恩来的教诲与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张望在白色恐怖的重庆继续创作和战斗下去的决心。他时刻牢记周恩来在红岩时的教导：“革命要自觉性，不是邀请来的，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随时都要敢于斗争和准备万一的事。”（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
1941年10月，周恩来设便宴为张望等人饯行，并叮嘱道：“你们是有胆识的，延安困难多，但是愉快的。”经过周密的安排，李元庆、舒非、张望、叶洛等艺术工作者突破反动军警特务设置的重重障碍，安全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从南海之滨出发，经过三年多的跋涉，顶着腥风血雨，冲破桎梏，张望投身革命的梦终成现实。
延安洗礼：
艺术与革命的新征程
沐浴在解放区阳光下的张望，难掩激动的心情，“抵达延安后的第一个冬天，最感兴趣的，是打开窑洞门一望，漫山遍野披着银装，白雪皑皑，我们头一次穿棉袄。一到午间，丽日苍苍，这是南方见不到的情景。多么心旷神怡啊。”（张望《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初到延安的张望，对黄土高原的宝塔和窑洞感到新鲜，对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感到新鲜——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虽说张望是左联美术运动的骨干，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也较早受到共产党的教育，但是，如何真正自觉地深入生活、深入民间，围绕最为平常的生产、生活和战斗进行艺术创作，仍然是他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被分配到鲁艺美术部工作后不久，张望就创作了《桥沟乡民读报组》《1941年的延安》《昔日延安一瞥》等作品，开始了对新题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积极探索。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张望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三次（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头一次开会时，毛主席与到会同志一一握手，除了熟悉的人之外，他都要问清姓名，在何单位工作，干哪一行的等等。当他问到我时，我自然如实回答，内心无比激动。没想到第二次开会前，他却记住我在‘鲁艺’，并且是搞版画的，对我说：‘你要为党报多刻木刻，我们《解放日报》是需要啊！’他又很风趣地说：‘你们刻一幅木刻就给你一斤肉吃，慰劳慰劳。’热情鼓励创作……主席的话，多少年来我一直牢记在心，形成一股热力，鼓舞着我前进。”（张望《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往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总结了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阐述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内涵，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鲁艺指明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和方向。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以及探索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新范式逐渐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共识和行动纲领。在“讲话”之后，张望也“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如何为法的途径”，在艺术手段上开始摆脱模仿“洋木刻”的生硬痕迹，寻求符合人民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民族艺术形式，向本土传统版画靠拢。在贫困的靖边县长城区办冬学和体验生活之后所创作的《八路军帮助蒙古族同胞秋收》《儿童团》《歌唱恩人八路军》《延安的选民》（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等木刻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平实、素朴、鲜明、有力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传递出真挚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充满活力的生命气息，“比之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不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提高”，在艺术探索上实现了升华。1945年10月30日，张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成为他艺术与革命征程的新起点。
张望在离开延安鲁艺前，曾多次见到周恩来。“有一次从南门外返回桥儿沟‘鲁艺’时，在沿河边忽然遇见穿灰布军装、戴着八角帽子的总理……他问及‘鲁艺’的情况后说：‘你们自己修建画室，很好，你们只有一台钢琴太少了，将来胜利后，给你们修更好的画室，买更多的钢琴嘛。’”（张望《永远感激敬爱的周总理》）
传承鲁艺精神：
时代文艺与生活的礼赞
1945年11月，张望随同鲁艺迁移，经张家口、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到沈阳，先后任职于华北联大、东北鲁艺、东北美专和鲁迅美术学院。1946年任教于华北联大期间，张望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画记》《向阳口》《革命教师——吕师傅》等作品；1947年7月，任“鲁艺文工四团”副团长，担负演出、教育、创作的职责；1950年11月，任东北鲁艺抗美援朝文艺工作团团长，率队赴朝鲜慰问演出，开展宣传，鼓舞士气，历时三个月；1951年8月，任东北鲁艺美术部副主任；1952年3月，任东北美专图案系主任；1953年2月，任东北美专教务长；1978年出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从延安走来的张望，深深扎根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数十年孜孜不倦坚守在美术教育的最前沿，把精力从艺术创作转移到创建美术院校、推动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工作上。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张望仍坚持创作，主张艺术要紧随时代，他强调“艺术家必须面向生活，面向人民，与人民共脉搏共呼吸，才能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佳作”（张望《深入生活 教学相长》）。晚年的张望，不顾年迈体弱，以超人的毅力走南闯北，跋山涉水，忘我地进行写生与创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站在现实的大地上，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现实的、现世的、朴素的艺术信仰，直面生活，传承鲁艺精神，走出了一条为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文艺道路。1990年，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张望版画展”，展出了《红梅岭》《杨虎城在茂陵》《鲁迅与藤野先生》《师徒》《张志新》《涵碧楼》《咏井冈山》等104幅木刻版画作品。这些画作饱含创作的激情和对生活的赞美，艺术风格更加明快多变、雄健有力，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多了许多温暖的气息和心灵的叙事，展现了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多重维度。
除了在艺术创作上勇于探索外，张望还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所撰写的美术评论颇丰，出版有《鲁迅论美术》《新美术评论集》《张望美术文集》《张望集》等。
1999年，张望后人将其藏书、文稿、书信、刀笔、印章等数百件遗物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张望在15岁时成为鲁迅先生的及门弟子，并终生引以为荣。他一生将艺术与革命相融合，是鲁迅艺术思想坚定的践行者。正如关山月先生为张望所题：“佩公刀代笔，赖以立战功。因饮延河水，文风老更雄。”
（作者：张 船，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