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饶宗颐先生曾提出“汉字长期稳定之谜”的命题，黄德宽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汉字的延续性。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永续延绵发展，汉字的传承就不会出现中断。
202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连翔、程浩、石小力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解读。会议尾声时，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的研究整理情况，并回答了线上线下与会学者和新闻媒体提出的问题。
2008年，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数量为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这就是“清华简”。虽然竹简的整理编连、字词的考释理解、文献内容的解读面临很多困难，但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中心每年出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此举，被学界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
2019年2月，学界泰斗86岁高龄的李学勤先生辞世，执掌中心的重任落在了黄德宽的肩上。早在2016年，李学勤先生即希望黄德宽来清华，但黄德宽考虑到自己在安徽大学的工作，迟迟难以做出决定。直到2017年5月，他来北京参加会议的间隙，李先生约他到家里，详谈了中心的工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尽快来助一臂之力。那一刻，黄德宽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回到合肥，他上完那个学期的课程，辞去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和学校相关职务，妥善安排好手头的事情后，于11月底来到了清华大学。
“一个人走上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各种环境因素，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2022年元旦假期刚结束，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办公室里，黄德宽向《中华读书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早年的学术生涯，与李学勤先生的渊源交谊，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面临的任务，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景等诸多话题。从跨年之际的一堆杂务中暂时抽离，两杯清茶的热气在空气中缓缓飘散，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黄德宽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他的沉静、谦和，和那满墙的出土文献著作似乎形成某种气场上的呼应，而深色的木质书架，以及其上一排排暗红色的厚实书脊，正如远古的甲骨金文一样，无不显示出一种无言的古典之美。
走上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
2021年，黄德宽本科毕业40周年。像所有那代人一样，最好的年华没能好好学习，上中学时赶上“文革”，高中一毕业他就去了一所中学教书。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什么准备的黄德宽仓促上阵，因为比较喜欢文学，他三个志愿都填报了中文系，最终第一志愿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
那个时代，可供阅读的书很少，入学一两年之后，仅仅学习文学已经满足不了黄德宽的求知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郭沫若两本研究古文字的著作：《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我一看内容，都不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相关的书籍和材料来阅读，如郭沫若研究金文青铜器方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郭沫若的书比较好找，能找到的，黄德宽都找来读，读着读着，他开始觉得这个领域很有趣味。
既然对古文字产生了兴趣，黄德宽就决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本科一毕业，他就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方向是语言学下面的文字学。进校时，报考的导师因视网膜破裂而双目失明，黄德宽的学业后来主要由另一位导师指导。当初选择报考南大的研究生，是因为南大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对他的吸引。读研究生期间，除了导师的课程，通过选修课和各类学术讲座，黄德宽接受了众多名家学者的熏陶。
2018年10月，“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长春召开，黄德宽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致辞。时光倒流到40多年前，1978年11月，以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为召集人，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会上决定成立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成立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为了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骨干，改变古文字学后继无人的状况，教育部于1982年委托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举办古文字研修班。因为导师眼睛不好，入学才一年的黄德宽被南大推荐去吉大参加了古文字研修班。
古文字研修班的十来个学员中，大多来自考古学界。“过去在南大，老师们也讲文字，但更多的还是讲传统文字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知识，研修班开的课主要是从考古和古文字角度，当时除了于老指导以外，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姚孝遂先生讲甲骨文和《说文》，陈世辉先生讲青铜器和金文，林沄先生讲古文字考释的理论和方法，青年教师何琳仪讲战国文字研究。”一年的学习中，除了课堂上课，还有考古工地的教学实践。先生们的课程介绍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为黄德宽打开了新视野，他感到“收获蛮大”。
中文系出身的黄德宽在南京大学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在南大的现代语言学学习，在吉大学习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知识，让他有了跨学科的感悟，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与学中文的相比，我多了考古、历史和古文字这方面的知识；与纯搞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的相比，又多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训练。”
他感叹人生中很多的“偶然性”：当年如果不是导师的眼睛不好，他可能就没有去吉大学习的机会，而因为参加吉大古文字班的机缘，他在研究生毕业回到安徽大学工作几年后又再度回到吉大，师从姚孝遂先生读博，从此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
因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结缘
2018年1月，黄德宽出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从合肥到北京，从安大到清华，对于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一变化多少让人感到讶异。实际上，他和李学勤先生的渊源可回溯到1980年代。李学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成名，认识他之前，黄德宽读过他的《战国题铭概述》等不少关于古文字的研究文章。80年代，李学勤经常去吉大参加学术活动，有时候于省吾和金景芳先生的研究生答辩，也会请他主持。在古文字研修班学习的黄德宽，也因此有机会认识李学勤先生。
“有一次我与同学拜访于老，于老评价了许多研究古文字学者的得失。对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他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裘锡圭先生，一个是李学勤先生，对他们都有比较高的评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那时作为学生的黄德宽和李学勤先生并无多少接触。后来，他回到安大工作，在一些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和李学勤时有交集，但没有深入交流。再后来，黄德宽先后担任安大的副校长、校长。这期间，他曾邀请李学勤去安大进行学术指导。李学勤对皖派学术很重视，尤其是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当年跟侯外庐当助手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李学勤曾整理过方氏著作中比较难读的《东西均》，其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及其他几家学术机构都计划整理出版方以智的著作，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因此李学勤特别希望黄德宽能利用安大这个平台和安徽的资源，完成这件工作。因为方以智的著作在其所在的那个时代属于禁书，方氏的很多思想成果未能印行，一部分手稿和抄本也收藏在不同单位，搜寻不易。其时，黄德宽还兼任安徽省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经过一番努力，2019年7月，由黄德宽和安徽省古籍办主任诸伟奇担任主编的《方以智全书》（全十册）由黄山书社出版，《全书》系对方氏著作的首次全面系统的辑校整理，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可惜李先生没能见到《方以智全书》的出版。李先生很关心这项工作，每次见到我都问进展怎么样。”李学勤不仅关心安徽学术，对黄德宽更是多有扶持，早年还是他的博士论文主审人之一。后来，李学勤到清华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每一辑成果发布会，都邀请黄德宽参加。“前几次会我基本上都来，虽然那时候比较忙，但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使黄德宽与李学勤有了更多直接合作的机会。根据“2011计划”，由清华大学李学勤、复旦大学裘锡圭两位先生牵头，联合全国11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汇聚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在清华大学组建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安徽大学成为协同单位之一，黄德宽本人也深度参与了清华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
大概正是这林林总总，黄德宽因李学勤先生得以与清华大学结缘。黄德宽说：“我虽然未能直接师从李先生，但长期以来得到他的关心和扶持，对李先生的学术成就更是‘高山仰止’，很珍惜能与李先生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来的时候，李先生提到两个愿望：一是把清华简的事情继续做好，除了做好整理工作，能够在研究方面更加深入。二是把中心建设好，推进中心实体化，进一步拓展中心构架，明确长远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设想，比如利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资料，推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等。”
黄德宽没有辜负李学勤的重托。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和中心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重点文科科研实体，各项建设进展顺利，如今，中心下设甲骨金文、清华简和秦汉简三个研究方向和文物保护与技术实验室，取得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研究等一批重要成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清华工作，因为清华简，因为李先生，我最终来到了清华园。”谈到这些，黄德宽颇为感慨。
古文字工程推动“冷门绝学”的发展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冷门绝学”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提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为了落实讲话精神，2017年中宣部牵头启动了甲骨文研究专项支持计划，李学勤任首席专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计划，黄德宽作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抓其事。
2020年11月16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受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担任古文字工程的牵头单位，并在清华设立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处，黄德宽出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首席专家。
“这项工程的缘起和李先生关系密切。”2012年，由李学勤和裘锡圭领衔组建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几年的建设，第一期验收很顺利。“协同中心建立了一种合作机制，大家联合攻关，优势互补，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推进了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即便后来‘2011计划’被整合进以各高校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但中心成员单位仍然希望能保留此前的运行机制，都期待寻找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机会。”
来清华工作了两年，黄德宽逐渐熟悉了情况，且正好赶上2019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家语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为座谈会发来贺信。“总书记在贺信里对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落实贺信和座谈会精神，古文字学界得有所行动，后来我们就考虑提出了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议。”而这，又正好可以与此前清华牵头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衔接起来。
“古文字研究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第一是古文字资料的收藏比较分散，第二是整理研究难度大，第三是整理研究队伍人手比较少。随着老一代学者陆续退出，怎么培养人才，做到后继有人，是古文字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了原有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战国秦汉简牍，近年来新发现了多批出土文献，其中秦汉简牍就有数万支，有很多还在库房里面沉睡着，没有力量整理，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需要开展深度研究。早期的甲骨文材料，也有一个再保护再整理的问题。”黄德宽说，早期印的那些拓本，质量比较差，而这些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全面的规划，从材料整理到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到古文字与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传播和推广应用，多层面地把这项工作做好，推动古文字学这一‘冷门绝学’的发展，真正使古文字这种宝贵的出土文献资源，能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可资利用的史料，成为发掘文化传统价值、推进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2020年，高校“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纳入本科招生，从而彻底改变了古文字学教育主要面向培养研究生的局面。2021年6月，清华举行了首届强基计划古文字班开班仪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将古文字方向纳入其强基计划之中。2021年3月，教育部批准吉林大学设立了古文字学本科专业。古文字学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被列为古文字工程的五大建设计划之一。
如今，古文字工程经过适当扩充调整，成员单位增至16家，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这些收藏甲骨的学术机构。“这样我们比过去力量更大。我们的想法是开局要稳，路子要正，后面就是让大家集中精力做事。”2022年1月12日，古文字工程部门协同机制扩大会议在清华召开，会议对2021年古文字工程建设进行了总结，对下一年建设任务作了部署。
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经过“文革”十年，学术界满目疮痍，各门学科亟待重建。回首40余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历程，黄德宽庆幸这一学科的发展流脉并未因“文革”中断，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山王器相继被发现，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领域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大学教育整个停滞，真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也就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以及社科院等为数不多的单位。
在1978年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上，姚孝遂先生曾写过一篇《古文字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文中特别指出古文字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鉴于学科后继无人的危机感，教育部很快恢复古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黄德宽即属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幸运的是，当时于老等一批老先生都还健在，使古文字学人才培养能够薪火相传。”
虽然这几十年培养了不少古文字学专业人才，但总体上呈现出人员分散、供小于求的局面。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培养学生规模小，第二学科门槛比较高，不像其他学科容易出成果。黄德宽说，古文字学是一门小众的学科，成为“冷门绝学”很正常，能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也就是少数学校，培养的人相对来说数量有限。“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再加上学科本身的属性，要求甘于寂寞坐冷板凳，对年轻人来说坚持学习、研究古文字确实很不容易。”
除了学科的客观属性，在黄德宽看来，社会大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好多个场合，他都感叹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现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都比过去好多了。过去，古文字信息化是个短板，但这些年随着一些信息化技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应用，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书写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为常见现象，他常常被问及汉字的发展和传承问题。每每这样的时候，黄德宽都会坚定地告诉对方：汉字不会出现危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饶宗颐先生曾提出“汉字长期稳定之谜”的命题，黄德宽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汉字的延续性。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永续延绵发展，汉字的传承就不会出现中断。
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提升，黄德宽认为，汉字不会出现“五四”时期那样差点被废除的危险，但汉字教育却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这几年，身为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他在很多场合提出：我们有责任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改革，为使古文字传承后继有人，要从基础教育做起，重视汉字文化的普及，将古文字研究成果转换成基础教育资源，让孩子们学文字变得容易、有趣，而不要跑偏了方向。
“这些工作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他觉得很欣慰，自己从事的古文字学这个“冷门”学科，如今逐渐变得“热”起来，社会越来越关注古文字，这是中华文化的幸事。说到这几年来清华的工作，他感到自己与清华务实创新的学风和良好文化环境的契合，他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以李学勤先生为榜样，不仅要努力把个人的学问做好，还要尽到一位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本报记者陈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