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珍藏着这样一副对联：“玉宇无尘时见疏星渡河汉，春心如酒暗随流水到天涯。”这副对联寄托着著名学者、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对一位年轻学子的支持与期许。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世界局势风波诡谲，个人境遇跌宕起伏，这位学子始终不负所托，成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教育家。他就是洪谦。
“维也纳学派”成员
洪谦出生于1909年，是安徽歙县人。他的家境殷实，外曾祖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学者——清朝货币理论家王茂荫。洪谦幼时在福州生活，在启蒙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儒学和新式文化。据其后人描述，少年洪谦曾有一番传奇经历：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康有为读到后大加赞赏，便邀请作者前往杭州西湖的花港观鱼处相见，这位维新领袖未料到的是，来者竟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此后，梁启超将洪谦收为关门弟子，推荐他去日本，跟随学术权威宇野哲人学习阳明哲学。
虽然受到康梁的赏识，但洪谦的求学道路异常曲折。由于年纪尚幼，洪谦抱恙从日本回国，待年纪稍长，又前往德国学习，计划跟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教授研究精神生活哲学。可惜的是，1927年抵达德国后才知道，鲁道夫·奥伊肯已于1926年去世。
那时的欧洲，科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尤其是物理学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样态。天资聪颖的洪谦接触到这些新鲜知识，如获至宝，并且很快上手，只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入学资格，学习天文物理。机缘巧合的是，洪谦在那里参加了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的讲座，并在一次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正如当年获得康梁二人的赏识一样，这位年轻人的讲话吸引了哲学家石里克的注意。从此，石里克成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后来，洪谦随石里克前往维也纳，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之路。
石里克早年研究物理学，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一起工作，但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哲学，关注现代逻辑以及物理学中的时空观念。作为早期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观点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不仅非常注重逻辑与概念分析，而且还将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扩展到对哲学的反思中。在他们的圈子里，学者们既讨论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一脉对于逻辑、语言的见解，也探讨相对论、量子力学。维也纳学派可谓当时学界的一个浪头，凝聚了多个学科的思想精英，有卡尔纳普、纽拉特，更为年轻的哥德尔、艾耶尔，以及来自波兰的塔尔斯基，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作为石里克的学生，从1930年开始，洪谦应邀参加石里克小组即所谓“维也纳学派”的周四讨论会，成为维也纳学派唯一来自中国的成员，亲历了它的兴衰。
青年洪谦不仅在学业上受到石里克的指点，生活上也受益颇深。为了锻炼他的外语与信心，石里克派他代表自己出席一些学术活动，引荐他结识学界名流。在洪谦生病期间，石里克还邀请他到自己瑞士的家中休养。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对洪谦照顾有加，卡尔纳普辅导他数理逻辑，后来成为卡尔纳普妻子的斯托格女士经常辅导他德语。在这样和谐的学术氛围里，洪谦于1934年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完成了毕业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这篇论文的审阅者之一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据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也参加了他的答辩。
在这篇论文中，洪谦援引当时量子物理学最前沿的成果，反驳了传统哲学中对于因果观念的看法。他认为，有一种关于因果律的迷信植根于经典的物理学和哲学当中，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会将因果原则视为科学知识的前提，也就是为一切知识提供了可能性的东西。然而，面对测不准现象，尽管初始条件、领域条件都已给出，但是人们观察到的结果无法和预测的相同。这也就是说，如果将因果律视为一种必然的、先验的原则，那么当代科学已经宣告了它的破产。需要提示的是，洪谦的见解只是为了消除物理学和哲学上对于因果律的迷信，并不是要将它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他只是希望人们看到：应根据自然规律本身确定科学原理应用的界限，而不是盲目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神话”。在此基础上，他还探讨了事实概率与逻辑概率、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因果秩序与时间秩序等相关话题。
顺利毕业后，洪谦留校任教，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成为维也纳大学为数不多的外籍教师。当时的欧洲大陆被一种怪异的氛围所笼罩，很多年轻人陷入了对政治的狂热之中，一位被精神问题困扰的青年在复杂原因的驱使下，将石里克视为眼中钉，纠缠许久之后将他杀害。这位青年后来被提前释放，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那时，石里克的家人亦受到威胁，他们将石里克的一些手稿和照片托付给作为助手的洪谦，让他保管好这些资料，远离是非之地。多年以后，洪谦访问英国，将这些资料交还给了石里克的后人。
编译文献 守住学脉
几经波折，1937年年初，洪谦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他先是受聘于清华大学，又辗转重庆、贵州和昆明等地，经历过长时间的空袭，遭受过侵略者的殴打，目睹了故土满目疮痍。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洪谦努力向中国哲学界原汁原味地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哲学不能独立于科学之外，更不是科学的女皇，而是科学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即意义澄清活动。哲学家的世界观的建立必须要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他还全面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众所周知，维也纳学派成员对传统形而上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法证实的，因而没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样的极端观点不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维也纳学派企图完全取消形而上学。洪谦在一些文章中欲极力去除人们的这种印象，告诉人们：维也纳学派并不想取消形而上学，而仅仅是要划出它的适当的范围，由此进一步揭示出其本质。他说：“形而上学确能给我们以生活上许多理想和精神上许多安慰。”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应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的邀请，前往牛津大学任教。或许是因为他在那里介绍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在国内的家人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拦，无法与他团聚。但实际上，洪谦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他只是心地善良，能够理解普通人的苦难，并对那些向弱者施以援手的人抱有好感，他的所言所行，仅仅是凭借他的良知。
1947年，洪谦再次回到祖国，1951年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不仅向国内学界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议题，还着力将其所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例如，他探讨了康德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从科学的角度阐释了其中包含的唯物论、发展观和辩证法等。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在那个年代显得不合时宜，遭到了非常集中的批判。加之他不参与任何政治上的斗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此成了一座学术的孤岛。
不过，与当时很多学者相比，洪谦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被北京大学保护起来，性格变得格外谨慎，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人几乎看不懂他的学说，特别是科学、逻辑这些艰深的内容，无从理解，也就无从批判。但是他的学术发展依然停滞了。分析哲学不是玄想的哲学，它的特点除了格外注重逻辑、概念分析，更重要的是很多思考是在论辩与学术交流中完成的，而逻辑实证主义之实证方面，更需要时刻把握科学发展的最新动向。真空的环境使洪谦不再能接触到这些，国内能与他探讨的人少之又少。
种种因素使洪谦不得不专注于编译学术文献。这项工作看似平凡，却为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文化方面的再次发力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持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还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一系列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编译工作之特殊意义，不仅在于为那一代学人提供了难得的珍贵教材和精神食粮，还在于它使得当时教学停摆的学者们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守住了学脉。那时，作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谦还将大量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作上，筹备各项事务，亲力亲为。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还因为人们还没有受到过完整的科学、逻辑学和哲学史的滋养。所以，比起在学术道路上踽踽独行，从事编译、教育这些奠基性的工作能给未来的学子带来更多实际的帮助。
回到国际学术界
改革开放以后，洪谦的学术生涯重新绽放了生机，但再次投入世界的他，感到恍如隔世。他发现，曾经立在潮头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战后的欧洲已悄然失落，曾经未被足够重视的伦理学成为分析哲学关注的重点，人们开始探讨责任、行动和道义等等话题。更遗憾的是，当他试图重新联系曾经的师长卡尔纳普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早已离世，而自己只能以悲伤的心情怀念他们，并感慨他们曾经为哲学和社会发展付出的努力。他同情卡尔纳普所持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立场，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再相见，但是冥冥之中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尽管都走得异常艰辛。
年逾古稀的洪谦仍笔耕不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积极参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与纽拉特哲学的讨论会，访问维也纳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等。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担任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名誉院长，获得牛津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从1987年到2022年，该学院已举办20余届，国内不少从事逻辑学、外国哲学、科学哲学的青年学者都受益于此。
由于对哲学史的重视以及广阔的视野，洪谦对待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毫无芥蒂，就学术论学术，尊重差异、兼容并包。这使得他对其他学者的学生也视如己出，所以在他身后，不仅分析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者怀念他，从事古典哲学、现象学等领域的后学也怀念他。他们中有的人接受过洪谦的教导，有的人同他一起完成翻译工作，有的人同他交流过德语，有的人曾担任过他工作上的助手，这些学者对洪谦的看法也颇为一致：首先，他治学严谨，从无夸大，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其次，他不炫耀自己的博学，待人永远谦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真诚，坚持自己的学说，并保持独立的人格。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伟在回忆中提道：“他从不戴面具，从不挂脸谱。他从不因迫于某种压力或为迎合某种需要而违心地说话，违心地著文。”这不仅是因为洪谦天性善良，也或许是因为他受过好的熏陶。在他的描述里，维也纳小组氛围和谐，学者之间总是彬彬有礼、友爱诚恳，导师石里克总是有耐心地听完每个人的发言，从不打断。而且，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都未曾被政治浪潮所左右和吓退，他们一生都保有作为学者的高贵精神。
洪谦的一生正应了梁启超送给他的那两句话：“玉宇无尘时见疏星渡河汉，春心如酒暗随流水到天涯。”受时代所限，他的学术成就无法像其他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那样光辉耀眼，他或许只是无尘玉宇中一颗为了渡过宽广银河而历尽千难万险、踽踽独行的小星，但是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韧性，为后世学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这些遗产不仅有学术作品、与学生交流时留下的点滴教诲，还有他搭建的学术平台，这些都为中国年轻一代学人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可谓“暗随流水到天涯”。康有为、梁启超、石里克、卡尔纳普这些师长无法陪伴他一生，但他们的精神默默支持着他，滋养了他的心性与品格，而他又用这份良好的心性与品格滋养了后来人。
洪谦的作品不多，但他留下的都是最硬核、最学术的部分。不久前，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作为“大家小书”丛书的一种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他194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为基础，书中收录的梁启超赠予他的手书条幅颇值得回味：
故人造我庐，遗我双松树。
微尚托荣木，贞心写豪素。
其下为直干，离立复盘互。
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苍雾。
由来养大材，首在植根固。
亦恃骨鲠友，相倚相夹辅。
不然匪风会，独立能无惧？
秋气日棱棱，群卉迭新故。
空山白云多，大壑沧波注。
耦影保岁寒，庶谢斤斧慕。
依稀中，洪谦的形象仿佛再现于我们眼前。
（作者赵星宇系商务印书馆编辑，韩林合系洪谦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