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洪谦先生在人生暮年招收的唯一的博士生，我对导师充满了感激。
我1982年秋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活跃，急切渴望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洪谦先生积极与国际上的学者联系，邀请他们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学，努力为国人引进最新的学术潮流。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参加了由洪谦先生主持的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一些学术活动，聆听了洪谦先生的一些讲座，开始与他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在交往过程中，洪谦先生特别强调，学好哲学的必要条件是学好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因此，本科毕业后，我跟随他的学生和朋友、著名数学逻辑学家宴成书老师学习数理逻辑。1987年左右，宴成书老师决定退休，我与洪谦先生联系，希望转到他门下攻读逻辑经验主义。他建议陈启伟老师和他一起指导我的学习。1988年左右，我申请在他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考虑了很长时间才答应接受我的申请。
1989年秋，我开始在洪谦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几乎每周都要去他位于中关园的家里讨论问题。那个房子空间非常狭小，特别是客厅，小得可怜，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好多次，一进入客厅，我就发现洪先生在看京剧。这让我有点儿吃惊。洪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稍微正式点儿的场合，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极具绅士风度。而且，他通常似乎只看西文书籍。不过，回想一下，他对京剧的喜爱也并非不可理解：他的整个求学和学术生涯便始自一篇有关王阳明的小文，从他的代表作《维也纳学派哲学》这本书中，我们也不难找出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比如他对形而上学于人生积极作用的强调。他喜爱传统文化，但并不盲从或守旧。
1992年初春，在我刚刚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洪谦先生溘然长逝。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在翻看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除了对维也纳学派哲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之外，洪谦先生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也情有独钟，而且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导师石里克便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坚定的维护者之一。或许正是由于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推崇，在我决定以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时候，他对我的选择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对我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我记得，他一再强调维也纳学派内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两极化评价的倾向。
在随洪谦先生学习过程中，有一点让我受益匪浅，那就是他强调哲学史学习的重要性。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维也纳学派好像不重视哲学史。洪谦先生告诉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维也纳学派核心人物都具有良好的哲学史素养。比如，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对康德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均做过深入研究。不过，他也提醒我：阅读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时，要时刻保持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这些著作，并进一步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哲学创见。我迄今所做的哲学经典解读工作，始终遵循着洪谦先生的这个教诲。（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