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赠裴十四》）
薛天纬先生的李白研究与唐诗研究，正如这太白佳句，境界阔大，气象万千，而又存乎一心，自出机杼。
今年春秋八十的薛天纬先生从攻读研究生起即追随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矢志李白研究，孜孜矻矻，黾勉以求，将李白研究融入其生命，以李白研究作为其人生价值的重要依归。1987年中国李白研究会筹备成立时，薛天纬先生即担任理事；其后相继担任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2013年卸任会长之后，又担任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至今。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中国李白研究》的主编及执行主编，密切关注李白研究动态，至今未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天纬先生了解和掌握李白诗歌研究动态的几乎所有“家底”。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才能责无旁贷地不断为李白研究贡献出高品质的学术成果。
从1982年出版《李白年谱》（与安旗合著）至今，薛天纬先生以清醒的理性热爱、钟爱、酷爱李白，以进行李白诗文编年、撰著《李白诗解》、选注《李白诗选》等重要学术贡献而成为李白研究的卓然大家。同时，他始终关注着唐诗研究宏大的诗学选题、重要的诗人话题，也不放过很多学者习焉不察的一些重要细节，成为唐诗研究的通人。
有谱：年谱、图谱与学术谱系
薛先生的李白研究“有谱”并“靠谱”。这个“谱”，是李白年谱。
李诗编年，向来称难。但只有为其编年，才能使李白的生平经历、思想脉络、作品真谛、创作规律更好地显现出来，从而使人们认识李白其人其诗的庐山真面目。宋代曾巩、薛仲邕，清初王琦、晚清黄锡珪虽然都在这方面有所努力，但成效有限；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奠定了现代李白研究的基础，其系年的规模和准确性已较前人有明显跨越；瞿蜕园、朱金城二先生《李白集校注》虽非编年本，然其评笺及按语中时有真知灼见，已有效解决了部分作品的编年问题。
在这种情势下，一部完整、合理的李白年谱将是李诗编年的基本依托。读研究生期间，薛天纬先生在安旗先生指导下，着手编写《李白年谱》。《李白年谱》编写之难有二：其一，李白生平事迹的记载模糊不清，仅依据传世和出土文献尚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其二，李白的作品多比兴寄托，相关鉴赏评论往往见仁见智，难以取得共识。薛先生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面对旧材料，探索新出路，兼修诗内诗外两种功夫，将文学的方法与非文学的方法相结合。所谓“诗外功夫”，就是从史籍及文物资料中搜求有关记载，从其与作家作品的纵横关联中寻找坐标，坐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及作品的作时作地。这是一种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是非文学的方法。而“诗内功夫”就是转向作品内部，探求其底蕴，寻绎其联系，发现其规律，从而对其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判断。这是从辞章出发的鉴赏分析，是文学的方法。
得法则有谱。《李白年谱》于1982年8月由齐鲁书社出版。此书按照年代、时事、事略、备考逐年展开。“年代”之下，“时事”叙政治格局变化及天下大事，“事略”陈李白行迹并以诗文系年，“备考”则略述重要文人行踪及关涉李白的创作。
靠谱则有成。1984年，《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项目启动，安旗先生携薛天纬、阎琦、房日晰三位先生，“夏战三伏，冬战三九”，备极艰辛，用六个年头克竟其功。该成果由巴蜀书社1990年首度付梓，2000年修订再版；2015年由中华书局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易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修订出版，2020年修订重版。作为迄今唯一的编年体注本，《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与《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贤皓校注），成为当代李白研究最权威的四种“今注本”。薛天纬先生将《李白年谱》压缩改写为一万五千言的《李白简谱》，作为附录编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简谱与注本正编相表里，整体展示了李白人生阅历与行迹、思想发展与情感起伏、诗歌创作主题与风格的嬗变，实现了安旗先生在《李白年谱·前言》所描述的初衷：
李白事迹及作品多无确实年月可考……然窃以为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
薛先生的李白与唐诗研究，“有谱”并“有图”。这个“谱”，是图谱。
2020年9月，薛先生《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图文资料翔实，史地考证严谨，诗史相参相证，精彩创见迭出，其最大特点在于以科学的、实证的笔触贯通了从大唐长安城到中亚碎叶城的这条唐诗之路，又以鲜活的、诗意的文字带领读者神游其间。这本书的线路，与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唐代长安西通陇右河西道图》和《唐代瓜州、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图》的地理交通线路基本重合，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唐诗之路。此书的封套内面是一张精美的图谱——《丝绸之路访唐诗示意图》，正文中又插入大量图版和照片，或示意，或印证，或助读，以展示“真相”。全书九章三十七个小节，都以唐人诗句命题，正文中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白居易等诗人的名篇奔竞而来，骆宾王、王之涣、王梵志等诗人的佳句触目皆是。薛先生以自己长期从事唐诗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开阔视野、硬核学问与学术新鲜感，为读者进行了很有趣味的唐诗导读。书中李白出现频率最高。作者在长安城的翰林院里梦李白，展示李白《清平调词》所蕴蓄的大唐王朝文化软实力；在解析李白哭晁衡诗作的来龙去脉后，感叹李白的清泪虽然白流了，但却意外地收获了好诗；在流连于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时，提及馆藏碑刻《许肃之墓志》经当今学者解读后，刷新了学界对李白与许氏夫人婚姻状况的认识；在《成纪》篇中，普及了李白身世；在碎叶，薛天纬先生则与同行的学者依循吉尔吉斯斯坦的礼节向李白致敬，并展开李白出生地碎叶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研讨。
薛先生的李白研究的“有谱”，更在于他以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构建了自己的学术谱系。
试以金字塔型来描述这个“谱”。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无疑是前述历经数版而铸成佳构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足以代表金字塔硬核中坚的则是薛先生的《李白诗解》《李白诗选》等著作。《李白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20世纪及21世纪前十年学界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诗歌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的成果，作了尽可能全面的检视，广泛汲取各家观点，并融汇自己的研究所得，对所涉及的李白诗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读，成为李白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选诗289题343首，数量占李白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强。该书责任编辑李俊评价，此书具有诗歌编年更加准确，充分吸收学界文献、名物、史迹研究新证和烛幽照微地细读文本等特点。2021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李白诗选》即在推荐目录之中。而建构金字塔的基础则是《李太白论》《李白 唐诗 西域》《八里桥畔论唐诗》所汇集的数十篇李白专论。这些专论，或以认知的准确性为目标进行文献考证，如《李白出蜀漫议》《李白与唐肃宗》《请让“诗仙”李白的生命延续一年》；或以理解的合理性为目标进行文化探究，如《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李白对“左思之叹”的历史性回答》《大唐盛世与李白的人性追求》。
有料：大众新常识与学界硬通货
薛天纬先生曾在其《七十自述》中表达自己的为学原则：“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因此，我做的题目无论大小，写的文章无论长短，自己觉得绝无虚文。”
薛先生言之有物、绝无虚文的为学原则，或可概括为“有料”。这“料”，是薛先生在李白与唐诗研究中贡献给读者的“大众新常识”与“学界硬通货”。
首句为“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李白名篇，向来依宋蜀本李白集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在当下的中学甚至大学课堂上，多数师生会错误地断句为“梦游/天姥/吟留别”。然而，此诗的诗题并不是“吟留别”，而是“梦游天姥吟”；“留别”不是被吟的对象，“留别”的对象是“东鲁诸公”。薛先生以《〈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和《〈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两篇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文更是从文献学角度详细考察了这首诗的题目在不同版本中的面目：《河岳英灵集》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当涂本李白集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蜀刻本李白集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李诗通》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通过考镜辨章，斟酌比勘，得出此诗题目应依《李诗通》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的结论。我们期待，在若干年后的大中学的教材中，这首诗题能归正为《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
同样是围绕天姥山的研究，“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与天台山、赤城山、五岳相比，天姥山到底高在哪里？薛先生认为，李白诗中的天姥山高度，其度量方法应该是文化考察的而非地理实测的。1999年，薛天纬先生以一篇《天姥山的文化高度》做了“精准”的丈量，当年薛先生自称“杜撰”的“文化高度”这个语词，如今恰恰应该成为我们欣赏、讨论、研究天姥山甚至古代名山大川的基本观念。
李白诗歌中，不少貌似司空见惯的语词，古往今来，或被不同程度地误解，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薛先生以披沙拣金的耐心与功夫，进行了合情合理、切中肯綮的训释与解读。以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中的“歧路”为例，薛先生从大量唐诗文献实例出发，比勘追索，探究其义，指出了“歧路”的含义并非岔路，而是“道路”，即李白另一首《行路难》开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大道”，此处指“仕进之路”。
类似的精彩解读，薛先生的李白与唐诗研究中在在多有，恕不一一。
在为大众不断贡献这些“新常识”的同时，薛天纬先生还着力解决了一批李白研究与唐诗研究的硬核问题，为学界贡献了很多堪称定谳的“硬通货”。例如，李白“古风”组诗的命题及编集问题，薛先生在详细辩证了学界两种对立但又各成体系的观点之后，洞幽烛微，厘清源流，提出：是李白自己命题和编集了《古风》，但当时未必即编就“五十九首”的格局；进而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从李白“枕上授简”于李阳冰之后，李白诗集经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之手编定《古风五十九首》的过程。这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所做的最彻底的梳理，体系完整、线索清晰、逻辑严密、考证细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这一过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证据：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姚铉编《唐文粹》，所收李白《古风十一首》，其排序依次为后来王注本《古风五十九首》的第1、8、9、10、11、14、15、18、21、27、49首，可知在宋敏求《李太白文集》编成之前，“古风”至少已有四十九首，而且已排定后世所见编次。
“古风”研究中有个难题，即列为《古风》之首的“大雅久不作”，对其题旨应如何理解？薛天纬先生的看法是：此诗从社会与文学两方面标举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学代表为大雅；其次是在历史上亦堪称盛世的汉武帝时代，其文学代表为扬、马之赋；与此同时，诗人对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极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学昌盛；李白明显是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即：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环节是对“扬马激颓波”中“激”字的理解，作者在袁行霈、林继中等先生推倒众家贬语旧说而正面解读“扬马激颓波”意涵的基础上，引经据典，详尽辨析，认为此处“激”字当作“遏制”解，“扬马激颓波”即扬、马以其宏大的辞赋成就遏制了文学衰颓的趋势。此句含义由是通达，上下诗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脉自然连贯，千载疑案一朝遽解。
薛先生唐诗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唐代歌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在深入探究唐前及唐代歌行演变进程中所体现的诗体学之“实”基础上，梳理古今中外学者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辨析了四种“小歌行”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肯定了明人胡震亨“七言古诗，概曰歌行”之说的合理性，从而提出“大歌行”观，给歌行之“名”做了精准的诗体学定义——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杂言）自由体诗歌。歌行研究的“实至名归”，为唐诗诗体学研究填补了空白。薛先生又将关于“歌行”的诗体学认识提炼为《歌行诗体论》一文，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刊出。当下，“大歌行观”已成为唐诗学界多数人的共识。胡可先、陶然两位教授在其著作《唐诗经典研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中列出了“唐诗经典研读推荐阅读书目100种”，50种为文献类，50种为研究类，《唐代歌行论》被列入研究类。
无论从数量上计算，抑或从学术质量上考察薛先生贡献的这些“新常识”与“硬通货”，谓之“有料”实不为过。
画了句号，还要打问号
“画句号”，是从薛天纬先生的一篇文章《〈静夜思〉的讨论该画句号了》借来的说法，用以概括薛天纬先生李白研究与唐诗研究截断众流的权威性，倒也妥帖。
1984年，薛天纬先生在《文史知识》杂志发表文章《漫说〈静夜思〉》，讨论了几种宋元刊本中《静夜思》第一句均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均作“举头望山月”的问题。
2009年，因为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中学生在教科书中读到如上版本的这首诗而质疑中日传本不同，引起媒体跟风炒作，时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陈尚君先生发表了《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时职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的薛天纬先生随即发表了《关于〈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二位先生恪尽守望之责，回应了媒体与大众的关切。
因为这首《静夜思》已成为“国民唐诗”的特殊性，薛天纬先生索性为之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学术史梳理，撰写了长文《〈静夜思〉的讨论该画句号了》，刊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2期。此文在详细梳理该诗版本流传变化的基础上，结合薛顺雄及森濑寿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融汇自己的研究心得，进行了充分解读，重点讨论了为大家所关切的“明月”和“床”，得出的结论是：《静夜思》文本两个“明月”的出现，从文献角度可追溯至署名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而《静夜思》“民间口传本”实际上是后世大众读者“再创造”的产物；至于诗中的“床”，因为《静夜思》是李白自创的“新乐府辞”，乐府诗的传统写法是“拟”前代之作，而“乐府古辞”以下的前代相关文人诗作及乐府民歌无不将“明月”与“卧床”相联系，所以，《静夜思》中的“床”只能理解为“卧床”。至此，《静夜思》的实证性研究画上了“截断众流”的句号。
《将进酒》是李白诗歌名篇，其文本流传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演进过程，学界、媒体的认识、表述也往往是混沌一片。薛先生在《光明日报》2021年4月12日文学遗产版发表《〈将进酒〉文本演进“三部曲”》，为这个问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第一部曲：敦煌写本唐诗残卷。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将进酒》这首诗的文字分别见于三种敦煌卷子写本：伯2567、斯2049、伯2544。这些写本的书写者应该是当地人，诗歌文本应该是李白初创。其中伯2567字迹工整，字句完整，而且有诗题《惜罇空》，是敦煌写本的代表。
第二部曲：《河岳英灵集》。李白的同时代人“丹阳进士”殷璠，编有诗选《河岳英灵集》。《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13首，其中有《将进酒》，是天宝十二载之前殷璠看到的文本。与敦煌写本比较，文字有多处改动，这些改动乃出自李白之手。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诗题由《惜罇空》改成了《将进酒》；二是“天生吾徒有俊才”句改成了“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部曲：宋本李白集。宋本李白集是指宋敏求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编成的《李太白文集》，刊刻行世后流传至今，是文献学意义上最完整可信的李白文集。宋敏求编集《李太白文集》的首要文献依据，是李白晚年委托李阳冰编成的李白诗集《草堂集》。文集所载《将进酒》即是李白这首诗的定稿。
他又画了一个句号：要而言之，敦煌写本《惜罇空》应是李白早期创作的文本，而今传宋本《将进酒》则是李白托于族叔李阳冰的定稿。至于网上关于敦煌写本《惜罇空》是李白手迹的传言，则是无稽之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薛天纬先生的李白研究与其唐诗研究密切相关、深切相通。薛先生在其著作《高适岑参诗选评》中正本清源，精准而清晰地梳理了从“高岑”并称首见于杜甫诗句“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的原貌，直至现当代古代文学史著作中出现“边塞诗派”的来龙去脉，厘清了“边塞诗”的历史谱系；在其论文《白居易的“大裘”》中阐释了白居易“达则兼善天下”的从政理想与实际行动；其《“何物‘云母粥’”》一文，则解决了白居易诗中一个具体的名物训释问题，纠正了《汉语大词典》“云母粥”词条的错误。在其长篇论文《杜甫“陷贼”辨》中，以文史互证的方式，质疑并推翻了千载以来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为贼所得”而陷长安的说法，指出杜甫乃是“潜回”长安；其《义山诗的清境》一文目光独具地论证了李商隐诗的“残缺美”“遗憾美”。薛先生在新疆工作生活几十年，理所当然地要关心唐代首屈一指的边塞诗人岑参，他发表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的论文《岑参诗与唐轮台》，及后续的《寻找诗意轮台》《八月梨花何处开？——岑参诗“轮台”考辨》，廓清重重迷雾，探讨了汉轮台、唐轮台县、唐轮台州都督府、唐人语汇中的轮台、岑参诗中的轮台这五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指出岑参诗中的“轮台”，就是他供职的伊西北庭节度使驻地，即今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庭故城遗址”，从而解决了岑参诗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年届八十的薛天纬先生书案春意正浓，胸中有谱，笔下有料，画了句号还要打问号。他的研究兴致正浓，新的研究成果正可期待。
（作者：海滨，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