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散文随笔集，作者刘跃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位著名学者以朴素自然、细腻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数十年来个人求学与从师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感念之情，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书中总结了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和读书经验。透过一篇篇深造有得之言向广大读者展示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学术境界，一种可以贯通的学术精神，一段可以仿效的学术人生”。
魏隐儒先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我知道他的大名已是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以后的事。
1983年6月10日，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开会，老师们汇报近期工作。我主要谈了自己在读书上的困惑。那时，我作为图书馆的联络人，几乎天天泡在书库，对那里的古籍收藏比较熟悉，可惜没有版本知识，面对丰富的藏品，不知如何欣赏，更无从开展研究。我诚恳地希望有老师给予指点。吕维老师当即表示说，她认识一位专家，是她过去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的同事，叫魏隐儒。吕老师还送了我一本内部印刷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作者正是魏老。
回到宿舍，我一个晚上就把那本小册子读完了，很多知识闻所未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眼前为之一亮。我发现，自己对中国古籍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给魏老去信，表达从学的愿望。
魏老收到我的信，当天就写了回信，对我勉励有加，在回信的末尾，他这样说：“凡事‘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有志于此道，不畏艰苦，时间长了，总会学出成绩的。我虽学陋不文，但绝不保守，愿将所知，‘竹筒倒豆子’，与同道共同研讨，共同进步。”
言传身教
魏老后来告诉我，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他考入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李苦禅先生，对于书法绘画的历史以及纸张、印章等相关知识，颇有所得，为他后来从事古籍版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益。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中华书局调入中国图书公司。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旧图书，又参与了古旧图书的定价业务，遂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文革”后期，魏老调到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古籍鉴定工作。由于有这样的工作和研究背景，先生在1978年被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组织工作，主要负责集部的审核。在这期间，他到各地为古籍善本编目培训班讲授古籍版本鉴定的知识，吕维老师送我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就是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印制的讲义。
幸运的是，与魏老结识不久，他再次受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核对古籍版本，住在清华大学校内的静斋。那年的8月29日晚，我第一次去看望魏老，聊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十一点多才告辞。老人家意犹未尽，又和我一起步行到文史教研组办公室，继续漫谈。他回忆起自己幼年苦读的情形，说只要永远保持一颗经久不衰的上进心，总能做出成绩。他特别强调知识面的重要性，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做菜，如果仅仅放香油，一定不会好吃。高明的厨子要用多种佐料调味，才能做出一道道好菜。他曾鉴定过一部手稿，印章是作者本人的，但字迹不是——魏老看过这位作者的字。或许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作者请人誊抄，要么是书商有意作伪，抬高书价。这说明，古籍版本鉴定必须具备多方面知识。
一次，魏老拿出清人梁显祖编《大呼集》八卷，告诉我说，这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印本，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即遭禁毁。乾隆皇帝为什么对这部书如此忌讳，初印本可以为我们解读清代思想文化的某些细节，提供一些有趣的资料。
魏老与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亲戚，经常到吴先生家做客，亲眼见到吴先生手写的戏曲小说目录，积稿盈尺，殊为感佩。他对我说，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真实可感的现场教学。
清华大学藏宋人马括编《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有淳祐辛亥（1251）黄晷序，继之为马括记编刻此书经过。前集总目后“时景定甲子春栞于梅谿书院”长方朱印，比较醒目。景定系南宋理宗年号（1260-1264），据此可以著录为宋刻。但魏先生说，怎么看都不像是宋刻本。首先，字体是仿赵体，是赵孟頫字体盛行之后的痕迹；其次，印记的位置很独特，不合情理；第三，该书的行款、纸张等，都与元代后期（至少是大德之后）刻书风格相类似。魏先生把我们大家叫到一起，把钤有朱印的那页纸单独翻开，举在光线下透视，这才发现破绽。原来，书商把“泰定”的“泰”字挖改为“景”字。景定为南宋年号，泰定为元代年号，景定甲子（1264）与泰定甲子（1324），一属宋，一属元，相差六十年。书商在挖改处盖印，反而欲盖弥彰，露出马脚。再查《书林清话》，知道梅谿书院是大德年间才成立的。
1985年，他听说天津书店有一批古籍要出售，替清华图书馆牵线搭桥，利用他的人脉，仅花费两万多元，就买了不少善本书，其中有一部俞樾（号曲园）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才三千多元。还有一部鲍廷博（字以文）批校的《剑南诗稿》，用好几种颜色批校，非常精美，售归国家图书馆收藏。他为此惋惜地说：“北图控制得紧，归善本室收藏，不容易借出来。”还好，翌年二月，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此书缩微胶卷，总算一饱眼福。
俞樾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藏在清华，我得以方便阅读。此书底本为光绪六年（1880）蛟川华雨楼张氏重锓板，凡四十卷，二十四册，每卷下有“俞樾”及“曲园叟”白文印。据周云青所撰《俞曲园先生年谱》（《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俞樾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苏州马医巷西头定居，始号曲园老人，时年五十三岁。而张氏于光绪六年（1880）刊刻本书时，俞樾六十岁。则俞樾之批校此书，至少在六十岁以后，可以说是其晚年所批校者。
关于这部批校本的流传情况，魏隐儒先生指示我从伦明（字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叶恭绰（字裕甫，晚年别署钜园）《钜园余墨·纪书画绝句》等文献中查询资料，知道此书于1926年由广东著名藏书家徐绍棨（字信符）重价购进，庋藏“南州书楼”。徐绍棨曾著有《广东藏书纪事诗》行世。其子徐承瑛（字汤殷）校补并续作《广东藏书家生卒年表》。跋语中称其父“雅好藏书，节衣缩食，广求旁搜。公余课暇，日亲蟫蠹，手自丹铅，孜孜不怠”。可惜，南州书楼的藏书后来渐渐散出，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购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这些材料，我撰写了《俞曲园批校〈水经注释〉初读琐记》（《书品》1999年第1期，）作了扼要的介绍，姑且可以看作版本学研读的一点收获。
提携后学
1983年11月，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开设研究生班课程，学制两年，毕业后到单位写论文，然后回来参加答辩。高校来的考生，可以带工资上学，学成后回到原单位工作。
我赶紧查询专业目录，了解到杭州大学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知道这个消息到考试时间，只有三个月。我最初很犹豫，想放弃报考。魏老不赞同放弃。在教研组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最终报考成功。
入学不久，我向魏老汇报学习情况，魏老回信说：“到杭大古籍所学习是大好事……你们所长姜亮夫是名家学者，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叫崔富章，1980年和我在北京一起搞善本目录，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今后如需到浙江图书馆看书借书，可以介绍几位同志，提起我来，可能给点方便。有两位负责人何槐昌、吴启寿，还有两位同志曾来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审工作，和我同搞集部（我可另信介绍）。”魏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点底了。
在杭州大学古籍所的课程中，版本学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当时，古籍所计划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崔富章讲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就向所里推荐了魏隐儒先生担任主讲老师。
1985年3月18日，魏先生给我回信说：“今天接到研究所的（王荣初）邀请信，明确提出为16个硕士研究讲授版本学20课时左右，着重讲辨识版本知识技术，也要涉及雕印发展史，安排在4月12日至27日。我认为时间合适，今已复函应允。现正准备教学资料和古书残叶及复制书影等。三五日内去北大推迟他们的讲课日期……”
4月11日，魏隐儒先生乘火车来到杭州，我和张涌泉、颜恰茂等同学前去接站。那些天，我们白天听课，晚上陪同魏先生聊天。我的同学周崇坚擅长书画，每次见面，所谈多是这方面的话题。魏先生说，练字要从魏碑入手，不拘一家；学画先学《芥子园画谱》入手，最后师法自然。清代以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四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叫我们特别注意他们的艺术成就。在讲学期间，魏老还为我们作画。他送了我两幅画，一是《苍鹰振臂，一击万里》，一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魏老在杭州大学讲学期间，正值《中国古籍印刷史》出版，他题赠给同学们人手一本。阅读之后，我撰写了《继往始能开来》评介此书，文章后来发表在《读书》1987年第8期，记录了我那时的学习心得。
我后来考虑学位论文选题时，向魏老求教，他回信说：“到杭大古籍研究所学习是大好事，确实增长学问，最后取得学位。您正风华正茂，又爱好文史古籍，付出点力气是值得的，也应当……关于毕业论文的两种方式，我同意选第二种，即点校古书，它实用，现正在进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大量工作是点校，写文章则是诗文评。”他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
在那期间，魏先生还介绍我与同行联系。1985年11月3日的信中说：“前几天接上海方承（字任之）来信，提到和你取得联系，他说给您去信之后不曾接到回音，但愿和您经常联系。方承很用功，写了不少东西，现正忙于他的《中西回历对照表》（原信如此——作者注）的编写。为人很诚实，待人很热情。我这次由杭、甬去沪，一家人为我忙碌，许多事由他替我代办了。”按照我的习惯，对于所有来信，应是有信必复。方承没有接到我的复信，可能是寄丢了。这种情形在当时并非少见。
《书林掇英》
魏老晚年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各种书画活动，帮助出版社审阅相关书稿，还要到各地讲课。老人家每次来信，常常描述自己“近来也忙的乱了套”。
1984年11月1日信中说：“因为没有金刚钻，却揽了许多瓷器活。我有个想法：研究学问和书画，不但要读书，还要走路，到各处见识见识，大有好处，可是外出多了，就影响正常的安排，为印刷工业出版社编的《印刷词典》的古籍词条，四月作了决定，至今不曾坐下来写，总觉得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所以就拖下来了。书画的外债又很多，我还在准备年底（或明）年初在天津举行一次画展……因能力有限，顾此失彼，只能是尽力而为。”
魏老忙，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讲学。他在1985年9月25日信中说：“自暑假一面之后，我即忙于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审阅一本书稿，至今尚未交卷……9月5日至20日举行了书画展览，本来筹备时间仓促，一切从简，万未想到有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于9月6日为我拍摄了会场实况，于当日晚间新闻播放；7日中午又重播一次。《北京晚报》为我刊发消息，《石家庄日报》也发表了《隐儒与苦禅》的文章，《西安铁道报》也刊载了我书写的字条，并委托北京铁道报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
在那封信中，魏先生再次提到《书林掇英》一书：“下半年本想坐下来整理我历年积累的资料，成为《书林掇英》一书，但还要去北大图书馆系为几个硕士研究生授课，图书馆同志们列席旁听，将安排在10-12月。”同年11月13日信又说：“北大郑如斯教授也来邀请，最后决定去北大图书馆系，为研究生讲授版本学，暂安排一个月，由十一月第一周开始，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北大讲课。北京市文史馆也送来聘书，聘为特约研究员，希望每周去一次。这些社会活动把我的时间占去不少，弄得每天很紧张。”
每次参加活动回来，魏老还要回复大量的来信，也占去很多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书桌上有一摞信件，至少二三十封，他说都必须一一回复。他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原则，来信必复，而且争取及时回复。如果对方有事，总愿及时得到答复，这是一般常情。即便是无事，仅仅是问候，也是为了了解近况。我常对人说，我有个处世原则：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似春风（待人），肃若秋霜（对己）。给人办事，受人之托，要有始有终。办不成的要有个交待。几十年来如此，所以朋友们都待我很好，我有了问题，也都帮助我。”
最叫魏老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凝聚他多年心血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
数十年来，魏老到各地访书，随身总带着笔记本，随时记录一些有用的资料，包括序跋、刻工人名、藏书主人、款式、装订等相关信息，积累了数十本笔记。我到魏老家求教，有些问题记不确切，他就翻出这些笔记，给我具体的解答。我多次听他说正在整理这些笔记，书名也想好了，就叫《书林掇英》。
可是魏老总是忙，停不下脚步。在昆明，我们还有一次不期而遇。
1986年3月28日，我应清华大学赵立生老师的邀请，直接从杭州飞到昆明，在昆明工学院参加中国文学史统稿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学生组织编写一套教材，由赵立生老师主编。他请老同学廖仲安主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请刘世德主审《中国文学简史》。会后，赵立生、廖仲安、李思永等一起参观大观楼、筇竹寺等地，后来在海埂公园，居然遇到魏隐儒先生，原来他正和另外一位书画家代表首都美术界在云南慰问边防战士。
那天，阳光灿烂，朵朵白云像棉花团一样，似乎触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蓝的滇池边，清癯的身影、飘散的白发，还有那身不变的蓝咔叽中山装，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
但是魏老依然步履匆匆。
从云南回来后，他给我回信说：“时光匆匆，昆明一别，弹指间，又是一个多月。我于4月12日飞返北京。回来后，积压信件待复，琐事繁扰，一连串开了几个会，还要重看上海科技出版社为我改订了的《出版史话》书稿，为几个单位和学校作慰问老山前线边防战士的报告。5月15日到清华大学附小作报告，便中去看望吕维同志，赵立生老师将我们在昆明的合影转送给我，我已函谢……我将于6月9日去济南，参加李苦禅先生纪念馆开幕典礼。又接青海图书馆馆长来信，邀去为之审定馆藏书画，约于6月下旬前往，去半月至廿天。8月份要去承德为河北省图书馆举办的培训班讲课，我的生活仍在忙乱中度过。因此，‘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退休，从无寂寞之感。”
那年8月初，我去魏老家看望他，见书房悬挂着“小室无忧”的字幅，表达羡慕之情。魏老于9月4日复信给我，还随信寄来幅字。他说：
那天来舍下，天气正闷热，匆匆即去。顷接印刷工业出版社给我一张复印件，一看是北大图书馆系（留校硕士研究生）姚伯岳同学写的评《中国古籍印刷史》的文章，复印一份寄您作参考。嘱写“小室无忧”寄上补壁。
前几天有两位记者到舍下采访，不约而同的分别在8月26日的《冶金报》《中国旅游报》发表文章。《冶金报》题为《苦禅门人魏隐儒》（撰文郭学文），《中国旅游报》为记者刘江，题为《小室无忧笔意新：魏隐儒其书其画其人》，同时刊出画作《幽篁清韵》（竹子麻雀），还报导了《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我为台湾《中外杂志》写了一篇《吾师李苦禅其人其画》，他们用括弧注（大陆著名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标题，影响很大。这些，为我作了有益的宣传。收到信后，告知我，免挂记。祝近好。
魏隐儒1989.9.4
这是我和魏隐儒先生的最后一次通信。魏老的豁达，通透，充分体现在这四个字中。
此后，我曾多次到魏老家看望他。那时，电话不普及，没有办法事先约定，除非提前写信。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好意思写信约定时间，往往随意前往，结果常常不遇。魏老的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次到魏老家，大约是在1993年7月。
记得是魏老的女儿给我开门，我说明了来意，她笼统地说：“他走了。”
那一瞬间，我还以为他又一次外出了。魏老的身体很棒，很少听他说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总是风尘仆仆，精力旺盛，怎么会说走，就真的“走了”呢？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研究计划没有完成，那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几十本笔记更需要整理。于是，我赶紧追问他的那些笔记的下落。她女儿说，前些日子，有一家河南出版社的编辑把笔记拿走了，想整理成书。我当时心里一惊，觉得这批宝贵资料，很可能会散佚。很多文化名人的资料，就是这样消失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我心想，这批资料很难问世了。
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我到琉璃厂逛书店，意外看到了熟悉的书名《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由李雄飞整理，八十多万字，大开本印刷。我喜出望外，赶紧买下来，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展读开来。
书前有著名学者黄裳和杨殿珣的序。杨序作于1993年9月3日，黄序作于1993年12月15日。看来，当时已有整理出版此书的计划。两序后，是魏老信中提到的那位“姚伯岳同学”的序，题作《丹青凝风骨，绝学傲书林》。
杨殿珣先生的序言说，《书林掇英》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之外，有宋刻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饾版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钤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这些版本，放在大图书馆中也许算不上镇馆之宝。但是，《书林掇英》的著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版本叙录，写法不同。藏书家的写法，通常著录刊刻时代、行格版式、刊工姓名、刻书牌记、纸质印章等，经眼实录，确然可据；学问家的叙录，多是历代著录，辗转征引，纸上谈兵，难以落实。魏老的著录，有藏书家的特点，都亲自目验，且关注的范围更宽，注意到一些藏书家忽略的细节，再查阅相关资料，推断作者的生活年代，考察书籍的流传经过以及相关的掌故，意味隽永，兼有藏书家和学问家叙录之长，避免了匠气和空疏。
从贾文忠的跋和李雄飞的后记中知道，此稿命运不济，辗转各处，屡遭弃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廖生训先生慧眼识珠，2007年与魏老家人联系，确定了出版意向，并约请李雄飞先生整理此稿。李雄飞先生虽未见过魏老，但出于对古籍整理事业的热爱，放下手头工作，悉心整理。又是三年过去，在魏老谢世十七年后，此书终于得以问世。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书林掇英——魏隐儒近现代文献资料所见录》，与上书合为姊妹篇。作为魏老的追随者和一个普通读者，我要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李雄飞先生表达诚挚的谢意。
当然，这是一部未经作者系统整理的笔记，体例尚不统一，文字长短各异。有些内容，魏老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记录。例如，我曾亲自陪同魏老查阅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曾查阅郑若曾《筹海图编》，前有胡宗宪的序，后来很多著录将胡宗宪误成作者。这本书有嘉靖版、隆庆版、天启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是隆庆本的唯一全本，魏老因此非常推崇；还有前面提到的俞曲园批校本《水经注释》等，也未曾著录。
1983年，我第一次拜见魏老时，他六十八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位古稀老人的忙碌身影。我想，如果不是那样奔波，凭他老人家的身体条件，加之琴棋书画的颐养，健康长寿是可以期待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也一定会做得更加圆满。可惜，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在1993年6月2日那天戛然而止了。
（本文摘自《从师记》，刘跃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第一版，定价：5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