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玉能先生相识在20多年前。大约是1997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一套供“专升本”学生使用的中文学科各门课程教材，我申请了其中的《美学》并得到批准立项。当时，根据教育部师范司的建议，我邀请同样参与了该项目申报的若干师范院校的资深学者参加编写工作，但很多人都推脱了，转而推荐与我年纪大体相当的中青年学者参与此项工作，只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玉能教授亲自加入编写组，担任副主编，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大量编写、统稿工作。该教材2000年出版，2008年出版第2版，一直使用至今。张玉能比我年长十几岁，那时已是成就斐然的著名学者，却能如此积极主动地配合我主持的教材编写工作，让我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张玉能是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研究席勒美学思想的硕士论文。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张玉能被分配至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逐渐成长为新一代西方文论和西方美学研究的大家。他也一直是中国席勒研究最重要的学者。
张玉能普通人家出身，表达普通人的审美观，在充满着“精神贵族”气氛的美学界是难能可贵的，我喜欢称他为“布衣美学家”——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崇高气质。
3月17日张玉能因病辞世后，我就想写篇文章，既为了纪念张玉能，也为了描绘那一代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浪潮中走出来的美学研究者的学术贡献和精神品格。我认为这是一件有价值和意义的事。
探秘席勒的审美王国
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宗白华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朱光潜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莱辛的《拉奥孔》、柏拉图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这些翻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的思维范式和理论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曾经发生过三次规模广泛的“美学大讨论”，其中都能看到康德美学、黑格尔美学的广泛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席勒的美学思想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的“审美革命”理论，到后现代主义关于“崇高”的美学研究，再到审美人类学、审美人道主义等理论研究，无不受到席勒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学界对席勒美学理念的认识和了解，离不开张玉能所做的大量理论工作，包括他对席勒著作的翻译和对席勒美学思想的研究阐发。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写道：“……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许多人把这封信中所说的“席勒式地”与席勒本人的创作以及他的美学思想混淆起来，作出一些简单的判断，然而这些判断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导致对席勒美学思想的地位和价值的消极评价。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研究席勒，应该说是有一定学术风险的。但张玉能没有因为成见的存在而放弃研究，更没有因为成见的影响而人云亦云，而是在全面、深刻研究席勒美学主要观点和范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舞台上、诗坛上，还是在美学中，席勒都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不仅以他的优秀剧作和杰出诗篇，而且以他的美学著作，为实现人道主义崇高理想而战斗探索。他的美学思想使他在西方美学史上，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的人道主义美学体系，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中。这个美学体系，不仅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有不可漠视的启迪。”（《审美王国探秘》，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结论，既是张玉能在充分研究席勒著作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更是他呼唤以人文主义思想重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努力。张玉能以席勒的德文著作为基础，参照俄文版译本，独自编译完成了40余万字的《席勒美学论文选》和《席勒散文选》。在掌握了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美学界第一部席勒美学研究著作《审美王国探秘》。
世纪之交，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协调的不良心态、重物质轻伦理等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理论回应，张玉能撰写了《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席勒的美学思想，探讨了美学和人类学基础、人类学结构以及人类学功能等问题，并联系实践美学进行阐述，揭示了席勒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这部书通过对席勒美学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审美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建构。在我看来，张玉能其实是希望通过席勒美学所蕴含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审美教育的意义何在？审美教育的依据何在？审美教育的标准是什么？审美教育的方法或途径是什么？张玉能指出，席勒早在启蒙主义时期就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社会人的异化状态，提出了以下思想：1.“美”既不是单纯的生命现象，也不是单纯的形式，而是生活的形式，是真正的人、审美的人的生活形式；2.人只有在游戏中感受到“美”才能自由游戏；人只有在“人类”这个词的充分意义得到实现的时候才能自由游戏，而只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张玉能在书中所阐发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的美育思想对我们开展当代美育工作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上的指导。
如果说，《审美王国探秘》是张玉能对席勒人道主义思想的赞美，是一种学理上的研究，那么，他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则是对席勒人道主义思想和审美人类学理论现实意义的深度开拓，是一种把理论在实践中落实的重要工作。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体现了一个美学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这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
50余万字的《席勒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是张玉能研究席勒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席勒美学著作德文原著的中译本为依据，全面、系统、精深地研究了席勒的人道主义美学思想体系，论述了席勒以人性为核心，以美、崇高、喜剧、悲剧及其艺术作为审美教育的手段和途径，恢复人性完整性的独特美学思想体系，剖析了席勒主要美学著作的内容和表述的特殊意义及价值。他还揭示了席勒对于西方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席勒是西方悲剧冲突论的奠基人，是西方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主潮论的创立者，是西方崇高与悲剧关系论的初创者，是西方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开拓者，是西方完整美的范畴体系的提出者，是西方诗歌美学学科的创立者等。通过对席勒在美学上贡献的系统梳理，张玉能完成了对席勒美学思想重要性和贡献的理论论证。
在论辩中发展实践美学
在经历了80年代的“美学热”之后，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拿来”各种西方美学理论的热浪逐渐退潮之后，面对现实生活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在学理上深化和发展各种美学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为一个从80年代“美学热”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西方美学和席勒美学的优秀学者，张玉能将研究的重点逐渐从西方美学转向新实践美学相关问题。从1994年至2008年，张玉能发表了40余篇关于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研究论文，并于2001年主持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范畴体系”，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新实践美学论》。在这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张玉能厘清了一些关键问题，为实践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发展实践美学的过程中，张玉能始终直面“后实践美学”的种种诘难：有的学者把“实践美学”判定为一种“知识型的美学”，认为其未突破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以及古典美学理性主义的窠臼（这显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简单化地把“主客体关系”混同于“主客观关系”）；有的学者以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三种划分（“自然”“现实”与“自由”）作为“超越美学”的基础，由此来论证审美属于超越于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这一划分本身过于随意，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何况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表明，“自由王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而在必然王国里，“自由”体现为人们对必然规律的熟练、自由的掌握和运用，而非只存在于超越性的精神领域）……张玉能一直认为，实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是美和审美发生的基础，也是研究美和审美的逻辑起点。没有实践就没有人、没有创造，没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美和审美。他指出：“整个美都是以实践的、创造的自由作为本原、根基的。”（《新实践美学论》）这个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坚持和发展。
针对某些人对“实践”的误解或曲解，张玉能认为，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累、开放的结构，它包括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和价值评估层等三个层次。它们在美和美感的产生过程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实践的物质交换层的整体作用使得对象具有了美的外观形式性、感性可感性和理性象征性，而这三者组成了一个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在某一个美的对象之上，可以统称为美的外观形象性。”“从实践的意识作用层来看，实践具有需要冲动系统、目的建构系统和情感中介系统，它们使得美具有精神内涵性、超越功利性和情感中介性，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一个总体特征，可以称之为情感超越性，它与外观形象性一起构成了美的两大层累结构。”“实践的价值评估层的合规律性评估系统、合目的评估系统、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评估系统，使得实践生成出来的美的对象的美，具有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律与合目的统一性，归结为美的自由或自由的显现性。正是这种自由显现性，使得审美对象成为塑造人的真正人性的有效手段，使得人在审美对象之中，在审美活动之中，充分地感到自己的自由，超越一切功利限制的、超越一切实存范围的、超越一切社会局限的真正个体自由。”（《新实践美学论》）张玉能对实践的结构及它们作用的分析有效地印证了蒋孔阳先生所说的美是一个多层累、恒新恒异的创造的重要观点，也充分说明了人类实践的丰富多样性与美的多姿多彩性的密切联系。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正面遭遇战，其意义诚如旁观者阎国忠所言：“与五六十年代那场讨论不同，当前美学的论争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
张玉能以几位学者关于实践美学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实践—创造—创造的自由”这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关键命题。这个命题在新实践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提出实践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实践是美、审美和艺术作品真正的历史起点。第二，他主张实践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是美和美感产生的原因，自由的创造表现在对象中是美，体现在主体上就形成美感。第三，“实践—创造—创造的自由”是新实践美学建构自己独特美学范畴体系的轴心。张玉能认为，人类的“实践—创造—创造的自由”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和一个共时性结构，因此，它不仅有不同的自由程度和不同的自由境界，而且还有自由、反自由、不自由和准自由四个维度：美是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丑是显现人类反自由的形象的否定价值；崇高（刚美）是显现人类准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幽默和滑稽是显现人类不自由的形象的矛盾性价值，幽默是内美外丑的不自由形象，滑稽则是内丑外美的不自由形象。在这些美的范畴之内还有一些亚范畴：美可分为柔美（优美）和刚美（崇高），柔美又可分为优美、优雅、秀美，刚美又可分为壮美、崇高、大美；丑可分为阴丑和阳丑，阳丑又可分为畸形、鄙陋、卑劣，阴丑又可分为怪异、怪诞、荒诞；幽默又可分为机智、谐谑、戏仿；滑稽又可分为讽刺、讥诮、反讽。因此，一个以“实践—创造—创造的自由”为轴心，通过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世界中的美的范畴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张玉能对实践美学的重要贡献。从学理上看，张玉能对实践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益于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从学理层面阐释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通过审美和艺术而改造世界的思想。
努力做一个实践型知识分子
“实践型知识分子”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托尼·本尼特的一个重要观点。托尼·本尼特认为，在当代社会，批判性知识分子已经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把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通过实践转变成改造世界的行动，知识分子的使命才能真正实现。
2013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张玉能退休了，但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退休后，张玉能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即使身患绝症，他仍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这种现象，作为张玉能曾经的合作者，我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张玉能对学术事业怀着一腔与德国古典美学大师们同样的激情。20世纪90年代，他从奥地利访学回国后，当时的校领导考虑到他出国前已经担任过美术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的工作经历，建议他向校级领导方向发展，还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但张玉能谢辞了领导的建议，回到文学院做普通教授，也开始了他学术上新的征程。此后，他在席勒美学思想研究、西方美学史研究和新实践美学的理论探索等领域不断耕耘，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张玉能的心目中，世俗性的成功和待遇虽然重要，但是，能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特别是在学术史上留下脚印，是他最为看重的。因此，对于现实的名利、地位，张玉能十分淡泊，但内心却像康德、席勒、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样，有一种崇高的学术激情。因此，张玉能成为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天的学者。在去世之后，他投稿的论文还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例如我们《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刊发的论文《朗西埃的“3W”艺术史》就是张玉能辞世后一个月出版的。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中，美学家们大都以“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并且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美学研究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特别是随着以康德式的美学概念为基本框架的“美学大厦”逐渐“瓦解”，大众化的人民美学逐渐兴起和发展，美学研究中“人类学转向”“社会学转向”逐渐深入，形式美学向日常生活美学、当代艺术批评美学逐渐转变，实践性知识分子逐渐走向了美学研究的前台。在欧洲美学方面，马克思、席勒、雷·威廉斯、雅克·朗西埃、阿兰·巴迪欧、特里·伊格尔顿、齐泽克等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当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著名美学家，张玉能更看重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坚持马克思喜爱的格言“走自己的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美学”和席勒美学思想研究为主线，虽然也广泛地涉及审美心理学、审美人类学、西方美学思想史、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理论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但是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马克思和席勒的美学思想展开，对当代美学诸多热点问题的讨论也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渗透到人文学科研究和美学研究之中的当代社会，张玉能这种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格外引人注目。
张玉能和他研究的席勒都是“布衣美学家”。席勒出现在德国启蒙主义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时代，张玉能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学术激情中，感受到来自生活的强大力量。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些布衣美学家的不懈努力下，卡尔·马克思通过审美活动改变世界的愿景，正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作者：王杰，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