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先生在学术、教育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再多说。我要说的是“谢冕兄”这个“人”，而且要借用“贵州老乡”朱厚泽的“三宽”说，来描述、概括他。于是就有了“‘三宽之人’谢冕”这个话题。
我曾经专门研究过朱厚泽的“三宽”说，注意到他在1980年代倡导“宽松，宽容，宽厚”时，就已经说明，“三宽”不仅是“治国之道”，事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也是“为人之道”，“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的关系”，也都要讲“宽松，宽容，宽厚”。
我们今天就专门来谈谈“为人之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阐释：“宽容”显示的是“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宽厚”展现的是“人性之美”，“宽松”背后是一个“宽阔、自由与闲适的精神世界”——这些，都让人想起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谢冕兄”，我们不妨“品味”一番。
先说“宽松”。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980年代，朱厚泽那一代老革命知识分子，就已经在大谈“休闲”。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以于光远为首的“关于玩的积极分子俱乐部”，专门召开过“休闲研究”座谈会。朱厚泽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一开口就作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性的历史判断：“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劳和闲相一致’的初级阶段”，而且有这样的振聋发聩的分析：“翻开人类进化、进步的历史，哪一页不与人的‘玩’的行为发生关系。不会玩，是一种堕落；玩得不健康，也是一种堕落。”由此而生发出一个关于“人”和“人生”的重要命题：“要求得人的宽松、闲适和舒展，保持人的身心平衡。”
在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后，或许更应该关注和讨论我们这几代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远为复杂的，令人困惑、不知所措的时代，这就是我最近经常说的“疫情和后疫情”的时代。这方面的问题太多，只能说一点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关的思考。这一次疫情极大地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生命存在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长期困居在家里。由此而凸显出的，是两个问题：如何处理家庭内部，也就是朱厚泽当年提出的“夫妻、父子、母女”的关系，构建新的“家庭文化”；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处理每一个人的“身心”关系？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回过头来看朱厚泽们当年的讨论，不知诸位反应如何？ 我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今天不正应该追求“劳与闲相一致”，学会“享受”日常生活？ 不正应该追求人（我们）自身的“宽松，闲适，舒展”，“保持人的身心平衡”？ ——我曾经私下和学生们讨论，提出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有一个“人的理想、世界观，人的思维、心理、情感方式的调整、重塑”的问题，“平衡”可能是一个关键。
当我想到以上“疫情后”的时代个人人生选择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要想起谢冕老师。谢冕老师可能没有像我想的这么复杂，但他早就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劳与闲”的一致，“身与心”的平衡，他是实实在在的“先行者”。他早就是一个“玩的积极分子”——岂止是“积极分子”，简直就是一个“玩家”，不但玩，而且会玩，玩得“健康”，还演化、发展为“玩文化”。在这方面，就显出我的麻木、落后，以至愚昧；即使是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也是“说说而已”，还是“不会玩”，距离谢冕兄早已达到的“宽松”的人性、人生境界，还是“十万八千里”：真是愧煞我也。
再说“宽容”。这本是北大的传统，似乎无须再多说什么。但我要强调的是，要将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传统在北大真正落实到师生的日常教学中，还真不容易。这其间充满了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在这方面，谢冕老师依然是一个先行者，传播者，捍卫者。我们都记得谢冕老师的一句名言：“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的旗帜。”这段“名言”是谢冕老师在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所写的文章里提出的；在学生的心目中，谢冕老师显然是北大“科学、民主，兼容并包”传统的当代代表和传人。他也当之无愧。
谈到“宽厚”，我想说的是，尽管谢冕老师的思想可以说是“锋芒毕露”，但他的为人却毫无咄咄逼人之势，而是非常的厚道，亲切，容易相处。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谢冕老师的“自知之明”：他不仅毫不隐瞒地公开和捍卫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俨然一位思想战士；但他也毫不隐晦地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不足，表现出极为难得的自我反省、反思、批判精神：这正是我所感佩不已和十分欣赏的。
这就说到了，我也多次说过的，我们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教研室老师的一个传统：每个人的思想、学术、教学都很有个性，并各有成就；但又彼此理解，相互合作、支持，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相互“欣赏”。我此刻就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身边的“谢冕兄”：这是一位多么可爱的老头儿！（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北大中文系召开的“谢冕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