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敢以佛语或道语称“名”之人多非等闲之辈，如熊十力、张大千、陈撄宁等，皆是一代宗师。谢无量先生亦如是。
谢氏“无量”之称，缘于何故，已无从考证，但“无量”出于佛语“无量无数无边”自不必疑。尤耐人寻味的是，谢氏字曰无量，其亦在八十年人生中不期然而然地创造了诸多“无量”。
无量之缘
不得不说，无量先生的人缘极佳，其一生识人之多，遇合之奇，皆属异数，堪称“无量之缘”。
以同学、朋友缘言，谢氏曾先后与马一浮、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项骧同窗共读，可谓同窗皆名流。其中，尤为后人称赞的则是谢、马之交。
马一浮原名马浮，因与谢无量（名沉）结交而更名“一浮”，取“一知己足矣”之意。一浮一沉，足见其情。能让有“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先生语）之称的高傲之士马一浮引为知己，足见其缘之深与奇。而且，他们的友情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马、谢二人一生传书频繁，除探讨学术问题外，尚有诸多表达思念、牵挂之情的信函。譬如，马先生信函中所言“独不得无量之字，令我怪绝”“嗟乎，无量亦知四万里外有一人者，独坐孤思，忆无量甚苦乎”等等，皆是发自肺腑之真情；至于“天南一星光万丈，我所思兮谢无量”，则既饱含深沉思念，又颇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欣慰。
1964年，谢先生去世，马一浮挽联曰：“在世许交深，哀乐情忘，久悟死生同昼夜；乘风何太速，语言道断，空余涕泪洒山丘。”恳切沉痛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情谊之真与深。尤让人动容的是，马先生以八十岁高龄，亲赴北京吊唁，且在“目盲”（患白内障）状态下，以口述方式为亡友诗集作序。
马一浮于1904年5月自美国转日本留学，曾带回两部《资本论》，其中一部即赠与彼时同在日本的好友谢无量。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从日本回国后，两人在江苏镇江焦山朝夕相处一年，深入研讨《资本论》及国学。据学者考证，谢、马阅读《资本论》的时间较陈寅恪要早7个年头（陈氏在1911年于瑞士始读之），而陈先生曾一度被学界认为最早读《资本论》的中国人。
求学期间，因与马一浮、马君武合办《翻译世界》，谢氏逐渐崭露头角，有缘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名流，并因才华出众得以任《苏报》主笔。嗣后，其朋友缘益发延伸，在友人杨庶堪、熊克武的推荐下，又先后结交刘师培、吴之英、廖平等蜀中大儒，并与他们在四川存古学堂（后更名为国学院）共事。彼时的存古学堂可谓人才济济，吴之英、廖平、刘师培皆是大师级人物，然年方26岁、被称为“小谢”的无量先生却能置身其间不觉有碍。担任主讲，他游刃有余；论及对学院的影响，他居然能与三位宿儒旗鼓相当。其间，无量先生在教授词章的同时，又下功夫研究国学。因其天资聪颖，加之后天勤奋，又与廖平、吴之英等相互切磋砥砺，其学更是日益精进。
时任院长吴之英对之推崇有加。后来，吴之英请辞国学院院正时，致书当地政府，举荐贤才，竟如此呈报：“院中群材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刘申叔渊雅高文，重以曾笃斋、廖季平淹该多方……”（参见杨国先主编《吴之英评传》）观其呈词，首提谢无量，其后方提到刘师培、曾培、廖平。吴氏独把年轻的谢无量放置首位，其他诸儒亦能欣然接受，可见诸儒的宽厚，亦见无量先生才华之惊人。谢先生后来回忆蜀中岁月时，有“廖吴把臂谈经学，齐鲁风流嗣古人”的诗句，即是对廖平、吴之英等人深沉的纪念。无量先生在蜀中与刘、吴、廖的结交，当谓其学问腾飞之关键。
以学生缘言，谢氏于存古学堂时，为学术界和新文化界培养了众多人才：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刘晦愚、王光祈、相子敬、蒙文通等皆曾受教于谢门。除存古学堂讲学外，谢氏又受马一浮之邀去复性书院授课，马氏弟子名流甚多，皆对谢先生执弟子礼，足见谢氏学生缘之殊胜。
谈及谢氏“正式”的师缘、学缘，亦非同寻常。他少年时拜浙江学者汤寿潜为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新学；《苏报》因言辞激烈引起清廷不满，章太炎、邹容入狱，谢遂赴日本京都留学，接触西学，开拓视野；未几回归，南下金陵，曾同太虚法师同入佛学大师杨仁山门下学佛……此种绝妙之师缘、学缘，几人能及？
谢无量一生曾与两位伟人结识，这种机缘更是横超诸有。一位是孙中山。孙钦佩谢之学识，曾与之交谈多次，现有信函为证：“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下午四时驾临鄙寓，会议进行，是所切祷。”谢氏得信函后，按时前往，二人交谈极为欢洽。据谢氏续弦陈雪湄女士回忆，无量先生的“许多意见都被（孙中山先生）采纳”（陈雪湄《漫谈谢无量的书法及其他》）。另一位是毛泽东。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谢氏与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等人。毛泽东对谢氏评介甚高：“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徐鲁《世间已无谢无量》）
谢氏之奇缘，绝非空无来由，实与其恢弘之志相关。无量先生幼时即勤攻书史，少年时则向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君之学行，可谓结缘于“三君”。顾、黄、王之志向、学问，亦在无形之中开启了谢氏的奇缘之旅。加之谢氏“择善而固执之”，故缘上起缘——佛家所谓“增上缘”，终感召出无量、无上之奇缘！《易传》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以《周易》“感通”理论解释谢先生无量之缘，庶几可乎？
无量之学
“缘”发于志、兴于学——根底在学。若空怀大志而学力不逮，即便有缘，亦难持久，更不必说“增上缘”了。谢氏能有此无量之缘，与其广博、无量之学密不可分。
谢先生治学，无所不窥，不立宗派，格局宏大，可用“打通文史哲，会通中西印”概括之。谢氏于学问不但追求博雅与精深，且勤于笔耕。其毕生著述超过2000万字，除大量诗词歌赋、政论时文外，结集出版的著述计有32种之多（含卒后成书4种）。彼时著述多以毛笔书写，故而，暂不论其研究内容，仅以2000万字的数量观之，也称得上“无量”之学。
观其著述，更知其学“无量”。自1914年至1918年的四五年间，无量先生仅在中华书局就出版了17部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佛学、社会学等领域。自1923年至1933年，他又相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四部，涉及政治、历史、诗歌艺术等领域。谢氏虽下笔迅速，然每一部著作皆戛戛独造，慧眼独具。譬如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乃中国第一部哲学通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34年。一向以谨严甚至挑剔著称的方东美，对胡适、冯友兰二先生的哲学史给予严厉批评，他认为，胡适的哲学是“斩头的哲学”，因其从子学开始；冯友兰的哲学是“贩子式的哲学”，因其用西方的套路。而谈到谢著《中国哲学史》，方东美则给予充分肯定：“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还抄得像样……”（方东美《中国哲学的精神》）谢先生西学知识从日本获知，故其《中国哲学史》未免模仿了日本的方法，但其构架毕竟是中国式的。前些年，哲学界曾就“如何重写原汁原味的哲学史”展开讨论，其实谢氏在百年前已交出答卷。
纵观谢氏《中国哲学史》，其显明特色有三。其一，尊重中国历史。就著作开局看，谢著不是“斩头的哲学史”，其著不从子学起首，而是尊重历史，从“邃古之渊源”入手，将先秦史及《易经》《尚书》等经典作为哲学的总背景，进而探讨当时公认的教科书“六艺哲学”，再渐次引入至儒、道、墨、法、名诸家而展开之。其二，体现中国哲学特色。就研究方法而言，谢氏著作当然参照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了诸如宇宙观、人生观、辩证法、修养论、实践道德论等西学概念，但整体呈现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伦理、实践、体认等）。其三，重视研究方法。谢先生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凝练出“并存异学，求其会通”“因世论人，述变推原”“时代为经，学派为纬”“分类述之，条纪贯串”“约其精蕴，无取繁词”的哲学史方法论。虽然谢氏未能完全贯彻之，“但是为后人重写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参照，其重要贡献不可磨灭”（覃江华《“兼纵百家，必归于儒”》）。
谢著《中国哲学史》自1916年10月初版至1940年，共发行12版，创造了学术著作出版的奇迹，影响巨大。
谢氏的《佛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理论的“教科书”。概观之，该著分上下篇，上篇讲佛教史，下篇讲佛教理论，似无奇处；细审之，则见著者苦心。谢先生仍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佛教理论进行重新审视。该书首先从释迦牟尼行状入手，旁及十大弟子，以叙述之笔白描之，使人顿生亲近之情。其次，渐至其教义并拓展至诸流派之发展及判教理论，皆娓娓道来，读至此，佛教发展之脉络，尽收眼底。复次，又对佛教之特色逻辑“因明”进行详尽讲解。作为佛教“论理学”的因明学，乃讲理的工具，谢氏将其安排在佛理之先，自是契机契理。因明历来为难啃的硬骨头，谢氏敢于问鼎因明学且能条理清晰地绍述之，足见其佛学功底之深。再次，又以“心理学”为总括，以因明为工具，探讨理论性最强的般若宗、法相宗，尤其详尽分析了境、心之关系。其分析，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艰深、烦琐的法相概念在谢氏笔下条理清晰、各得其所，让人由衷佩服。最后，此书以“佛教伦理学”概括佛教戒律及修行要津，此暗合从理论到实践的思路。《佛学大纲》结构严谨，内容丰满，语言流畅，又极富逻辑，是佛学入门的优秀“教科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僧俗两界之盛赞。太虚法师高度赞扬此著，著名居士尤智表先生因此著结缘佛法。当然，最具说服力的仍是出版次数，该书从1916年8月初版至1936年8月，发行了11版之多。
至于《伦理学精义》《阳明学派》《孔子》《韩非》《王充哲学》《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系列哲学著作，亦皆有慧解，多用作高校教科书，影响甚大。其中《王充哲学》曾得到毛泽东的推崇，“……（谢先生）思想也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本书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徐鲁《世间已无谢无量》）
谢氏的《中国大文学史》同样是首创，创见亦多，田海林先生谓之“引证闳翔博实，立论精要确当，深得学者推崇，鲁迅先生多次引用其例”（《谢无量学案》）。谢氏的《〈诗经〉研究》论证严谨，颇多洞见，他认为孔子编《诗》别有用意，《雅》先于《颂》，《国风》先于《雅》，此体现出通俗平易在前，典雅庄重在后。此书对学术界影响深远，鲁迅先生多次向学生推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三书，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赏。谢氏不仅倡导男女平等，且深入研究妇女文学，他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妇女文学修养谈》，均为“开先河、填补空白”之作，无论于提倡新风尚还是学术研究，皆具开拓之功。
谢氏学识广博，且勇于开风气之先，故受到学界盛赞。廖平慧眼如炬，他61岁写就《孔经哲学发微》后，一定要让年仅30岁的谢无量作序，那时谢氏的著作尚在“腹中”，足见廖平对其认可与器重。
谢氏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在四川大学任教时，他除主讲《庄子》之外，还讲过《汉魏以后四大思想史》。有人评价说，谢氏此课，对玄学、佛学、道学、理学融会贯通，作类比综合评述，其方法及见解，竟与西方之“比较学派”不谋而合，堪称一位勇于探索创新的学者。(参见《谢无量学案》)此外，谢先生还精通英、德、日、俄四种外语，又通梵文，吴丈蜀先生称其为“文不加点，下笔称诗的大诗人、大学者”。
因谢氏具“无量”之学识，故其一生能辗转于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高校任教，若非有无量之学，孰能为之？观谢氏之学，大抵亦能解释其无量之缘：概其人愈优秀，愈能结识优秀之人。
无量之才
才与学不同，学属理，才属情，才天生的成分多，一流学者未必皆具一流之才。谢无量不仅有“才”，且借后天学识之滋养，更具“无量之才”。
才，于传统而言，莫过于诗文、书法。谢氏二者皆精。
以诗文言，其少时即能吟诗，曾写《咏风筝》诗：“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立意甚高，非俗人所能为。冯其庸先生在怀念恩师谢无量的文章中，谓谢氏自十岁写诗词直至八十岁，未曾中断，数量至少几千首。惜乎大半失去，然仅观其“残留”，亦能见精。
1900年，他17岁，在北京亲见八国联军之暴行，奋笔疾书，现存“拔剑茫茫欲问天”等句，足见其志。孙中山逝世，谢氏守候在侧，作悼诗云：“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见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莫改香。”可见其情。其酬答好友马一浮的诗：“钓尽西江未觉多，荒陂秋水带残荷。旧栽斑竹仍生笋，自写黄庭不为鹅。鼓枻便从渔父去，观濠敢望惠施过。此间亦有捞虾渚，暂乞烟溪养碧萝。”可见其性。即便晚年写新事物《降落伞》，亦能“老瓶装新酒”写出新意：“作队狞龙战九霄，攀髯群从倚风招。真成飞将从天降，羽盖高悬百尺绡。”足见其才。
谢无量友人刘君惠评曰：“无量先生的诗，博综万象，远绍风骚，蒿目时艰，幽忧悱恻，抗言咏叹，而无噍杀之哀音……遗诗三千余篇，卓然于同光风气之外别树一帜。”（刘君惠《谢无量自写诗卷·序》）观其诗，当知刘氏之言绝非浮辞。
以书法言，其影响又在诗之上。谢氏在中国书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被世人誉为“孩儿体”。其字结体顺其自然，不事雕琢；其运笔如行云流水，天趣盎然；其章法隽永中饱含天真，耐人寻味。今镌刻于成都杜甫草堂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其中代表之一，初看似无古法，细察则一股天真烂漫之逸气扑面而来。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说：“蠲叟（即马一浮）于书法颇自矜负，时人之作少有能入法眼者，独赏啬庵之字。马云：‘谢无量先生不好临摹而天才卓异，随手挥洒，自然佳妙。’”于右任论曰：“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是承先启后，别树一帜的‘书坛俊杰’，我自愧弗如。”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林思进尤看重谢氏书法：“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而后，断推无量。”谢无量已然超越“匠人”层次，跃然而入“大家”境界，因此之故，谢无量被推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绝非偶然。
谢氏书法，固从碑帖中来，然真正造就其“才”的，实为深厚之学养。无量先生晚年常常读《道藏辑要》，浸润于道家，道家自由、超脱之空灵品质皆灌注于其中。陈雪湄说，“无量先生对老庄的研究，则从未中断……老庄哲学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了”“无量书法的形成，一部分归功于他对老庄哲学的研究”，无量先生的书法“也和其诗、文一样，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陈雪湄《漫谈谢无量的书法及其他》）
其书如是，其诗亦然。谢氏不但写诗，尚研究诗学理论，他曾提出写诗要“破三关”，即突破宋之元祐、唐之元和、开元三关，唯有挣破“程式”之限制，方可脱胎换骨、挥洒自如，写出上乘之作。
以此观之，学滋其才，“非学无以广才”；才显其学，学至深愈显才之无量。今之仅迷恋于书、诗之技法而忽略学养者，亦当有所思焉。
“蜀中奇才”谢无量离开人间已近一个甲子，然其恢宏无量、心系中华的一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是丰富的，留给后人的启迪亦弥足珍贵，值得今人研究、继承、品味。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宜宾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