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支持下率先创办《新语文》周刊，由杜子劲、曹伯韩、孙伏园、陈健中等任编委，成为国内最早正式使用“语文”字样的报刊。
杜子劲的文章《新语文运动的性质跟目前的任务》刊登在《新语文》创刊号上。他在文中回顾了六十年来中国语文运动的概况，认为前四十年是属于资产阶级学者所领导的旧范畴的语文运动，后二十年是属于无产阶级学者所领导的新范畴的语文运动。这两个阶段的性质不同，所以在文字改革的方案、语言政策、基本理论上都有极大差别。新语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现阶段的语文工作有很多，为了实行新文字、修桥补路、砍草伐木、碾平地基，展宽路面的预备工作也是不可少的，例如文章的口语化，建立口语语法，调查方言，词类连写的研究，如何解决同音词以及简体字等问题，都是现阶段语文改革工作者所应解决的具体工作和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此后，杜子劲又在《新语文》（1954年改名为《文字改革》）周刊上，发表了《〈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序》《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纪要》《西康彝族创立拉丁化新文字的意义》《汉字的排列方式必须简化》等文，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论点和主张。其中《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纪要》这篇大事记，在1951年《光明日报》上分七次连载，记录了1950年语文运动中的重要事件、文件、出版的重要著作、刊物以及消息。
杜子劲，何许人也？由于他在1955年就去世了，所以后人对他知之不多，甚至《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原主编张巨龄先生，在2014年为纪念《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撰写回忆文章时，为确定一位名叫“杜子劲”的作者身份，访问多人、遍寻资料，终于在某旧书网站觅到一本此人所编写的小书《简体字》，为“解决心中疑惑”，便毫不犹豫地花了1200元买下了此书。（李苑《张巨龄：依然憧憬壮如花》）
杜子劲（1897—1955），别名杜同力，河南西华人，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开拓者、“文改”文献资料的早期整理者和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语文教材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使用“语文”字样的教材《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还是首版《新华字典》的主要编写者之一。1985年，《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在第四分册中，将杜子劲列入“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之一，并对其生平事略和学术贡献做了简要总结，充分肯定他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和新文字改革运动的重要贡献。
一
杜子劲早年在家乡求学，民国初年考入开封河南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当了几年国文教员，一度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1921年，他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师从钱玄同、黎锦熙、鲁迅等，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钱玄同、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编辑部帮忙，曾以“杜同力”“同力”之名在《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晨报副刊》《语丝》《歌谣周刊》《国语月刊》《国语周刊》等发表诗词、小说、杂文、论文20多篇。
1925年，杜子劲从北京师大毕业，先后在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和女子师范任国文教员，长达20多年。关于其执教和为人情况，河南书画家张道生回忆说，开封女师校长王少明，老教师杜子劲、谢瑞阶等“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其中“杜子劲老师编著有《四声易通》，为语文教学和声韵研讨提出了简明途径”。（张道生、张明道《抗战期间开封三校在夏馆》）曾在开封一师读书的著名作家李蕤晚年撰文《怀念杜子劲先生》，评价先生“是朱自清式的典范”：
他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和嵇文甫、郭镂冰先生，都是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嵇文甫先生曾多次和我们讲，杜先生不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不愧为人师表，在讲授白话文的方法上，也活泼生动，有自己的创造。他的国文教学，从选材到教法，都围绕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审美能力。他在开封省立女师十几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女青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的熏陶下，许多女学生奔赴革命斗争前线，成为社会栋梁。他不攀高结贵，不拉帮结派，不阿谀奉承，不哗众取宠……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李蕤《怀念杜子劲先生》）
在政治上，杜子劲是进步的。他同情革命，厌恶专制政府和反动统治，经常利用其名师身份，传授进步思想，掩护和营救革命志士。1928年，蒋介石反共气焰愈益嚣张，不少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被捕，杜子劲与林伯襄、王拱壁、吴信予等河南教育名流积极开展营救工作。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学校里共产主义思想在传播，如国文教员杜子劲，以组织‘吵闹社’为名，把他的大量进步书籍借给学生阅读，他的屋里经常是男女学生，挤满一屋，笑语喧闹，十分热闹。我当时也是‘吵闹社’读书的学生之一，时常听到他们在谈到‘CP’（共产党）‘CY’（共青团）的问题。”（高韦伯《开封‘大一中’之合并与分裂》）“我们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接触到很多进步老师和学生。比如国文老师杜子劲，他是鲁迅的学生，他多次对我讲，你应该到上海去，那里进步作家很多，对你的进步有很大帮助。”（齐欣《一个高风亮节的人》）
1937年夏，党在开封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创办了《风雨》周刊。中共党员王阑西主持其事，姚雪垠任编辑，嵇文甫、范文澜、杜子劲等任编委。为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党组织发展进步力量，对中小学、师范学校校长和名师，如周祖训、杜子劲、谢瑞阶、王元春等则团结争取，并通过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抗日主张。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少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
杜子劲的恩师钱玄同倡行汉字改革，大声疾呼“现行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主张“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等观点，对杜子劲影响极大。他坚信文字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过《我底批改国语作文底方法》《横行系》《关于谚语的报告和说明》《改革思想和唤醒民众的工具》《国文科入学试验谈》《海爬狗儿怎么样啦》等文章。他呼吁文字书写“横行”，建立“国语语学”，改官厅文告为白话文，关注民间俗话、谚语，并认为救国图强的根本在于改革民众思想、提倡平民教育，而根基则在于语言文字，即所谓“非国语不能唤醒民众，非民众不能成功国语”。在此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对“文改”的事情始终不离不弃。
从1928年到1948年，杜子劲在《大公报》《世界日报》《中国时报》《前锋报》《国语旬刊》《国语周刊》《国文月刊》等报刊上发表70多篇文章，其中代表作有《中国新文字问题》（1928）、《论横行排印的便利》（1933）、《简体字年谱》（1936）、《河南俗语录》（1937）、《鲁迅先生的野草》（1943）等。他还辑著了《革命春联》（1928）、《中国新文字月谱》（1930）、《静女论集》（1931）、《新文字评论》（1931）、《四声易通》（1943）、《国语拼音字拼写法式》（1944）、《大战条痕》（1946）、《语文论集》（1947）等书。杜子劲极力倡导新文字改革，采用罗马字母，主张文艺大众化、汉字通俗化和横行排印等。而且，从1930年开始，他在“文改”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因此，杜子劲在现代所谓“中国语文运动”中的表现相当突出。
1928年7月，杜子劲在河南“国语罗马字讲习会”上演讲《中国新文字问题》，认为“中国文字是教育上的大问题”，也是“在教育上唯一的障碍”，对于所用文字方式问题，我国“大有不即刻改造它就生活不下去之势”（杜子劲《中国新文字问题》）。本来“国语罗马字运动”是以推行标准的国语为宗旨的，但南京政府的封建意识和复古主义占了上风，所以明里暗里加以阻碍，试图瓦解这股力量。杜子劲不为所动，执着追求，曲折前进。叶籁士在《1935年的中国语文运动》一文中说：“随着拉丁化运动的逐步开展，国语运动内部发生了动摇，最显著的便是由杜子劲先生主张的国语罗马字修正说。这也是1935年中国语言运动上的一大事件。作为修正说的代表言论，可以举出杜子劲先生的那篇《论改良国语罗马字》。”
1930年2月，杜子劲被聘为河南省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委员，参与拟定《推行注音符号方案》，并参与创办传习所、编印书报、督促检查等事宜。同年暑假，他进京与几个热心新文字运动的好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并开办暑期讲习班。还是在这一年，杜子劲开始收集和整理中国新文字领域的资料，在友人李中昊整理1926年前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做了1926年到1930年的总结工作，将收集到的80篇文章辑录为《中国新文字月谱》。又选取其中的24篇，另加上附录5篇和他新创作的《最近五年来的中国新文字问题》一文，共计30篇，编辑单行本，取名为《新文字评论》。他认为，“在最近五年中，国人对于文字问题的讨论有三个高涨时期：第一期在1926年与1927年之间‘国语罗马字’第一次公布的前后，第二期在1928年‘国语罗马字’第二次公布前后，第三期在1930年国民政府积极提倡注音识字的前后。”对其中每一期的情况，他都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
深受钱玄同影响的杜子劲，平日写文章都是横行，教书时也希望学生横写记笔记。1933年，他在《论横行排印的便利》一文中总结了横行的十种优点：便于排阿拉伯数字及统计表，便于讨论翻译的文字，便于发音学的著述，便于语言文字学的著述，便于中西文对照，便于应用各种公式，便于作索引，便于诗词的排印，便于实用上各种标记及广告的书写，便于文章中的附注。他认为“在古文字用直行排列是较久的而不是较古的，古代文字的排列是横直并用，并且左行（向左读）右行（向右读）亦杂乱无定，甲骨文及金文就是如此。”因此，他强烈呼吁：“当该只用横行！”
在国文教学和社会活动中，杜子劲也很热衷于推进新文字改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三十年代，我们在开封女子师范读书时，有位杜子劲老师（全国有名的研究语言的学者）为了训练、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曾教我们一首他自编的《四声歌》：‘你是王老八，一毛也不拔，抓起土一把，不让你称霸。八、拔、把、霸，这是什么话。’读后，认为对‘四声’的掌握很有帮助，幼儿读读，也很有兴趣。”（心泉、国权《四声歌》）李蕤晚年回忆说，杜子劲1935年10月在开封“文艺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讲了两点意见，印象很深：一是方块文字对于文学的带累，一是希望从事写作的人采用新的语汇。前者是指示着需要对中国的方块字革命，后者是指示着在现阶段应如何尽可能地处理这些现有文字，使它接近现实。
1936年4月，茅盾以《文学》社名义，在《大公报》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号召全国作家等人士以“1936年5月21日”为主题，记录下当日发生的事情，以彰显这一天之内的中国全貌和生活实情。这种活动过去从来没有过，因而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共收到来稿3000多篇，约600万字。经过层层严格筛选，这年9月，由茅盾担任主编、共80多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引起了轰动。其中就有杜子劲创作的《开封一瞥》，这篇文章不长，只有2000多字，反映了当年开封商业和民生情况。让杜子劲失望的是，他“一瞥”中的开封市场是萧条的、没有生气的。所以，他为开封叹息，为这座古城感伤。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文化悠久丰富，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俗语，如“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阳牡丹甲天下”“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小时偷拿针、长大偷扛杉”等。杜子劲是个有心人，在研究语言文字过程中，也很留意当地常言、俗话，并将其辑录下来，做了一番剖析，形成了《河南俗语录》（193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杜子劲与嵇文甫、于佑虞等开封文艺界进步人士顶住压力，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追悼会，并当场散发了《鲁迅逝世纪念专刊》的小册子。第二年，他们又召开了纪念鲁迅座谈会，并发表宣言，借以唤起各界注意。鲁迅逝世以后，鲁迅研究出现一股热潮，其中不少研究者给予《野草》更多的注意，但直到40年代中期才有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现。杜子劲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43年1月他在《学习生活》上发表的《鲁迅先生的〈野草〉》及其《野草集释》一书，学界评价甚高。
三
1949年年初，河南解放，杜子劲被抽调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与万曼等编写了一套高级中学适用的课本《国语》。他们在《编辑例言》中写道：“本书中心意图，在适应学校国语教学需要，提高学生政治文化水平与阅读写作能力，故选文标准，多本该文教学价值，语文价值与思想教育价值，因之，选文内容，力求切合新民主主义方针、精神，联系群众革命生活和斗争。”1950年，出版总署、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将该书列为高中国文教材的选用版本之一。此外，1949年，杜子劲与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叶蠖生合作撰写的《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发表在《文艺报》上，此文引起了如何对待古典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接着，《文艺报》连续刊登了有关讨论文章。
1949年8月，经叶蠖生介绍，杜子劲奉调进京，任中央教科书编审委国文组编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改任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编辑。在叶圣陶和宋云彬领导下，他与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张中行等编写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并具体负责第三册的编写。这是我国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正如该书“编辑大意”讲的：“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1950年8月1日，叶圣陶、魏建功创建新华辞书社，并先后挂靠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杜子劲是辞书社（也称辞书编辑室）的最早加入者，并作为主要编写人员、资料组组长，与萧家霖、孔凡均、张克强等编出了由人教社出版的《常用字汇》（1953），更完成了积数年之功、几易其稿的音序版、部首版《新华字典》（1953、1954）。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为此，杜子劲撰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介绍〈新华字典〉》（1955），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上，成为全面深入介绍这部字典的一篇力作。他说：《新华字典》的优点是“切合实用，检查方便，一般的字形、字音上的问题都能得到适当的解决；最重要的是对祖国语文的语词具有正确的解释，使读者在阅读上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笔头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这部字典的编写主要是供小学教师、初中学生程度的干部去使用。它的内容着重在语文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语文字典。”“这部字典在字形、字音、字义各方面的处理都有它的特点。”“总结以上所说，这部字典是一部切合实际需要的字典。不但字形跟字音上的处理很周详，重要的是编者不是从方块字出发，而是从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因而在义类的分析，单字跟复合词的安排，语法词的说明，这三方面表现出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新体例。它可以使读者借以对祖国语文的语词得到较正确的认识，对读者在书面上跟口头上的语文运用有很大的帮助。”
其间，杜子劲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搜集和整理文字改革进展的资料，先后编辑《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1950）与《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1952），成为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重要文献资料，为其后“文改”历史的研究和“文改”事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资料。他所编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中国文字改革六十年大事记》收集了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文件、著作、讲话、会议、刊物、主要改革方案及重要活动等，曾于1952年在《语文知识》上连载。这实际上是一部六十年“文改”运动的简明编年史，对过去的“文改”史实做了总结，也为其后“文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和可靠线索。杜子劲去世后，1959年杨长礼整理出《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补遗》，刊载于《文字改革》半月刊。
那些年，杜子劲参与了很多与文字改革有关的活动，对于文字改革问题也深有研究。他先后在《语文教学》《光明日报》《语文知识》《中国语文》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如《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几个问题》（1950）、《语文教学中的“语”“文”分合问题》（1951）、《中国语文问题纪要》（1951）、《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1952）、《汉字的排列方式必须简化》（1954）、《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1954）、《汉字在书写上的缺点》（1954）等。这些可谓杜子劲一生从事“文改”工作的总结和思想精华，也是其晚年关于中国语文及教育理念的代表作。其中《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几个问题》全面论述了他对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于中国文字是否要改革的问题上，看法已趋于一致，但在改革的具体办法与步骤上，还有不少分歧。他指出，中国文字改革的办法虽有好多种，但不外两种性质：一种是属于修补的，一种是属于创设的。基本字、核心字、简体字、注音字母等是补救汉字的缺点，属于修补性质。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另立一种文字，属于创设性质。今后中国文字改革的重心应是创设的不是修补的。但汉字又不能马上废除，当新文字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我们还要借重它，因而今天汉字的修补工作又是完全必要的。在创设新文字的问题上，杜子劲主张要具备两个特点：（1）作为语言的记录，不是作为汉字的注音。（2）着重在新文字的建设，不单纯着重在解决识字问题。中国的新文字应该是中国语言的书面化，应切切实实做到“语”和“文”的合一。另外，他在文中还论述了新文字与新文化的关系，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的关系。他认为，文字改革不是单纯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还应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吸收国际文化，发展语言。
1955年5月21日，杜子劲因病逝世。当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载：“杜子劲以肝病逝世，闻之怅怅。杜君以四九年来京共事，后入辞书编辑室。卧病约两月，竟尔不起。”
（作者：郭 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