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林冠夫先生是知名红学家，既有极高的文艺理论造诣，又亲身进行诗文创作。他常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开设《目录文献学》和《诗学》两门课程，讲授古典文献的源流、古典诗词的批评与鉴赏。十几年前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时，有幸聆听林冠夫先生的这两门课，顿生倾慕之情，后来经常陪伴在他身边，听他聊学问、聊往事。林先生已经去世六年了，他那种颇具古风的学者范儿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复旦十年
林冠夫先生1936年出生在浙江永嘉的一个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他聪慧而又不乏勤奋，中学时就博览群书，并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高中时，他创作的寓言《梨树的遭遇》轰动一时，后来被收录到《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的儿童文学集里。
1957年，林冠夫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5年，研究生3年，因为“文革”，又在学校滞留了两年，前后一共十年，他直到1967年才分配到北京工作。
在复旦大学的十年是林先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给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生活。当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汇聚了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王运熙、鲍正鹄等诸多大家，林先生一一跟我讲过这些先生的学问、风采。他研究生时的指导老师是刘大杰和朱东润两位先生。刘先生讲课很精彩，一上课，窗台上、讲台前都挤满了学生，而且到了下课时间，大家还意犹未尽，搞得刘先生不得不拖堂，下节课的授课老师只能在教室门口提醒。“反右”时，有人在会上批判刘大杰先生，他坦然接受，态度极其诚恳，可会议一结束，走出会场，他就把手里的文明棍耍成了圈，兴致盎然地回家了。这足见刘先生之胸襟。朱东润先生除了学问好，书法也十分了得。当年他写的大字报，在夜里常常会被人偷走。林冠夫先生的书法也受到过朱先生的指导，尤为有趣的是，朱先生让他用毛笔画圈以练习运笔。林先生说及此事，我不由想起了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此外，蒋天枢先生的文人气质，鲍正鹄先生的幽默诙谐，赵无极先生的叔叔、复旦老教授赵宋庆先生夜里在房顶讲星斗，在王运熙先生家里彻夜畅谈……林先生讲述的种种趣闻轶事，虽然轻松好玩，却也不失为另一个角度的学术史，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近距离感受老一辈学者为人为学的风范。林先生还跟我说，老师们对他太好了，但是这些先生都走了，他无法回报。此时，他眼里已经饱含热泪，声音也有些颤抖，顿了顿，接着说道：“如今，我只能把这种‘好’继续传递下去，传给自己的学生。”
第一次到林先生家里拜访时，我告诉他，我是山东济宁人，林先生说他跟山东人有缘，几个好朋友是山东人。他上大学时，条件艰苦，年轻人饭量又大，总是吃不饱，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位同学迟赵鹗（林先生叫他迟大哥）是山东日照人，每次从家返校，都会背回一包袱煎饼。到晚饭时，迟赵鹗就从包袱里抽出一张，一撕两半，一半塞到林先生的饭盒，另一半自己留下，然后才去打饭。有这半张煎饼垫底，林先生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有一年“五一”前后，我陪林先生到浙江师范大学访学。那天坐的是晚上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杭州，再乘汽车到金华，已经是晚上11点了。林先生突然提出要去汽车站吃一碗炒粉干。浙江师范大学陈建军教授把我们拉到了金华汽车站，找了一个路边摊，点了三份炒粉干，特意嘱咐店家多加点香肠火腿。我们在简易的棚子里坐下，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炒粉干端了上来，林先生尝了尝，不禁动容：“嘿！就是这个味道。”原来，林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从上海到他的老家温州没有直达车，每学期开学或者放假回家，他只能先到金华中转。每次到了金华，他都要先吃一碗炒粉干，然后再赶路。不过他说，那时的炒粉干里可没有这么多好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夹起一块香肠给我们看。
魏晋风度
林冠夫先生的身上有一种魏晋风度，有一种洒脱与豁达。特别是退休以后，他的生活更是随心所欲。跟他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睡得晚，每天中午才起床，吃饭、泡茶，开始读书或写作，熟人是绝对不会上午去打扰他的。
林先生家是从下午或者傍晚才开始热闹起来。有段时间，我的住所与先生家仅一路之隔，从我的阳台能看到林先生的书房。每当华灯初上，我就能看到林先生家里有没有客人，有些客人的身影我还很熟悉。有些朋友知道我和林先生住得近，去拜访林先生时，顺便打个电话约我一起去聊天。倘若没有客人，我也会过去陪他聊会天。那时，林先生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无论学生还是朋友来家里，都不拘束，多是自己动手做菜，然后喝上几杯，这是林先生最开心的时候。他希望大家把他那里当作家。他曾经给我的一本书写过一篇序，题目是《窗口灯光依旧》，说的就是此时的情形。
林先生对学生永远那么和蔼、慈祥，所以有人说林先生脾气好，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林先生为人极其豪爽，而且颇有几分侠义，也有“兄弟不伺候了”的决绝。林先生说，他年轻时还是有些酒量的，但是我跟着林先生时，他已喝得很少了，因为血压有些高，大家都不让他多喝。听陈建军兄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办公的时候，林先生的工资和稿酬几乎都花费在学生身上了。他常说，学生没有钱，他这里还有几块好花。
林先生善书，很多人都找他索要书法作品，美其名曰“求”。兴致来时，他一般不会拒绝，但若无兴致，任你百般哀求，先生也只是默默抽烟，岿然不动。我们学生总是有着优厚待遇，往往有求必应，所以很多仰慕林先生而又怕遭到拒绝的朋友，经常会绕个弯来找我们，学生的面子，林先生还是要给的。然而林先生也有“文辞不雅不书”的脾气，对于一些稀奇古怪的题字请求，他总是断然拒绝。林先生淡泊名利，很多人上门恳请林先生参加一些书法展览，他都一一回绝，用他的话说：“我不是书法家，我只是偶尔用毛笔写几个字而已。”
林先生去世前几年，曾到济宁考察运河，那个礼拜就住在我家里，这样方便我们照顾，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太白楼附近，我和朋友带他沿着老运河漫步，林先生给我们讲了些李白的趣闻轶事，以及李白和杜甫的关系，他把李白归纳到一类文人里面，而把杜甫归纳到二类文人里。
临回北京前一天，林先生对我说，今晚我要写几个字。我听了很开心，理纸研墨侍候。他先给我的书房撰了一联“入座蛩鸣添静趣，穿檐商角涤尘心”，接着又给我们家里的每个人和这些天接待了他的朋友都写了一幅字。他说：“秀才人情纸半张。这些天你的朋友们很辛苦，林某也只能这样了。”后来，我把这些书法送到朋友们手上时，他们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欣喜。林先生担心的是，他的济宁之行让我欠下一堆人情，却不知，我的这帮朋友都为能陪伴他而感到荣幸呢。
年轻时在“五七”干校，林冠夫先生与著名学者王朝闻先生分在一个队，虽然王先生年长林先生20多岁，但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林先生在《溪山话本》中曾有文章记载，在那枯燥的岁月里，两个人在冬天的窝棚南墙，抱着铁锨，把手缩到袖筒里，偷偷地聊一些文艺研究方面的事。后来两人成了同事，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或许是出于文人的清高，作为普通研究员的林冠夫，跟已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朝闻有意疏远了。有一次两人在研究院门口不期而遇，林先生刚要躲开，便被王先生叫住，并质问道：“林冠夫！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躲着我？”林先生笑了笑，淡淡地说：“你现在是领导，不宜过于亲密，有攀附的嫌疑。”“你这个人啊！”王朝闻用手指了指，无奈地说：“还这么老夫子……”即便如此，两人的感情还是不同一般。我曾经听林先生说，有一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想调他过去执教，他也动了心，就去跟王朝闻先生商量。王先生思考了一会儿说：“在这里做你的研究多好，何必要跑到清华去？”此事便戛然而止。
郑雷先生曾为林先生撰了一联：“湖海平生意气，记青史徵心，红楼说梦；鱼虫半世功名，有缃囊贮略，碧纱笼诗。”林先生对此甚为满意，这副对联一直悬挂在先生的客厅里。
红楼诗心
林先生以红学家闻名于世，但他有一枚“误入红楼”的闲章。他常常自嘲：研究《红楼梦》无非为了填饱肚子，混碗饭而已。
林先生研究《红楼梦》，要从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红楼梦》校注本说起。那个校订小组汇集了全国各地多位著名学者，成立了一个不小的“班子”，历时七年，完成了《红楼梦》校注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自1982年出版后，一直盛行不衰。在《红楼梦》新校本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先生说到这个专家组：“所谓‘调集专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确实集中了一批学人，来自东南西北，主要是高校。最初集中了12人（人民日报李希凡，人民大学冯其庸，文化部沈彭年、林冠夫，人民出版社胡文彬，吉林周雷，山西刘庆库即刘梦溪，复旦大学应必诚，上海师大孙锁顺即孙逊，中山大学曾扬华，北京大学沈天佑，北京师大的我）。”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回到国务院文化组不久就被抽调到这个小组，也就是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吕启祥先生在文中又说：“校出了分册装订的大字本征求意见稿，向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镇江、合肥等地征求意见。一年多后，小组很多人回原单位，冯其庸、林冠夫、应必诚、周雷、沈天佑和我等留下，又借调来安徽师大朱彤、哈尔滨师大张锦池、杭州大学蔡义江、中央戏剧学院祝肇年。以后，他们也先后返回原单位。随着艺术研究院和红学所的建立，又陆续调来了陶建基、徐贻庭、顾平旦和丁维忠，接着工作直至完稿。”就这样，林冠夫先生留在了红楼梦研究所，直到退休。
其实，林先生进入校订小组，以至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了一辈子，倒也并非没有一点缘由。林先生特别喜欢《红楼梦》，据林先生自己说，他在中学时就曾反复读过《红楼梦》，而且还爱抄写里面的诗词。他最喜欢史湘云，因为史湘云心直口快，不拘小节，开朗豪爽，而又才情飘逸，尤其是她那淘气的样子，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这个人竟然这般可爱，真是痛快，可以说史湘云这个形象身上有林先生向往的魏晋名士的影子。
林先生说，自己研究红学无非是为了“饭票”，然而，他的《红楼梦版本论》《红楼梦纵横谈》《秦淮旧梦》《红楼诗话》等著作在红学界却有着广泛影响。当然，不研究红学的人也许很少了解林冠夫这个名字。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是比较寂寞的门道，不做具体研究的人未免觉得有些枯燥。
说到林冠夫先生的红学研究，首先要说《红楼梦版本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历时30余年，对《红楼梦》现存各种版本的发现与收藏、流传与研究加以详尽的阐述论证，通过各个版本的研究挖掘出以往红学研究未曾注意的诸多问题。书稿完成后，林冠夫先生将其呈给老师朱东润先生检阅，朱先生读后大为赞赏，觉得行文流畅，毫无晦涩艰深之感，可以说是学习文献、版本知识，鉴别《红楼梦》扑朔迷离版本的重要而权威的著作，于是提笔为这本著作题了签，以此作为对学生的肯定。林先生给我讲到这个地方，声音有点凝噎，接着又说，如果不是先生们的鼓励，我或许很难坚持下来。
2008年6月，中国书店出版发行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大红袍精装本，前面用了两篇文章作为引首，第一篇是胡适先生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二篇就是林冠夫先生的《说〈红楼梦〉甲戌本》。
林冠夫先生去世一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开过一个追思会，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在会上回忆：“在当年整个校注组十三个人中，只有林冠夫先生和周雷先生才是真正懂得版本研究的学者。而就整个红学研究来说，林先生与台湾的王三庆先生才是首推的版本专家。虽然他们的见解因为所能见到的资料有所不同而不尽一致，但两位学者的治学路数却异曲同工。”胡先生还回忆起当年一批学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新校注本时，大家经常在恭王府藤萝苑中讨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等问题，林先生有许多见解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林先生说到底还是诗家本色，虽然他留下来的诗不多，但是都非常精彩，其中有几首即是咏《红楼梦》人物的。我曾经想着把他的诗收集起来，刊印一本《梅杈楼诗稿》，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时，他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我的诗太少了，以前没有留意，写了就丢了，现在都记不起来了，能记录下来的也只有几十首而已。”
我读过林先生的不少诗，其中一首诗可以视为林先生的“自画像”：“远巷鸡声逐晓风，萧斋寂寂一灯红。残编漫理初长夜，身在葛天古国中。”
“梅杈”依旧
林冠夫先生的书斋名为“梅杈楼”，很多人都以为林先生喜欢梅花，所以书斋名取“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之意。起初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听说有一年他觉得诸事不顺，就让一位画家为其画了一幅自上而下的垂枝梅花，题为《倒梅图》，意指“倒霉”。我问他“梅杈楼”的出处，没想到，他哈哈大笑：“买菜才下楼。”原来“梅”对应“买菜”，“杈”对应“才下”，取其温州方言的谐音，又运用反切知识，于是拼合成这个书斋名。
林先生晚年，他的长子长华请了一位保姆每天给老爷子做家务，林先生最初不同意，最后有所妥协，保姆一个礼拜去一次。保姆来时，就多做一些饭菜，放到冰箱里。林先生想吃了，热热就行。有好多次我下午去他家，一开门就闻到刺鼻的焦煳味，厨房还冒着烟。我赶紧去看，原来锅上蒸着菜，水干了，菜都煳了林先生一看起书或者写起东西来，就把厨房的事给忘了个干净。我们担心，林先生总这么吃饭，长久下去对身体不好，就劝他还是依照长华大哥的意见，请保姆每天来上班，但他一直摇头。
林先生吃饭很是应付，喝茶也如此，往往一杯茶从中午喝到晚上。有人来了，他挥挥手：“自己泡茶。”有时，我看林先生的茶杯里已经没有了颜色，就想给他换一杯，他说不用，这样正好，淡茶不影响睡眠。
林先生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有人认为他喜欢清静，其实并不是。老朋友、学生们来了，热热闹闹的，他也十分开心。林先生的确到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世间的纷杂琐事，他早已看得云淡风轻。他曾自撰一联：“一椽斗室，临窗亦能赏人间南来北往；半簏残书，闭户聊可供灯下西抹东涂。”
后来我回到老家工作，见林先生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打个电话，问问他的近况。那时，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他说“老一套，老一套”，这是他的口头禅，也就是一切正常、一切照旧、一切都好的意思。到了最后两年，他似乎就很少说了。2016年10月28日，我去长华大哥处看他，那天先生精神还好，我问他《中国科举》那本书要不要重新设计一下封面再版，还有他的《诗学讲义》《目录文献学讲义》是不是整理出来出版发行，好让更多人看到，我听说很多人都在找这两个薄薄的册子。他摆了摆手，说：“这些都无所谓了。”11月17日，长华大哥给我电话说：“老爹情况不妙。”我以为林先生还能和往常一样，迈过这个坎，不料两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林先生辞世六载，学生们无时不在思念着他。回首前尘，仿如春风拂面，“梅杈”依旧……
（作者：郭 睿，系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副教授、澳门城市大学艺术学博士生）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