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
诺奖发布前夕，9月29日9时整，中国香港，全球最大教育奖项一丹奖揭晓。经过一丹奖独立评审委员会严谨的评选流程，朱永新教授与琳达·达林哈蒙德博士分获2022年一丹教育发展奖与一丹教育研究奖。由此，朱永新教授也成为第一位荣获一丹奖的华人。
诺贝尔奖设立于100多年前，它所关注的范畴，已经远远不能涵盖今天人类社会中的诸多重要领域。比如，教育。同时，教育领域内缺乏像诺贝尔奖那样具备突出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奖。于是，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先生退出腾讯后，2016年，拿出了25亿港元资金，设立了全球性的教育单项奖——一丹奖。“以教育提升人类福祉”，既是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它的基本评选要求。陈一丹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成员、国际教育界的权威人士，组成独立评委会；他自己没有评审权，也不参与发表任何意见。这个奖项从一开始就志存高远，致力于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奖项。正如一丹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博士所说：“一丹奖表彰最具创新的教育理念，推广行之有效的教育创新，让世界更多人从中受益。”
一丹奖每年度评选一次，下设两个奖项：一丹奖教育研究奖与一丹教育发展奖；每位获奖者奖金3000万港元，约390万美元，其中一半为奖金，另一半为支持推动教育研究或项目的资金。
一丹奖设立六年来，前五年都没有华人入选，也没有一个华人评委，直到去年，才在“一丹教育研究奖”中增加了一位华人评委。奖项的国际性、客观性很强。并不是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奖项，就会对中国有所偏向。
从1993年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至今30年间，朱永新一直知行合一，孜孜不倦探求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体系；他从2000年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已然惠及全国8300多所学校，50多万名教师和800多万名学生，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农村及偏远地区。一项民间的教育实验，不仅正在逐渐推动和改变教育现实，影响着中国教育整体的走向，而且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反哺实践，既是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型。某种意义上，新教育实验也是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
更有意义的是，扎根和生长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教育实践和理论创造，融合了一代代中国教育学人的优秀教育传统，如生活教育理论、知行合一的行动理论等——它将为世界范围内更多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与重塑，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中国教育这些年来的改革发展，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瞩目。
或许，这就是一丹奖评审委员会将“一丹教育发展奖”颁给朱永新教授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前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得知朱永新获奖后，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短信的原因。
“永新获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教育的荣誉，热烈祝贺！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在论道，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而永新却在行动，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很多人在争相指摘今天的教育，而永新却在示范明天的教育。很多人提供的是设想和理念，而永新提供的是方案和经验。……故，我支持永新和他的新教育实验。”陈宝生先生如是说。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喟叹，“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
今天，当我们看到新教育实验宛如长江黄河一般绵延不绝的活力，蓬勃的面貌，庞大的受益人群，历史性的推动和改变时；我们更要看到20年前，一群理想主义者一开始还比较孤独的行走和探索。信念和坚守，宛若星辰一般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夜。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回望20年的实践过程，朱永新如是总结新教育实验的宗旨和目标，“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而20年致力于“完整幸福教育生活”的“新教育”长征中，那些爬过的“雪山”，那些跋涉过的“沼泽地”，那些所有迷茫、失落、曾经无力的时刻，他从未提及。
如今，正是我们走进朱永新内心的时刻。
“新教师”项目
“首先要感谢一丹奖的所有评委，看到了我们这些年来的努力。”朱永新说。要知道，此次一丹奖发展奖的竞争对手也是非常强劲的，如非盈利性教育组织可汗学院，它创建了对全世界教育都有相当影响的“翻转课堂”平台，在各个国家都有其学员，拥有全球的影响力。当然，新教育实验也有自身的特点，在中国这么大的规模，8000多所学校参与，规模、影响、覆盖面，以及新教育实验理念、理论的基础比较丰硕。“扎根基层，对理论的推进，以及对农村等不发达地区教育的关注，这或许是我们赢得了评委们青睐的原因。”
此前，朱永新已然表示，会将一丹奖奖金全部捐给母校苏州大学，用于研究和推广教育创新。而此次采访中，他向本报首次披露关于一丹奖奖金的具体用途。
“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点，还是在扎根于每一个课堂的老师身上。”由此，此次的奖金，朱永新将全部用于“新教师”项目。
朱永新会将全部奖金做一个种子基金——苏州大学新教师基金，每年的利息收入和有关捐赠支持将首先用于苏州大学的“教改班”，或说“未来教师班”，用于师范教育的改革。朱永新计划，每年在苏州大学的新生中招一个班，选40个左右的学生，他亲自设计课程，邀请国内外的名师来这个班上课；同时，他准备再请40位“新教育”的老师，组成一个导师团，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这么“豪华”的配置，可能是全中国的师范教育都没有的。
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培养模式，朱永新都希望探索一条培养未来教师的新路径。在他看来，现在教师培养的问题可能有：第一，较少阅读。“那么这个实验班会把阅读作为教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会给每个学生制定阅读计划，四年之间让学生大量阅读、海量阅读。”第二，缺少写作。“那么，学生们一进来就要开始写作，从写日记开始训练。”第三，欠缺实践。“每个学生都有老师带，四年学习期间，可以到这位老师的学校去跟岗学习。”
如此，四年培养下来，这些师范新生几乎不需要职业的适应期。“教育改革的源头，就是从培养老师开始。”
其二，做在职老师的训练。一丹奖在2020年成立了“明师堂”，由历届一丹奖的获奖者和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家、管理学家等组成，朱永新即是首批“明师堂”的成员。对应一丹奖的“明师堂”，朱永新将在苏州大学成立一个“明师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20个左右45岁以下、优秀的中青年校长和教师，再招20个左右来自乡村的45岁以下的校长和教师。当然，校长们自愿报名参加；每学期脱产一段时间集中学习。
“明师班”的含义，是用聪明的教师培养明天的教师，采取“大师带名师，名师带乡师”的方式。朱永新计划邀约“明师堂”的成员来给这个班的学员上课；同时，朱永新还会邀请国内诸多名家如王蒙、梁晓声、冯骥才等前来授课，邀请诸多科学家、包括多位院士前来授课，以拓宽老师们的知识和视野，强化老师的职业情怀。目前，已经有一些院士和作家表示愿意做志愿者了。
第三，准备做一个“乡村班”。名义为“班”，其实是一个区域。朱永新透露，每年准备选一到两个过去是国家重点贫困县、现在叫乡村振兴帮扶县的地方，为期三年，做一个全面帮助县域教师成长、提升县域教学质量的探索。现在初步选定了四川的马边县。接下来，“新教育”的团队会到当地先做调研诊断，再对教师进行培训，以提升县域的整体教育品质。
第四，国际班。这个项目，朱永新准备和联合国的教师发展中心合作，放在他的另一个母校——上海师范大学。项目准备在发展中国家招募二三十位教师，到中国来培训。“把新教育的理念、课程、方法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照葫芦画瓢，进行教育的改革提升。”
其五，网络班。其实就是一个线上教师学习中心。“新教育”有个网络教师学习中心（最初叫网络师范学院），先后有四万名老师在其中成长；新教育种子计划公益项目“新教师书院”，已经汇聚了七万多名老师。这些项目主要面向新教育实验校，已经十多年了。现在，朱永新准备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把以前的内部资源对社会开放，同时也把以上各个班的资源都放在其中，希望对社会乃至其他国家有所贡献。
当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朱永新清晰地认知到：“新教育此前的发展，一直是‘小马拉大车’。这一次‘一丹教育发展奖’的奖金，为接下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粮草’基础。但是，真正把五个项目做好，现有经费仍然不够。接下去，会根据‘粮草储备’依次推进。筹到多少钱，就办多少事。”
任何真正触达现实、改变现实的行动中，光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自下而上、从点及面的实践、总结、实践的推广，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早在十多年前，朱永新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中国教育存在一些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但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
是的，“行动与建设”，早已写进了朱永新的生命中。
二十年“长征”发端
人们把朱永新2000年出版《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端。新教育实验最初的一些理念与行动，皆源自此书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对教育理想的探寻。《我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宣言，也可视为新教育实验的行动纲领。
事实上，在更早的1993年，朱永新就开始尝试探索教育领域的变革进步。在那之前，朱永新相对来说还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虽然也做过大学教育科学部的主任，但还是以学术研究和教学作为工作主旨；从1993年开始，朱永新出任苏州大学的教务处处长，管理几万人的教学计划、教学改革，而整个苏州大学的教育改革，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在全国范围内，苏州大学较早地推出了许多教改措施，像激励学生做辅修，开设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推出苏州大学生必读书目，等等。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朱永新就已经开始了行动的探索。
1997年，朱永新调任苏州市市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那时候，他和基础教育接触更多了，也更关注基础教育的改革。
1999年，朱永新阅读《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冲击。书中，熊彼特对年轻的德鲁克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此后，朱永新起身而行，走到中小学之中，开始了新教育实验。
朱永新回忆，1999年，在面向江苏省的一个创新教育的论坛上，他做了一个讲演，谈他心目中的理想老师。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的校长奚亚英，觉得朱永新的讲演实实在在地打动了她。所以，奚亚英邀请朱永新到他们学校去做讲演，在那边带徒弟。晨诵的做法，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的阅读和写作，都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的。可以说，新教育实验从迈开步开始，就定下了自己的“主基调”，那就是，扎根基层，扎根实践，把教育改革发展的论文写在了中国大地上。
2002年9月，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成为第一所获得授牌的新教育实验学校；事实上，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之前，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这所乡村小学，是真正跟着朱永新做新教育实验的第一所学校，只是当时没有正式命名而已。时至今日，这所乡村小学，已经走出了60多位正副校长。
而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也是一所蓬勃有朝气，希望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学校，所以和朱永新的“新教育”理念一拍即合。朱永新也没想到，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的一个发言，关于未来教育探索的一些理念，昆山教育局的储昌楼老师，后来也是新教育团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骨干，把这个讲话发到互联网上去了。此后，这个发言不断在全国中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中流传、传播，由此，促成了2003年新教育实验首届研讨会上的十所新教育实验校的诞生。
在这个发言中，朱永新谈到了“五大行动”，现在已经与时俱行，完善成为了“新教育”的“十大行动”。从这个“五大行动”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新教育实验的“务实”特质，那就是——问题导向，针对束缚当时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朱永新回忆，他当时着重谈了五点：一个叫“营造书香校园”，推动学生阅读；第二个叫“师生共写随笔”，推动师生共同写作；第三个叫“聆听窗外声音”，即学校不能关起门来办学，应该关注社会和人类命运，应该利用社会的教育资源；第四叫“培养卓越口才”。当时，朱永新观察到，我们的学校不太让孩子说话，不重视学生的表达沟通能力，但在国外，讲演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是构成领导力的要素之一。第五叫“构建数码社区”，当时互联网才刚刚兴起，但朱永新提出，教师和学生应该具有信息的意识，懂得利用网络去获取知识，发现更大的世界。
在新教育实验发端之初，朱永新就定下了一个“坚持”：“因为中国很大，区域差别很大，城乡之间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定位，不走高端路线，新教育的行动、理念、课程，要不断往广大农村地方去走。”
所以，到目前为止，“新教育”8000多所实验校，百分之五六十都在乡村。促进“教育公平”，希望能为弥合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教育不均等的鸿沟做出一点贡献，已经成为所有“新教育”人的信念。
行动和建设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教育最大的压力当然还是应试的压力，这是一种来自社会层面的焦虑和不满。对于新教育实验而言，还是尝试去化解这种焦虑，以及化解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在开始新教育实验改革实践之际，朱永新和他的追随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为中国教育探路”。对现有教育的模式、课堂，是改善和完善，不是颠覆。另一个重要的要求是，新教育实验要经得起考试的检验。任何教育改革的风险就是，由于时间精力的分散，最后导致孩子们在硬性的考试中成绩下降了，那就会遭遇重重阻力，很难推行下去。所以，朱永新提出，“新教育不追求分数，但是不害怕考试”。从一开始，新教育实验就以提升教育品质为前提。
经过20年的实践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教育实验是在引领中国教育。
20年前，当“新教育”提出“书香校园”的主张，推广亲子阅读、家庭阅读的时候，这还是一项有点“孤独”的事业。父母会说，去做作业、看课本，甚至有些父母会把孩子的课外书撕掉。包括老师，也并没有意识到阅读会对促进学习有着怎样的作用。不让看课外书，让做教辅、做习题卷，这是当时的学习的主导方式。
时至今日，“全民阅读”已经是国家战略了。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的改革中，阅读题的比重都越来越高。应该说，这和朱永新以及新教育团队20年来孜孜不倦的呼吁与践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比如，关于“写作”的问题。过去，学校都是把写作当做语文能力的一种练习；但是，新教育实验提出的写作，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全学科推进的一种能力。朱永新认为，思考，是从写作开始的。比如数学的写作，可以写小论文，可以写数学故事；写作，是培养思维的训练方式，是学生对某一学科的认知的表达。阅读，不一定能够形成反思的能力；但写作，一定是训练思维的。“相信不出几年，它会成为中国学校新的教育改革的一股清风。”
2003年，新教育实验开始关注家校共育的时候，《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没有出来。当时，他们发现，中国很大一部分父母，有时候不仅不是教育的正能量，反而成为一种反教育的力量；有些父母不懂得什么是美好的教育，不懂怎么去培养孩子。所以，新教育实验认为，没有父母的成长，就没有孩子的成长；所以，必须让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当下，“家校共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
所以，改革首先是判断，判断什么是束缚当前发展的关键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去探寻解决的方案。实践也证明，“新教育”的诸多理念、探索，在经过充分的实践和探究之后，成为了一种教育主流性的探索和改革。
当然，对于一项公益事业而言，最困难的，还是人和钱。新教育实验开始的一两年间，基本上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朱永新都是在苏州、在全国各地奔波。后来，招了几位全脱产的人员，但是钱从哪里来，光靠朱永新个人的捐款是不够的。所以，这几位人员最后是放在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翔宇教育集团里，成立了一个“校中校”。这几位人员的工资由翔宇教育集团来发，但他们在集团里帮助教改，帮助培训教师。如此，新教育实验才慢慢开始做起来。
当时，《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零元企业和它的零元董事长》，讲朱永新和新教育的故事。上海的一位企业家看到后，说没有一分钱，怎么做事啊。于是，他捐了200万，说你们成立一个基金会。在当时，200万就可以办一个基金会了，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成立，可以募集一些资金，基本可以维持新教育实验的运转。当然，直到今天，朱永新本人还是这个基金会里捐款最多的。他的讲课费以及有关稿费和奖金，基本都捐了。
不过，人和钱，一直是新教育实验最大的制约。既然是投身于教育的改革发展，就需要根据当下中国教育所需，不断研发新的课程，需要有很强专业能力的研发团队。2014年，新教育实验遭遇的一次最重大的打击，就是专业的研发团队走了。“根本原因，还是经费不足。”
事业的新曙光
2004年5月和9月，江苏姜堰市教育局和河北石家庄桥西区政府分别建立了县域新教育实验区，开始以行政推动的方式推进区域实验。对于新教育实验而言，这正是一个突破性的里程碑的事件。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公益性教育改革实验，在缺乏人力、物力、财力的背景下，能够持续发展壮大，来自行政层面的支持非常重要。而此后，区域推进新教育实验，逐渐成为新教育实验发展的主导模式。
朱永新回忆，当时桥西区分管教育的区长叫邓小梅，是一位很有追求的领导。她上任之后，听取了多位校长、老师的意见，希望了解哪些地方的教育做得最好，哪些教育改革最成功。大家推荐了“新教育”。于是，邓小梅带着一些校长专门到苏州来找朱永新，参观“新教育”的实验学校，然后就决定加盟了。
而姜堰市教研室当年的主任李宜华是朱永新的大学同学，当他知道朱永新带着一批学校在做新教育实验时，就说服了他们的教育局长来了解新教育，朱永新也去当地做了一个报告。之后，姜堰市教育局就决定共同参加到新教育实验中。
到后来，基本就不需要宣传了，各地主动来找他们。然而，其中也有朱永新的一个重要判断，在他看来，行政推动的模式固然是最有效的模式，比纯民间的推动有力量得多；但是，如果仅仅靠行政的力量，也有可能“人走政息”，建得快，消失也快。真正的“扎根”，是老师和校长们从思想上真正认同“新教育”的理念，是新教育的课程真正有效，这才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长久之道。
慢慢的，以学术年会的方式推进新教育实验，也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
目前，新教育实验重要的学术年会，主要有新教育年度研讨会、新教育实验区工作会议、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领读者大会等，即通过重要的论坛、会议，展示新教育实验的成果，同时交流、碰撞，部署新教育实验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新世纪以来，“素质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但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去做素质教育、如何真正能够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需要真正的身体力行，再到效果反馈，再到路径总结。而新教育实验走过的20年，正是为构建中国大地上“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断努力的20年。
朱永新如是表述新教育实验的两个愿景，其一是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其二是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前者是从实践角度，后者是从理论角度。在最初的阶段，新教育实验的主要目标是新教育理念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它；到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构建新教育实验的理论体系；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发展新教育实验的课程体系。
教育无外乎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品质，另一就是公平。新教育实验的核心，也是面向这两个问题。所以，新教育实验一直坚持事业的公益性，不向学校收一分钱。其次，新教育实验从实践的角度探索和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和路径，比如晨诵、午读、暮省，写作、阅读、完美教室等，而最后，都统合到了新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和由此延展的课程体系上。
“新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有三大体系，包括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伦理学基础；在这三大基础之上，我们构建了新教育实验的目的论、课程论。最关键的体系是新教育实验的课程论。”
目前，新教育实验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体系。这个体系以生命教育作为基点，生命课程之上即为“真善美”；“真”，就是大科学、大人文；“善”，就是大德育；“美”，就是大艺术。在此之上，还有个性化的课程；而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化课程，将通过项目研究来实现。“课程的综合化是未来课程的方向。”朱永新如是表示。
同时，朱永新提出，包括科学教育，现在的中小学是分裂的。在小学有综合的科学课程；到了中学，科学课程会分成物理、化学、生物。“其实科学课的逻辑是宇宙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体系，把中小学通畅的科学教育体系设计好。”另外，到了高中，也许文科生就不学理科了，理科生不学文科了，朱永新建议，还是可以学习“大人文”“大科学”。
“定风波”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任何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情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朱永新发起并持续推动新教育实验的这些年中，也曾遭遇疾风骤雨。其间，有同行的误解，有匿名信的投寄，有核心研究团队的离开……
这么多年来，朱永新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这项公益事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稿费、奖金，也都捐给了这项事业。更有焦虑、无力，心力交瘁的时候。
然而，变化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湖北随县，跟着新教育实验团队做了若干年后，整个县域教育生态实现了很大的改变。随州市整体评价考核初中的前20名，他们占了17个。安徽霍邱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一开始在2010年参加新教育实验的时候，有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只有500人；参加新教育5年后的2015年，就增加至1500人，说明本来出去读书的孩子又回来了。江苏海门，原来是一个县，现为南通的一个区，他们的前任教育局长是朱永新的博士生，小小的一个县域，它的诸多教育指标，包括高考、中考成绩却在教育大省江苏省名列前茅。
“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改变和创造。用你的创造去改变和影响更多的人。”朱永新如是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朱永新和他的同人们，20年来，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的，对于朱永新和他的跟随者而言，理想长明，行动不止。（本报记者陈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