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是北京旗人，满族，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公元1899年2月3日）酉时，那年距离辛亥革命还有12年多一点。在他降生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发动的改良新政遭到后党的反对而半途夭折，中国社会上空刚刚冒起的一点点曙光又被彻底扑灭，偌大的东方古国重新陷入一片黑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孕育着一场大的变革。山东农村爆发了义和拳运动，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这一连串的大事，一个接着一个，也落在老舍一家人身上，那一年他才一岁。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小羊圈胡同，每天天不亮的时候要到皇城里去当差，负责巡逻和守卫皇城。他有一个“腰牌”，相当于今天进城的通行证。用一块小木头牌挂在腰上，上面写着“面黄无须”四个字，这是他的面貌特征，那时候没有照片呀。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是1900年八九月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但是守城的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做殊死的抵抗，坚守在北京城墙的各个城门上。
舒永寿就镇守在北京的前门上。前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叫正阳门，在城的中轴线上，背后就是天安门和皇宫。正阳门有瓮城，正前方是箭楼，是突向正前方的最前线。舒永寿的防守阵地就在这里。
父亲阵亡之后，他的名字第二年上了《庚子京师褒恤录》，《庚子京师褒恤录》第四卷第七页记载着舒永寿（公历1900年8月15日）阵亡：“护军……永寿……于上年七月在天安等门驻扎二十一日对敌阵亡等因护军……永寿……均著照护军校阵亡例优赐恤。”此名单中一共列了15位牺牲的护军的名字，永寿排在中间，列第八名。
清冷的月牙儿
母亲得到的抚恤金实际上是一个护军减半的钱粮，而且此时国运不济，已不能按时发放，拿到手的也是成色不足的银子，抚恤金大打折扣。母亲的负担很重，除了刚一岁的小儿子之外，她还有两位未出阁的女儿和另一个年满八岁的儿子，还有一位大姑子跟他们同住。母亲只能靠替别人洗衣服、补衣服、做活计来维持生计。在老舍的记忆里，母亲的双手永远是红肿的，表皮极粗糙，用她的手背给小孩子挠痒痒倒很合适，可惜并不敢再劳累她。母亲常被店铺伙计送来的脏衣服熏得吃不下饭去，但她从不歇息，直到深夜还抱着一盏小油灯缝缝补补。母亲娘家姓马，是住在北京郊区北土城“蓟门烟树”附近的农家。她本人是个不识字的满族妇女，生性好强，一生勤劳。她内心的刚强、正直和外表的和气、热情一直影响了她的后代，融入了他们的血脉，铸造了他们的性格。她是老舍的不识字的人生导师。
她最犯愁的事是每当领了钱饷回来，不知该如何分配这些为数可怜的银子，是还上月的债呢，还是安排下个月的嚼裹儿呢？她坐在炕上，把铜钱分成两摞，一摞是该还债的，一摞是打算用在下个月开支的，倒过来翻过去，怎么也不够用。
老舍先天不足。母亲奶水不足，他是靠吃“糕干”长大的，他常常开玩笑说，以致后来他长大了始终是“一脑袋的糨子”。老舍到三岁都不会说话，大人们很为这个瘦弱的孩子担心。他甚至到三岁也不会走路，一个人坐在炕上，一声不响，很乖。
母亲有时候带着小儿子去城外给父亲上坟，那是要走很长的路的。路上母亲会买一些热栗子给他吃。及至到了坟地，母亲放下儿子，自己抱着坟头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周围只有几只乌鸦，偶尔发出几声难听的鸣叫，怪吓人。一阵小风吹来，将未烧尽的纸钱卷向天空。天色渐暗，母亲背起小儿子向回走。月牙儿爬上天空，灰暗的旷野一片清冷。小儿子在母亲背上仰望天空，月牙儿一直跟着走，闪着冷光，惨白惨白。母子二人一语不发，心中却因孤独而悲伤，四周也越发寂静。那月牙儿便永远地停在了心中，成了清贫童年的长久的记号。
不爱过年
老舍一辈子不爱过年，不爱过生日，因为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他便想起自己可怜的母亲。那个时候，过年对母亲来说是一关，是很难过的一关。
小的时候，他常常看见街上的人家为过年而忙碌，便跑回来向母亲报告，谁家买了多少鞭炮，谁家请了一台蜜供，比桌子还高，谁家正在剁肉馅包饺子。母亲在这个时候会很平静地对他说：“我们不和人家比。别着急，我们也会动手包饺子，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虽然咱们包的菜多肉少。”
母亲精明强干，对能做得到的礼仪一点也不含糊。她会把炉灰面筛得很细，用它来擦拭缺胳膊短腿的家具上的包角铜活，擦得锃亮，还会把一张不知怎么保存下来的老画《王羲之爱鹅》挂出来，再点燃一支小小的红蜡烛。不过，到底是没有多少好吃的和好玩的，母子二人早早地就上了床，听着别人家的鞭炮声渐渐入睡。
这样的年，让老舍很伤心，不愿意过。
所以，他后来说，他天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样，熬到老舍七岁，按常规，他应该上学了。可是，母亲很犯愁，没钱啊。那时，上学是一件多少要点钱的事，母亲早就盘算好了，让小儿子先挎个小篮子上街去卖花生米，做点小买卖。再大一点，就送他去铺店当个学徒，学一门手艺，或许还能养活自己，不致饿死。
恰在此时，小胡同里有了大动静，前呼后拥地来了一位贵人，来找母亲，说是有事相商。来的这位叫刘寿绵，是个黄带子，就是满族的贵族，祖上地位显赫，三代单传，到他这一代，家产中光房产一项，可以相当于西直门大街的半条街。这位公子哥比老舍母亲年轻一些，管她叫“大姐”。老舍的曾祖母曾经服侍过刘家祖上的女主人，还陪同刘家到过云南，所以后代一直保持着一些联系，虽并不密切，但毕竟没有完全忘记。刘寿绵过着绫罗绸缎珍馐美味的生活，但他人并不坏，心眼好，很爱做善事，在街面上有“刘善人”的美称。他有一位女娃娃，和老舍同岁。女娃娃该上学了，他便忽然想起舒家也有一个小男孩该上学了，便前来相助，进门就高声大叫：“大姐，我来带您的小孩上学去！”他告诉母亲，一切都不用她操心，他会送来课本，会送来做服装的布料，会带着孩子去学校。原来他办了一间私塾，请了老师，有专门的地方，给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上课。
就这样，老舍意外地进了学校，走上了一条成为知识分子的路，虽然，前途依然充满荆棘，依然困难重重，但他太喜欢念书了，年纪小小，决心不再离开书本。
果然，第二天，刘大叔拉着他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这间私塾设在离家半里多路的正觉寺，胡同也因寺而得名。当时此处是个道士观，在其最里进有一座大殿，被辟为刘家的私塾。老舍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得到了初级启蒙教育。老舍一辈子都记得刘善人的恩情。后来，刘寿绵真的出了家，当了和尚，把自己全部财产都救济了穷人，成为京城远近闻名的大德高僧，法号“宗月法师”。抗战中期，他圆寂于北平的广济寺。消息传到后方，远在重庆的老舍，立刻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在文章的最后，老舍写道：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二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师范生的泪
离开私塾之后，老舍又连续上过两个正规小学，最后毕业于位于西直门南草厂的京师第十三小学的高等小学校。考上了位于祖家街的北京第三中学。
恰在此时，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对北京的旗人来说，可谓有好有不好。好是结束了封建帝制，也结束了束缚旗人的佐领制度，还他们以自由；不好的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没有了“铁杆庄稼”，没有官饷钱粮，完全得自谋生路。可是，绝大多数满族旗人是以世代当兵为职业，不会也不允许有其他技术，一旦没有了官饷钱粮便只能干瞪眼挨饿。所以绝大多数满族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下子就沦为了穷人，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母亲是个有尊严的老实人。她去当了工友，当了女佣，给学校的女老师打饭帮忙做杂务。可是，她已经完全无力供养她的孩子继续上学读书。
老舍中午下学回家吃饭，掀开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不出声，一声不响地扭头便走，空着肚子去上下午的课。姐姐见他脚上穿的布袜子上的补丁已经补到了脚面上，便送给他一双新的袜子。他拒穿，说自己不会和别人去比穿戴，假如比这个自己永远也比不上人家，要比，就比功课。
他的性格极像母亲。他的发小儿同学罗常培曾经这样描写过幼儿时的老舍：“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
在北京三中上了一学期初一的课程，眼看就再也难以为继了。他突然看见报上有北京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
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件新鲜事，其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小学师资，课程设置完全是效仿日本的师范中等学校，也就是说，除了国文还有古典的汉语之外，其他一切课程都是参考西洋和东洋的教材，一句话，师范就是洋学堂，是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而且着眼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由儿童抓起。
最打动老舍的是，师范学校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全部公费，由国家包起来，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正像老百姓所说：“师范师范白吃饭。”
招生50名。消息传出，一下子报名了1000余人，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老舍没跟母亲商量就报了名，考了试。到发榜的时候，他榜上有名，这个时候，他才对母亲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他和母亲都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可以继续上学了，可以继续念书，可以不离开学校了；母亲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再为儿子的学费而发愁了。
这时是1913年的年初。考上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带给老舍的头一件礼物，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他搬到学校去住宿，从此，他离开了那个穷苦的家，除了短暂地看望母亲之外，再也没有回来长住过，这一年，他刚满14岁。
入到班里，他才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河北各地的孩子，口音都很重，真正的北京孩子倒很少，原因是乡间的孩子功课扎实，成绩较好，人又都本分老实。
当时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强，校长和语文老师都是国学宗师，后来大学数量多了以后都晋升为有名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教员中许多人是留学生。学校的硬件也很齐备，有中西结合风格的现代校舍，有理化生物实验室，有大图书馆，有劳作室，有风琴，有洋鼓洋号，还有真枪实弹可供军事演习。学生每人都发呢子制服和呢大衣，发皮靴，发帽子。学校的校制是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学习的课程很齐全，也很现代，包括博物学中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还有心理学、教育学，学生一律要学英语。老舍这一届是北京师范学校的第一届科班学生，学到1918年正式毕业。更神奇的是，老舍的下两届同学，毕业前居然全班开赴日本去实习。
据统计，100年前师范学校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同时兴建了一大批，培养了上万名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还涌现了一批名人和巨匠，其中湖南的毛泽东、北京的老舍最有代表性，而老师中鲁迅先生则是其中最负名望的。
老舍在校时，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先后有两位，方还先生和陆鋆先生，都是大教育家。他们爱学生如亲子。老舍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老舍先生后来一辈子总在自己的书桌上方悬挂着方还校长的题字，可见他对方还校长的尊敬和爱戴。
老舍在1949年以前，一直不提自己的满族出身。他曾对好友吴组缃先生私下说，他羞于承认自己是旗人，是满族人。他的这个特点带着浓郁的辛亥革命色彩，他为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以及对外的屈服和软弱感到羞辱，不愿意承认和他们是同族。后来，溥仪对日本的投降和卖国更使他气愤和伤心，愈发不愿意明说自己的族籍。这种心态直到他1949年底从美国回来后，特别是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口对他说满族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秀民族，康熙大帝是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在确定中国版图上、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在民族团结上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对历史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之后，老舍先生的态度才逐渐地有了转变，而且最后终于以作为满族的代表而自豪，在作品中，如在小说《正红旗下》里，开始正面地描写满族人，以至小说《正红旗下》不仅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还被誉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最辉煌的杰作之一。
老舍先生在自己的散文中曾经动情地描述过他刚上北京师范学校时的情景。那一年因为刚改为公元纪年，春节不放假，他在除夕回家探母时，不得不对母亲说，待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不能陪母亲一起过年。出了门，他走在回师范学校的路上，两眼完全看不到周围的热闹景象，而是充满了泪水，心中只惦念着自己孤独的老母。及至走到校门，学监正在门口等他，亲切地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吧。他听了此话，狂奔到家。进了家门，看见母亲一个人正对着小红蜡烛发愣。母亲见到儿子又回来了，非常高兴，站起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草纸包，里面包了一点杂拌儿，说：“小子，拿着，刚才忘了给你。”
五年之后，老舍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国民小学去当校长，那一年他19岁。他对母亲说：“您现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一串的眼泪。
八方风雨四海为家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五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四年，在青岛住了三年，在武汉住了一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七年半，在美国住了三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成了一个文学队伍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老舍是这个大时代的经历者、见证者、描绘者和改造的参与者。在他的笔下，这个大时代是痛苦的，悲凉的，充满了矛盾和磨炼，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了革命。
如果说，1924年以前的25年是作家老舍的预备期和酝酿期的话，那么，1924年以后的25年，则是作家老舍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老舍到英国之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任期五年。住了不到半年，由于思乡、模仿、暴露和说理四种冲动的催促，他拿起笔，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手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由1926年第七号开始刊登，一气连载半年。第1期上署名“舒庆春”，由第2期起改署“老舍”。从此，老舍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讽刺，风趣的幽默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使文坛耳目一新。一年之后，《老张的哲学》合印成单行本，销路很好，轰动一时。
在伦敦，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区的卡纳旺街18号，离伦敦有11里。房东是两个英国老姑娘。老舍和作家许地山一起合住在这里。故事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许地山便拿出一本油盐店的账本开始写小说，笔可是钢笔，常常力透纸背地把钢笔尖插到账本里去。半年之后，老舍搬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詹姆斯广场大街31号，这次是和艾支顿夫妇合租一层楼，条件是老舍出房钱，艾支顿供给老舍饭食。附带的条件是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这种合作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即老舍帮助艾支顿完成了中国古典名作《金瓶梅》的翻译。合住三年期满后房东要加价，他们只好分手，老舍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于托林顿广场附近。最后一个住处是在伦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尔路31号，也只住了半年多。
东方学院的假期加起来每年差不多有五个月，加上拥有一个幽静的好图书馆，老舍在这里继《老张的哲学》之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尽管老舍不怎么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但是他得感谢那幽静的图书馆。隔了好多年，老舍还在感慨：“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老舍在英国完成的头三部小说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长篇白话文小说公认的奠基人之一。正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1929年夏，老舍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多月，所到的国家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这样一来，他的钱仅够到新加坡的，便在新加坡下了船。在当地的华侨中学找着了事，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第二年春天才回国。在北平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先生家（西城机织卫烟通胡同6号，今9号）。在这里，他第一次和北师大的女学生胡絜青相识。后来，她成为他的夫人。1930年夏，老舍应聘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
山东时期是老舍的大丰收期，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时期中老舍平均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平均每月创作一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大明湖》（1931年）、《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4年）、《骆驼祥子》（1936年）、《选民》（1936年）。短篇小说集是：《赶集》（1934年）、《樱海集》（1935年）、《蛤藻集》（1936年），还有《东海巴山集》中的东海部分（1937年）。此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年）、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7年）和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1937年）的前三章。在七年多的时间里老舍总共创作了200篇作品。它们不仅数量上较多，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造诣上都有较大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重要成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月牙儿》出世之后，极为轰动，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老舍的传世之作。《骆驼祥子》1945年以后陆续被翻译成38种文字，走进了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林。
在济南，老舍一家人住在南新街58号，这是他利用暑期写作《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的地方。在青岛，老舍一家人先在原莱芜二路现登州路住过一个短时期，后来在金口三路2号住了一年多，又在黄县路12号住了一年多。在黄县路居住期间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学职务，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并完成了他的名篇《骆驼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举家由青岛搬到济南，再次住进齐鲁大学，先在东村平房小住，后来住进大学院内的常柏路2号。1937年11月15日傍晚，在这里，老舍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提了一只小皮箱，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老舍的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人们在羸弱的书生外表之下看到了一副极硬的筋骨，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很快就被推崇为抗战文艺的核心人物之一，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的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老舍把流亡变成了战斗。
在抗战中，老舍基本上是四海为家，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所到之处甚多，住过的地点和房子也很难以统计。老舍在抗战中的最大功绩是两个：一是组织和领导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成为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八年的时间里，老舍创作了：
一、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半部《蜕》。
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的巴山部分。
三、长诗集《创北篇》。
四、话剧九部，其中独立完成六部，合作三部。
五、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
六、散文、杂文、短诗、歌词、报告、论文、评论、回忆录、鼓词、相声、太平歌词、河南坠子、公开的书信等。这一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310余篇。
上述作品，除回忆录外，大大小小每篇都和抗战有关，这个事实说明老舍的确实现了他要为抗战竭尽全力的诺言。
1946年3月老舍和剧作家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当时正值美国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它被评为“每月佳书俱乐部”的佳书，发行100万册，成为畅销书。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老舍和曹禺决定利用这次访问广泛地对外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特别是抗战文学的成就。他们在美国用了大半年时间作了周游美国的旅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一边写作、一边翻译。此间，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而且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老舍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的再翻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被翻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长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老舍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本文摘自“舒乙文集”之《爸爸老舍》，舒乙著、李劭南编，北京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