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王泗原的终身职业——他大学考取的是国文系，当教员教的是国文，做编辑编的是语文教材和期刊，写的也是语文论著，一辈子干的都是文字的活。古语文特别是楚辞研究，是王泗原主要的学术方向，也始终是他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他一生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仅三部——《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都与语文、楚辞有关，且皆为精品力作，学界评价甚高。
如同许多名师、名编一样，在中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岗位上，王泗原一直过着职业与研究同行的“双重生活”，进而有着工作与学术并进的“两种人生”，且每一种都很精彩。他虽算不上大名鼎鼎，也说不上多么传奇，但颇与众不同，尤其是道德文章，令人景仰。早年与其相识、后来在江西师大任教的刘世南教授说：“泗原先生是一位道德文章都迈越时流的人，是一位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大学者。”（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其后几十年同事张中行则把王泗原当成“畏友”，说他“勤学少作”，“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认为他的古语文专著“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张中行《古典征途的厉兵秣马——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
王泗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40多年，是叶圣陶先生的老部下。叶老常夸他的学问好，并给他下了个评语：“真是个古人！”（叶兆言《王泗原》）说他有古人之相，做古文之学，更有古人行事之风。刘世南教授说：“……王先生是真正的学者。‘古之学者为己’，所谓‘为己’，即原始儒家最注重践履，而非徒腾口说。泗原先生正是从诚意、正心以修身，成为君子儒，而非小人儒。”（刘世南《王泗原先生》）
一
王泗原1911年10月15日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书香世家。祖父王邦玺为清朝进士，父亲王仁照是博学多才、精通诗词、熟谙文史的教育家，曾在宣统年间任吉安师范学堂监督，著有《葵芳斋诗集》等。家传庭训对王泗原影响很大，尤其父亲训育甚严，讲究文字音韵训诂，一番“做学问是一种责任”的道理，在其心中早早就扎下了根。
王泗原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先后在王屯、金田小学读书，1928年就学于南昌一中。因父亲早逝，王家家道中落，一度陷入贫困。王泗原1933年考取武昌中华大学国文系，但只读了一年就退学了，此后到吉安小学教书，以负担老母及三个弟妹的生活。至新中国成立，他先后在扶园中学、安福中学、至善中学、阳明中学和吉安联合中学任教，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国文老师，深受师生赞誉和喜爱。如复旦大学教授丁淦林回忆说：“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他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丁淦林《与历史同行》）。刘世南教授说：“在王泗原影响下，我对《说文》下功夫，好多与它有关的书，我都找来攻读。”（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
抗战期间，王泗原还做过一段编辑工作，先后任吉安《日新日报》和《前方日报》总编辑。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巧妙刊登共产党和苏联的报道，报纸在当地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影响。他还在报纸上开辟“青年之光”栏目，引导青年学生追求光明，并多次参与营救被捕进步学生。此外，他也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江西地方教育》《文讯》《学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刘淑》（1936）、《书太平天国眇目状元事》（1936）、《读书的目标》（1937）、《国历解蔽》（1944）、《甲申旧语》（1944）等，多为文史领域的内容，主要是考据之学。
在江西，王泗原一边教书、当编辑，一边研究、做学问，勤奋努力，孜孜不倦。他的学问功力，一方面得益于家传，另一方面全靠自习，是一个异常刻苦、自学成才的范例。对此，叶兆言感言道：“（老师和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却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脚踏实地，都可以作出非同寻常的成绩。”（叶兆言《王泗原》）
二
新中国成立，王泗原迎来了“高光时刻”。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编辑教科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决定集中一批干部和有经验的教员来进行这项工作。1950年年初，王泗原经组织推荐，调到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工作。根据新中国工农教育大发展的需要，他很快编出了《工农速成中学国文》（4册）。这套教材由教育部向各大区推荐，也曾被各大军区政治部翻印，是新中国首套通用的工农教材。该课本编法和选文颇有创意，每册内容分三部分：课文（附注解和提示），语法、说写方法、书法，练习或复习。
在此期间，王泗原发表了新中国最早研究语文教学的文章——《古文盖棺定论》（1949）、《新的中学国语文课本该怎样编》（1950）。前文认为，“语与文是一致的”“学校科目及课本该用国语文一名”，中小学不应有“国文”“国语”两种称谓，或合并为一个所谓“国语与国文”的说法。这为1950年课程教材正式改称“语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后文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学国语文教学并没见多大的成绩，这主要的原因是在教材的古文与白话文的问题闹不清楚”“今日中学国语文科一般的事实写的是今话而读的又是古文。这是会两败俱伤的，不但古文读不通，并且今话也写不好……所以今天的中学生不该读古文”，但“为了适应少数中学生将来入大学研究某几种需要看中国古书的学问，不妨给他们做些基础的准备功夫的机会，可另设古文选科”。这些观点鲜明反映了当时语文运动及语文教育思潮的动向。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负责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并与宋云彬、魏建功、朱文叔、蒋仲仁、周祖谟等新编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王泗原的出场和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叶圣陶日记》1950年5月记载：
16日，本市国文教师十余人及教部王泗原君来，座谈我局所编高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诸君皆先认真阅过原稿，见无不言，深可感激。以为课文在语言方面尚欠纯粹。余即请诸君再为读正，蒙允可。今日作事，人人负责，解放以前所未见也。
20日，教部王泗原来，告以所提对于初中语文课本之意见，甚周至。此君原欲来我局任事，而教部方面先谈妥，今见其能力颇强，深感失之交臂。然彼此固可经常联络也。
宋云彬也在8月9日日记写道：“教育部王泗原送还《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校阅极仔细，可佩可佩。”他们发现王泗原国学根基好，文字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而且勤学敬业，态度诚恳，校改文稿严谨仔细，行文又很平易，对所提修改意见都能妥帖处置，于是决意要把他调到身边来。先是向教育部提出借调他到编审局语文组帮助工作，所以才有《宋云彬日记》记载的白天夜里“与王泗原等同修改课文”之事，并赞叹“语文组王泗原发言甚精彩”，“于语文学颇有根底，余不及也”。后来人教社成立时，就索性把他调到中学语文编辑室工作。之后，王泗原就一直跟随叶老，在教材编写和文字把关上成为其得力助手，由此也开启了二人的忘年之交，成就了一段佳话。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叶老帮助王泗原联系出版其第一部著作《离骚语文疏解》的事。当叶老从王泗原交给组织上的自传里知道他曾写过这样一本书时，很感兴趣，提出来想看看。《叶圣陶日记》1950年12月19日记：“灯下，观王泗原君之《离骚的语文》原稿。此君于形声义均钻研至深，所得结论皆确切，甚可佩。”叶老看了以后觉得此书很有见地，值得出版，并请俞平伯、文怀沙、王伯祥审阅。在叶老关心下，这本书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王泗原的声名也由此而起。后来张中行说过：“《离骚语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问世了，我读过，说他治学深入而精粹，根据的一部分就来自这本书。”（张中行《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王泗原在书中“自叙”写道：叶老“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比我自己还多”，因此“深深感念，永远不忘”。
在人教社，王泗原第一项工作是参与编写叶圣陶、宋云彬主持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1950），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集编辑者与审阅者于一身的，只有他一人。第二项工作是将他原编的《工农速成中学国文》修订再版为《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951），这是新中国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工农教材。对此，叶圣陶多次审阅，并在日记中记：“续看泗原编工农中学教材。泗原适来，与谈良久。编书之事，渠颇专心，且有见地。如此之人才如能加多，集事即较易。”
1954年开始的新中国首次教材会战，提出编写第一套统编教材（含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其中语文科有一重大变化，就是汉语、文学分开教学和编教材。王泗原作为其中一员，在叶圣陶、吕叔湘、吴伯箫带领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的同事张志公、张毕来、王微、蔡超尘、冯钟芸、隋树森、张中行、刘国正等，共同编写中学《文学》和《汉语》课本及其教参，并起草了有关教学大纲（1956）。1958年，文学汉语分科改革实验停止，他便投入该教材的改编工作，编出了初、高级中学课本《语文》（各6册）及其教参。后又参与编写了1961年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实验教材与1963年十二年制学校初、高中语文教材，以及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为新中国前17年的语文教材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配合语文教材使用，特别是改进汉语和文言文教学，王泗原在《语文学习》《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讲座》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倒装句和非倒装句》（1952）、《读古典作品怎样打破语文上的障碍》（1954）、《“无所适从”和“可备一说”》（1956）、《〈论语〉与〈孟子〉》（1957）、《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1963）、《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1963）、《文言文教材》（1963）、《学习〈别了，司徒雷登〉》（1964）、《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64）、《写总结的一些问题》（1964）等。同时，作为《语文学习》编辑部主任，王泗原与主编张志公等人以《语文学习》杂志社名义编辑了一套“语文学习丛书”，包括《应用文》《语义辨析》《作品介绍和分析》《标点符号学习》《汉语词汇讲话》等，丛书由人教社出版，并多次再版，每册发行都是几十万册，有的甚至达百万册。此外，他还与王微、隋树森、张中行合编了《古代散文选》（上中册，1962、1963），供中学语文教师等研习古文参考，这也是一部在语文教育界颇有影响的经典之作。
其中，王泗原以笔名“高以平”发表的《文言文教材》一文，集中反映了他语文教学思想的进步及其负责选编古文教材的基本情况。针对当时在中学讲读文言文有一些不同看法，如“不必要”“有困难”“有害处”等，王泗原在文中一一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中学生学文言文，只要求能初步阅读，打个基础，得点门径，文字艰深的一概不选，况且课程教材详加注解、循序渐进、保证课时，是完全可以学好的。他说：“应当多读散文，也读一些诗词（包括现代人作的文言诗词）。”因此，所编语文课本文言文所占百分比例，各年级逐渐增加，即从初一的33%到高三的50%，其中散文、诗词占绝大多数。为了便于学习，入选的作品篇幅尽量求短，而且文字不艰深，如初一选的在100字左右，高一的在2000字以内，也有一二百字的。
三
“文革”时，王泗原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1971年7月回京，不满60岁的他被迫办了退休手续，对教材和学问的追求意犹未尽，很不甘心。
此时，他常去看叶老，闲谈中不时说起钻研先秦两汉典籍的心得。“圣陶先生说可以写出来……不在乎发表，自己没事时看看，给朋友看看，也是好的。”几乎每次见面叶老都要说一遍，这让他受到触动，不得不写了，于是每写一二十则便送给叶老看。老人家读了，常常不待下次见面就先写信夸奖。叶老是仁者、智者，明白王泗原的苦衷，也知道他的潜力和长处，便有意引导他把心力转向他熟悉的古语文研究。后来，叶老目力不及，王泗原又改用毛笔大字抄录。再后来，叶老身体不佳，每次见面仍要他口述三五则，一块儿讨论。就这样十多年下来，王泗原的《古语文例释》诞生了。叶圣陶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是规规矩矩五个大字。王泗原在《自序》中说道：“圣陶先生同朋友谈及我这随笔，高兴地说是由他发起的。有些条目是在谈话间他提出要我写的。”1988年出版时，封面印有编辑提要：“本书是作者研治古代文献四十余年的心得结晶，为阅读古书提供了发现疑难、解决疑难的方法。”
改革开放后，王泗原被人教社返聘为特约编审，一方面帮助审读新编中学语文通用教材，另一方面赶着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与《文言文选读》（3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张中行回忆说，按照“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张中行《十年而后返》）。可见，“不愿总其成”是王泗原的一贯风格，他在出版社工作几十年，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做了很多“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没有当过一部教材、图书或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对此，20世纪80年代参与通用教材编写的江苏名师宋子江曾撰文专门谈过：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人教版），从一册到六册，王泗原先生都没有署名，其实，先生对这套教科书有其大的贡献，简直可以说，无可替代的大贡献。先生应请逐篇修改了课文和“预习提示”。这项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是叶老做的。叶老之后，非王老莫属了……我每见王泗原先生改笔，总喜欢细细揣摩，非常钦佩先生的学识和眼力。（宋子江《王泗原先生语言修改艺术》）
王泗原在学术研究上又焕发出了新活力，在《中国语文》《中学语文教学》《中国语文通讯》《语文学习》《教育研究》《语文学习讲座函授讲义》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古语文随笔》（1978）、《国殇说解》（1979）、《韩愈〈马说〉说解》（1979）、《孔门的师生关系》（1980）、《古语文泛谈》（1980）、《写作泛谈》（1981）、《怎样讲通古文》（1981）、《读叶圣陶先生〈经典常谈〉序》（1983）、《〈观猎〉的“忽”与“还”》（1987）、《旧注的利用》（1988）、《“倒装”“宾语提前”辨正》（1991）等。其中，他在《写作泛谈》中说：“写作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很重要”“对于有文化的人，写作是生活上的需要，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平常。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写作就是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人家看。文章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写作的基本要求有五项：准确、清楚、简洁、有条理、写好字，至于讲究技巧，那就是进一步的事了。为此，他举出大量病例，一一指出其毛病所在。最后，他谈到提高写作水平的门道，既要靠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又要靠充实生活、丰富知识、修养思想、训练思维。单就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来说，一要多读，二要多写。
在王泗原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学术专著《古语文例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与《楚辞校释》（人教社，1990）。前书内容前面已有介绍，当年就出了第二版，两次印刷共八千册，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有如此印量，实为不易。张中行撰文读后记（《读书》1989），有许多精彩评论。后书运用语法、训诂、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读的讹误，阐释篇章字句的意义，富有创见，受到学术界赞扬，其中曹道衡《读〈楚辞校释〉》（《文学遗产》1991）讲得最为充分，楚辞研究界的有关评论也都给予很高评价。
四
王泗原与叶圣陶晚年交往更加频繁，叶老常以平生获此得力助手而自豪。叶至善撰文说，父亲亲手创建的人教社名人荟萃，高手云集，谈笑皆鸿儒，但叶圣陶“信赖的好手”主要有五位，其中王泗原可排第一，不仅因为他学问大、业务强、人品好，更因为他是叶老的好帮手，两人甚至亲如家人。叶老生病住院，王泗原不能到医院看望，就天天晚上按时到家里了解病情，也不喝口茶，听完结果就走了。叶老知道后很感慨，说他“真是个古人”。有一次，大病一场的叶老对记录整理他的一篇稿子《端正文风》不满意，就请王泗原帮助修改，才过了一天，他就把改稿誊得清清楚楚送来了。叶老看了很满意，并加了一段按语，“说这篇讲话记录，请他极亲密极钦佩的一位朋友修改了一遍，改得比他自己修改还要满意。泗原先生看了，要我父亲把这些话删去。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心里话，又没明说这位朋友是谁，怕什么呢？’泗原先生说，人教社中语室的同事一看就知道。老人家回答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老去世后，王泗原写了多篇纪念文章，表达哀思、缅怀叶老对他的奖掖。其中写下：“我受先生知爱，四十年之久。每有寸进，先生无不欣喜。我还在继续做学问，将永远记着先生的策勉，日进无已。”
王泗原晚年重视家乡历史文献的整理，担任安福县新志编修首席顾问，“数次接见县志办修志人员，数十次给县志办写信提供资料，指导修志，释疑解难”（《安福县志》1995）。他还整理出版了祖父王邦玺的《贞石山房奏议》（1993）和诗集《贞石山房诗钞》（1993）。接着，耄耋之年的他不顾年老体弱，每日步行去北京图书馆，将所藏明代安福刘铎的《来复斋稿》、抗清女英雄诗人刘淑的《个山集》约十万字，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并加以整理、校注，合而出版为《刘铎刘淑父女诗文》（1999）。知识分子的纯诚情怀，令人感动。
值得强调的是，泗原先生有古人风骨，恪守“君子之道”，为人处世饱含了儒家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悲世悯人的道德情怀。他资助两个弟弟的子女上学不用说，还资助过朋友的子女，如吉安中学老校长“陈启昌师及师母下世后，遗孤多人，泗原先生负教养责，至成人能自立，乃止”（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这种侠义的高尚精神值得赞颂。
泗原先生退休后仍尽心尽力帮助社里审阅多部教材书稿，鉴于他患类风湿病行动不便，单位几次想派车送他回家，但他都婉谢而自己挤公交。1990年他回到家乡，应邀到江西师大中文系讲学，不仅不取报酬，还自己负担来回路费。他说：“为家乡做点事，难道还要钱？”
泗原先生还乐于扶助后学，受其教益者众多。1994年，刘善良把他与人合编的《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出版后呈送给先生，他很快读完，并用笔勾画文字和标点的疏误，为将来重印时订正备用。刘善良又要编一部诗文选译，跟先生谈及，此后先生几次给他的信中都抄录一些珍贵资料，令他感激不尽，并说：“这些我亲身体会的事例，充分显示出先生的高尚品格。”（刘善良《家乡话与屈赋解读》）
泗原先生为工作和别人付出了那么多，为自己考虑得却极少，也从未向工作单位提出过个人要求。他几十年只有一件毛衣，冬天常穿一件母亲留下来的旧夹袄，说为了保暖也为了怀念母亲。他的主餐常常是烤馒头就咸菜。笔者从北大商金林教授那里得知，叶至善看不下去，曾多次派人给独居的先生送去做好的饭菜。
有关泗原先生晚年生活的回忆文章，都会提到他自奉甚薄，生活清贫，老伴早逝，女儿远在京郊不能照料。他最后的几十年，一直居住在西城区丁章胡同一个小破院里，房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如冰窖，确实是个“寒舍”。直到生活实在难以自理时，在女儿“强令”下，他才搬到女儿家住，1999年静悄悄地走了。
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年轻同事熊江平陪同时任社长张健如登门拜访时，看到泗原先生的简陋居室，透风的纸糊窗户，家里没有电视机，中间屋里有个煤球炉，书房兼卧室里有一张桌子和方凳，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深为感动，出门后说：“这是最后一个颜回！”（张健如《令人尊敬的老人教人王泗原先生》）这可谓是对叶老“古人”之说的具体诠释。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和助手，以舜为志，勤奋好学，极富学问；谦逊仁义，以德性著称；一生无职无权，没有做过官，且身居茅屋陋巷，箪食瓢饮，生活俭朴，却安贫乐道。王泗原的言行与儒家贤人、君子是何其相像啊！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