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宗临出生于清末，祖祖辈辈都是偏僻小山村的农民。他那一代学者，一般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或世家大族，至少是富裕家庭。父亲从山西一个小山村的农民子弟成长为史学大师，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在他那个年代，大概绝无仅有。
从山村到北京
父亲出生的小山村在五台山西麓，有百十户人家。他7岁进了村里的小学，读的是《论语》《孟子》等典籍。父亲在地里干过农活，也背过水，背过煤。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家里的亲戚大多数也很贫穷，只有表兄杨西亭是五台的绅士，家中有些藏书，喜欢读书的父亲，经常跑30多里山路到杨家借书。
1918年冬，父亲在本村小学毕业，爷爷打算送他到店铺去当学徒，早点赚钱补贴家用，父亲却坚持要求继续读书。经过一番努力，他的表兄杨西亭答应每年资助20元，爷爷只好在家里不负担读书费用的条件下，同意他继续读书。这一年，父亲14岁，继续读书，是他人生中一个重大选择。
1919年春，父亲考入私立川至中学。在这个新式学堂，父亲为了维持学业，不得不在课余为学校做杂工赚钱，如打扫教室，清理环境卫生，或刻写讲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尽管生活艰苦，但父亲记性好，悟性高，又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很优秀。
1924年中学毕业，一直很关心他的乔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当教师。乔老师建议他去北京报考高等师范，并鼓励他说：“只要你能吃苦，天无绝人之路。”于是，父亲拿着乔老师给的10元钱，离开山西，独自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父亲没有考上北京高等师范，恰好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曹州办的重华书院招生，父亲去参加入学考试，考了第一名。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考完试后，梁漱溟亲自到小旅店来看望他这个穷学生，梁漱溟不仅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而且还负担他的食宿。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把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曹州，梁漱溟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哲学，父亲的志趣在文学和历史，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父亲想回北京，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谈了，梁漱溟深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从曹州回到北京。父亲和梁漱溟的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仅一个多月，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宽厚善良，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
回到北京，10月以后，天气渐渐寒冷，父亲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正在走投无路时，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在北京创办的《国风日报》要复刊，《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经人介绍，景梅九和父亲谈话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报社，父亲认识了同乡高长虹。高长虹是狂飙社的创建者。这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社团，宗旨是要做“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强者，父亲也参加了。狂飙社的成员是一群贫穷而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相互砥砺，有友情，有温暖，这些对当时漂泊在北京的父亲而言，都是极其渴求的。狂飙社的活动，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支持，高长虹和鲁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亲对鲁迅很钦佩，于是，高长虹带他去拜会鲁迅，这大概是1925年年初的事。从此，父亲常去鲁迅那里。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
有一次，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鲁迅要读外国书的主张，对父亲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父亲后来回忆说：“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父亲之所以能赴法勤工俭学，说来也是机缘巧遇。那时，国风日报社的宿舍新添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客人。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常在《学汇》副刊发表文章的华林，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华林和父亲多次交谈之后，很欣赏他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的精神，也很喜欢父亲诚实谦虚、善良平和的个性。当华林问到父亲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时，父亲说：“我的愿望还是想考师范大学，将来当一名教师。”华林说：“你既然想继续读书，为什么不到法国勤工俭学呢？”父亲说：“我也想去勤工俭学，可是我不懂法文，不知道怎么办出国手续，到法国后，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华林说：“做事情总要冒点险，不过也不要神秘化了。你只要能找到200元钱，就可以去法国了。其他的事，办出国手续，到法国找工作，我都可以替你想办法。”华林对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路径很熟悉，也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所以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可是，对于像父亲这样的穷青年来说，200元无疑是一笔巨款，怎么能筹到呢？朋友建议父亲找景梅九想办法，因为景梅九非常爱护青年。恰好华林和景梅九很熟，就主动与景梅九联系，恳请他予以帮助。父亲出国的经费就由景梅九解决了。
在华林的大力帮助和精心安排下，父亲赴法勤工俭学终于成行。他先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上海。1925年12月5日，父亲乘坐法国船“安德烈洛奔号”四等舱，走出国门，于1926年1月8日到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
在欧洲
父亲在欧洲生活了13年，前4年是打工赚钱，后9年是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取得博士学位。
父亲打工的4年，开始的一年多，主要是在一个化工厂做杂工，清洁工、搬运工、油漆工都做过，后来转到里昂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实验室做清洁工。由于他工作勤奋，善于学习，掌握了实验技巧，为总工程师莱旦所赏识，提升他为助理员。当莱旦知道父亲打工存钱不是为安家，而是为进大学读书，深为这个刻苦求学的年轻人感动。经莱旦的联系安排，父亲进入弗里堡大学文学哲学学院学习，免费住在圣·宇思丹学生公寓里。
父亲从1924年中学毕业到进入弗里堡大学，中间隔了5年多，入大学时已经25岁了，实在是不容易。父亲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特别刻苦认真，学问日渐增长，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天资聪颖，勤奋刻苦，这是父亲成为弗里堡大学优秀学生的原因，也是他完成从工人向学者优雅转身的原因。
父亲在校主要学习欧洲的历史与文化，拉丁文是必修课。拉丁文是“死文字”，深奥难学。父亲经过3年刻苦学习，终于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考试得到了“造诣高深”“优秀资格”的评价。拉丁文教授对这位东方学生的成绩感到惊讶，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股毅力？”父亲回答说：“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
由于从小的愿望是当教师，父亲选修了教育学，因此有机缘认识了教教育学的岱梧教授。1932年父亲通过了教育学的考试，获得了“特优”的好成绩。父亲拉丁文及教育学考试的优异成绩，使岱梧感到震惊，他主动约见父亲，得知他刻苦求学的经历，深为同情和感动。从此，岱梧对他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让他每星期到家里一次，指导他学习，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父亲为完成硕士、博士论文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地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岱梧资助的。
1933年7月，父亲以“特优”的成绩通过了法国文学和古代中世纪史的考试，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此时，恰逢岱梧当选为大学校长。岱梧决定在学校开设中国文化课，聘请父亲讲授，并给他一年的假期，可以回国探亲，还允许他带一个未婚妻回来，给予报销船票。这样，父亲在出国8年后，有了回国的机会。
父亲这次东归是当年10月2日到达上海，再到北平。10月下旬，父亲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看望了时时在念中的慈母。1933年年底，他从山村回到北平。12月，父亲受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讲授法国文学一个学期。这时父亲刚30岁，正是而立之年。他一生都在高校工作，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是直接成为教授。
东归一年中，父亲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梁佩云。母亲是山西清徐人，1909年12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梁成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擅长诗词书画，是故乡的名人。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相遇、相识、相知，于1934年秋天一同返回瑞士。
父亲回到弗里堡大学，一边给学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边进入弗里堡大学研究院学习，准备博士学位考试和撰写博士论文。
按照弗里堡大学的要求，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要进行专业知识的考核。父亲完成博士论文后，在1936年7月顺利通过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专业知识的考核，可以进行论文答辩了。
父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7世纪末18世纪初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杜赫德的著作，主要是《中华帝国志》；第三部分论述以杜赫德的著作为主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对18世纪法国的影响。
父亲认为，18世纪被人称之为哲学的世纪，对于欧洲，中国是一线光明。给予近代历史演变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推动而发生的。耶稣会士传播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使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在抨击宗教、反对专制主义和宣扬宽容的道德时，可以从东方文明中找到适当的论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父亲的博士论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述清晰，获得参加答辩的教授一致好评。答辩顺利通过，父亲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于1937年在瑞士正式出版。
难能可贵的是，法国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2002年出版的力作《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梳理有关《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史时，专门提到父亲在瑞士出版的博士论文，并将其作为“当代著作”列于参考书目中，强调父亲的著作引起了作者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探讨。这表明父亲的博士论文在法国汉学界是受到关注的。
在弗里堡大学，父亲和彼时住在瑞士的法国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有过难得的交往。
罗兰由于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弗里堡大学的朋友找一个懂中国文学的行家帮他了解中国。父亲就被推荐去罗兰那里。当知道他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时，罗兰很高兴。在父亲介绍鲁迅的作品时，罗兰会提出问题，而且会从中欧文化差异的角度做进一步解释。对于父亲的工作，罗兰是计时给予报酬的。对父亲而言，罗兰的关爱，起着“家长兼导师”的作用。后来，父亲提出希望翻译一部罗兰的作品。罗兰说：“你帮助我了解阿Q，我帮助你了解米开朗基罗。”罗兰还专门为父亲的中译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序言。1936年，父亲完成了《米开朗基罗传》和那篇宝贵的序言的中文翻译。1937年父亲回国时，这些译稿与其他图书资料一同寄往上海，毁于战火。对此，父亲抱憾终生。
共赴国难 情系教育
在弗里堡三年的朝夕相处，父母亲之间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1937年7月14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父亲向岱梧谈了回国参加抗战的想法，岱梧从父亲的发展和生活出发，劝他留在瑞士，继续从事刚开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父亲婉言谢绝了岱梧的挽留，他回国的决心已定。我曾问过父亲：“当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父亲的回答是一句简单的反问：“国家有难，你能不回来吗？！”这句简单而质朴的反问，饱含着来自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的爱国情怀。那时，母亲已经在欧洲有名的弗里堡护士学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一等护士文凭。父亲的爱国之情，母亲的深明大义，是多么令人感动。
7月25日，父母亲告别弗里堡大学，踏上了回国的行程。他们原计划是先到上海，再转赴北平。7月底，北平沦陷，8月中旬，上海开始了淞沪会战。他们只好改道香港，先期运到上海的行李和图书资料，全都毁于战火之中。
9月初，父母亲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回故乡。9月中旬，他回到山西太原，受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由于战事的发展，山西大学停办。父亲应朋友之约，先前往武汉，其后又转往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并在无锡国专兼职。抗战胜利后，父亲受聘于中山大学，曾任历史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钱穆到广州，邀请他去台湾，他拒绝了。1950年，焦菊隐邀请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陆侃如邀请他到山东大学，赵宗复、张友渔邀请他回山西大学，父亲选择了回归故乡，到山西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此后，他曾任副教务长，1973年再任系主任，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亲一生都在大学任教，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教学工作和教学组织工作，尽管他教学经验很丰富，但每次讲课，不论学生多少，总要认真备课，不断补充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写成讲稿，再去讲课。他曾告诫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一个教师登讲台，就像一个演员登舞台一样，一定要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切不可随心所欲。”
1960年，大哥守胜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父亲马上写信鼓励他安心教学工作，并为他抄录了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不是一个器具，有待教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燃烧的东西，有待教师去点燃。”在1962年山西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父亲发表了题为《谈独立思考》的讲话，谆谆告诫大学生们，要胸怀大志，刻苦攻读，要注意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不断扩大心智的结构和能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桂林的八年，尽管生活艰苦，环境恶劣，但这是父亲一生科研成果最丰富的时期。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父亲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和《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对中西交通史作了概括式的论述。在《清初中西交通史料汇集》的总题目下，父亲写了17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依据父亲在欧洲图书馆、档案馆抄回来的材料写成的，对于这些史料，西方学者尚未察觉到其特殊价值，中国学者又囿于条件而未能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因此，这些文章既具有开创性，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清朝康熙年间，樊守义曾在欧洲停留13年，并将其在欧洲的见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此书原稿藏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没有刊印过，父亲将其拍摄成照片带回国内，标点校注，写成《〈身见录〉注略》加以刊布。
此外，父亲的研究重点是欧洲文化史，抗战与文化。父亲在桂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抗战与文化》论述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原因。此后，他结合二战在欧洲的爆发，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对各国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写了多篇文章，1941年这些文章合集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一书出版。1944年，父亲的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出版。前者是从地理上、空间上研究欧洲各国文化的特点，后者是从历史上、时间上研究欧洲各时代文化的变化，这两部著作对欧洲文化一横一纵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发明。父亲还对欧洲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三点推测，历史发展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在中山大学，父亲写了《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稿》两部书稿，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欧洲史的论文。
回到山西大学后，他的研究转向了，写了《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关于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历史》等论文，发表在学校校刊或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中。由于这些选题不是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发表论文的刊物又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他也就淡出史学界，变得籍籍无名了。但作为学者，父亲对学术是以身相许的，晚年在病中，他写了一首诗：“史业今生未许休，病床长欲写春秋。残阳愿照非洲土，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认识到非洲将来是学术界要研究的，为给青年学者提供点资料，他在病中翻译了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中四本关于非洲的书，直至病重住院，才放下手中之笔。
父亲逝世后，我开始对父亲的遗著进行整理和出版。因为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这些论著保留下来也很不容易，如果它们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2007年10月我编的《阎宗临作品》三种，即《中西交通史》《欧洲文化史论》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阎宗临作品》出版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四个方面评价父亲的学术贡献：一是中西会通的治学精神；二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三是文采横溢的学术论著；四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坎坷的学术命运。学者一致认为，父亲是一位被重新发现的史学大师。
2014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牵头组成了《阎宗临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刘新成担任，学术顾问有齐世荣、刘家和、马克垚。编委由首师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等8个高校、科研单位的13名教授组成。编委会尽力把父亲的论著搜集齐全，并组织人员进行整理、校订、编辑。2019年《阎宗临文集》（四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阎守扶、宋若云编的《阎宗临手稿集》（两卷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近现代学人学术著述丛刊”之一出版。202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阎宗临学术经典《欧洲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这些书的出版，对父亲论著和手稿的价值做了最好的认定。
2020年8月20日，我和弟弟守扶向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捐赠了父亲《罗马史》《欧洲史要义》等七部十二册手稿，时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向我们颁发了捐赠证书。这个名家手稿文库创立自1954年，收藏有众多名家手稿，其中就有父亲所尊敬的鲁迅先生的手稿。与这些名家手稿同处一室，父亲的手稿有了最好的归宿。
（作者：阎守诚，系阎宗临之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