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958年去世，那年我刚出生；何其芳1977年去世，那年我刚刚考上大学。我从清华大学来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每到两位先贤诞辰的整日子，都会参加或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会、研讨会，还组织文学所科研人员前往福建、重庆等地拜谒两位前辈遗迹，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弘扬他们的学术传统和革命精神。
1933年，北平立达书店约请靳以编《文学季刊》，邀请郑振铎一起为主编，冰心、朱自清、吴晗、林庚等为编辑人，特邀卞之琳、何其芳等一百零八人为撰稿人。上中学时，何其芳就是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的热情读者。他还特别喜欢郑振铎翻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新诗，走上诗坛。经靳以介绍，何其芳拜见了郑振铎。那年，郑振铎三十五岁，已是著名教授、文学家。何其芳还是一位大学生，他才二十一岁。
郑振铎、何其芳年龄相差十四岁，学术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一个来自东南（福建、浙江），一个来自西南（重庆），但是又有很多相通相近地方。
在性格方面，二人才华横溢，热情似火，都具有诗人真率、真诚的气质。上世纪20年代，郑振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编《儿童文学》，喜欢讲童话，于是朋友送他一个“大孩子”雅号。他的新诗《我是少年》是一首自况：“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也是自画像：“我为少男少女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轻轻地从我的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希望。”
严酷的社会现实，惊醒了他们的梦想。
1925年“五卅惨案”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的“卷头语”中写道：“沉睡者，起来、起来！ 大雷雨已使你们知道了屋顶的罅漏。雨水如极泉似的淋湿了屋内的一切，雷声震醒了全个世界，是起来，是努力修屋的时候了。你们难道还在安睡？ 沉睡者，起来，起来！”
1938年春，何其芳在成都与卞之琳、方敬等合编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刊物《工作》，发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诅咒黑暗，呼唤光明，以新的战斗姿态，正视现实，坚持真理，鞭挞邪恶。
在文学方面，两人都有着崇高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生的心血。郑振铎积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何其芳努力践行为文学的人生。在短暂的六十余年生涯中，举凡文学创作、编辑刊物、搜书编书，提携后学，还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仍不影响他们硕果累累，没有坚定的目标，没有超常的毅力，一般人很难做到。
革命事业方面，他们都有一个华丽的转身。郑振铎最初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何其芳一生都在编织着文学的梦想，希望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两位前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
郑振铎说：“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何其芳说：“最初为艺术而艺术，后来走革命的道路，从逃避现实到战斗，是旧世界分化的规律。”郑振铎、何其芳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从文学家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两人相识二十年以后，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走到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所，开创了不朽的伟业。
今年，文学研究所创办已整整七十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我们深切地怀念文学研究所的奠基人郑振铎、何其芳两位老所长，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首先，我们向前辈致敬，学习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文学研究的根本方向。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温州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和《新学报》，在《新学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等文章；还与瞿秋白、许地山等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最重要的贡献是与沈雁冰、叶圣陶、朱希祖、蒋百里、孙伏园、许地山、郭绍虞、耿济之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聚集了“五四”时期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作家、翻译家和批评家，将文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后来，他把这种精神融入文学研究所的创建中。
何其芳早年创作深受新月影响，在形式方面注重诗歌的韵律、节奏，在内容方面表现生命的短暂、悲哀。1938年，何其芳到了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教员，后来担任系主任，参加了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深刻地理解了鲁艺的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理论和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央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后来，他把这种政治理念化为文学研究所的建所方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界的各种运动，发挥国家级研究机构的作用。
其次，我们向前辈致敬，学习他们，拓宽中外文学视野，永葆文学研究的鲜活生命。
文学研究所的创办，是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召开若干会议，就文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实际，开展为期十七天的大辩论，郑振铎、何其芳到会听取意见。最终形成十年内全所性的七项任务，重点在文学史和中外文学经典两个方面。
文学史研究一直是郑振铎、何其芳念兹在兹的愿望。早年，郑振铎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指出某部作品的价值及其该作品在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要注意把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种影响下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人类思想情绪的进化与变异痕迹充分展示出来。抗战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体现了这种宏通的文学整体观和比较的文学方法论。
何其芳深受郑振铎影响，对文学史抱有浓厚兴趣。文学所成立之初，古代文学方面分为两个研究组，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一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他兼任文学史研究组组长，说明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学史是一种权力，文学史更有一种张力。七十年来，文学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中华文学通史》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郑振铎、何其芳的愿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中外文学经典的整理，一直是两位老所长的心愿。从1953年到1957年间，郑振铎、何其芳精心组织策划了五十多种古籍的选注和整理。郑振铎生命中最后一篇文字，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序言。1958年，郑振铎先生因公殉职后，吴晓铃先生接续主持工作，主持完成第九集、第五集的工作。其余三集，即六、七、八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出版面世，最终完成郑振铎的宏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就主编了《世界文库》，努力翻译介绍国外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所成立以后，郑振铎、何其芳很早就制定计划，系统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60年代陆续出版的三套名著丛书，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则是这项工作的延续。保持开放心态，吸收丰富养分，这是文学研究的活水源头。
第三，我们向前辈致敬，学习他们，做好人才与图书工作，夯实文学研究的百年根基。
郑振铎、何其芳在文学界、学术界拥有广泛的号召力。郑振铎充分运用他的人脉，书面邀请或亲自登门造访，把一大批专业有成、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如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等请到文学所工作。何其芳在延安文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后来又在马列学院，也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工作。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作家、学者如吴伯箫、曹葆华、卞之琳、陈荒煤、贾芝、杨思仲（陈涌）、毛星、钟惦棐、井岩盾、王燎荧、朱寨、力扬等，也先后来到文学所工作。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两路大军。此外就是陆续毕业来所工作的大学生，这是文学研究所的生力军。文学研究所能有今天这样的广泛影响，人才是关键。
郑振铎、何其芳都是爱书如命的人。郑振铎的藏书广为人知。何其芳的藏书也很丰富，仅古籍就多达两万七千余册。他们都深知图书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建所之初，就把图书资料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专为主，精中求全”。1957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锺书担任主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学所藏书之丰富、之精粹，享誉学界，为科研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不仅如此，两位前辈还是我国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全国古籍整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10月，郑振铎因公殉职后，他的家人遵照遗愿，将他一生收藏的图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1977年7月，何其芳去世后，家属也将其藏书捐赠给北京广播学院。
郑振铎、何其芳爱书、爱学问与爱祖国的情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为人生的文学与为文学的人生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文学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谨以第十任所长的身份，再一次向文学研究所的奠基人郑振铎、何其芳两位老所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