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航运管理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国际海运政策。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早在汉唐时期，连接东西方的古代海上交通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便已形成。这一凝结着东方民族智慧与勇气的航路，长期承担着东西方文化和贸易交流的重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贸易往来频仍，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仅就古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传承问题，溯古追今，以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借鉴。
春秋鼎盛，航海梯山共一家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外先民就梯山航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新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理应继往开来，继承先人智慧，构建一条和平之路、互惠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为人类社会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一条和平友谊之路。中国、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和身毒（印度）等沿途国家的商人船主穿梭其间，和平共处。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以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的庞大规模，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往返多次，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这种和平友谊的生动解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人开辟新航线之后，随即展开了对沿途各地人民血与火、刀与剑的暴力殖民掠夺，海地岛的印第安土著甚至从6万人一度下降到仅剩500余人，殖民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假如按照西方殖民者的强权逻辑，凭郑和船队的实力完全能够在海外开疆拓土，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占据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一寸土地！这也是郑和“船队”而不是“舰队”的根本所在。在人类发展业已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海上丝绸之路更应是一条和平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历来是一条互惠之路。早在一千多年前，古代中国就与海外诸国建立起平等友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初刻拍案惊奇》记载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一枚中国南方的小小橘子，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安家在西欧，一度挽救了17世纪成千上万名欧洲海员的性命，迄今仍被荷兰人和德国人称为“中国苹果”。再看15世纪末西方新航路开辟成功后，由此揭开了西方殖民者海上掠夺的序幕，16-19世纪，西班牙仅从美洲就获得了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在南亚国家修建了一些港口，以期实现互联互通，该举措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还直接带动了当地临港工业的发展，港口还可吸引新的货源，增强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最终实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创新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很多影响悠远的创造发明：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用于航海，直接推动了人类航海文明和海洋文明的重大发展；行驶在海上丝路的中国商船水密隔舱技术，直到600多年后才逐渐被其他国家采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全球三大主航线之一的亚欧航线为依托，全线长达11000多海里，具备“大线——投入大船——停泊大港”的典型特征。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扩大超大型船舶的需求，并由需求推动新的船舶技术创新。
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古代海路上籍籍无名的商人船主，国家不同，信仰各异，通过海上丝路传递着东西方文明的火种，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文明得以交汇包容。元代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航海来华，《伊本·白图泰游记》震惊了伊斯兰世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带领元朝使团船队护送蒙古公主波斯完婚，《马可·波罗游记》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正是依靠中国的指南针（罗盘）定向，依靠《马可·波罗游记》带来的东方想象，哥伦布才有发现新大陆之举，才有东印度群岛、印第安人的“冒名”之举。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之路”，是新形势下构建全球经济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未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拓展，势必出现一系列新的公共话语，诸如国际航运话语权问题，以往欧美国家长期把持航运“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现行国际航运标准几乎清一色由欧美国家发起制定，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平台，通过沿途国家平等诉求各方权益，将有助于从局部扭转这一不合理现象。可以说，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走出一条“文明之路”，这也是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积基树本，乘风破浪会有时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中国古代航海一直是古代世界航海文化版图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世纪以来，我国迎来新的发展高潮，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贸易是航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我国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元代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已同南海和印度洋周边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海上贸易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快车道，2013年进出口总值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贸进出口第一大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我国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频繁贸易往来，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商业基础。
航运是贸易的载体。我国航海历史悠久，汉朝的汉使航程、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都是世界航海史上少有的壮举，活跃的民间航海活动使得古代中国沿海不断涌现世界级的大港口，如古代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等，动辄上千条外国商船停泊。时光流转，21世纪的中国航运再次迎来发展高潮，我国港口吞吐量已经连续十一年排名世界榜首，全球前十大港口中，有八个来自我国。中国海运船队总运力规模达1.42亿载重吨，位居全球第四位。日益增强的航运实力，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通道基础。
航运的根基在于造船。我国造船业源远流长，古代造船技术曾长期领先于其他国家。根据当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写的《苏莱曼游记》，唐代中国海船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明初的郑和宝船更是以“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的雄姿，成为世界帆船史上的耀眼瑰宝。进入21世纪，我国造船业重返顶峰，2010年我国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一造船大国，具备主流船型的自主开发能力，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实现了突破，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足够的技术保障。
向风慕义，映日帆多宝舶来
秦汉以来，我国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航海文化，体现出和谐性、探索性、实践性和物质性等特点，对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
我国航海文化的和谐性源于独特的航海信仰。与西方神话中喜怒无常、性情暴躁的海神波塞冬相比，我国的“海上圣母”妈祖蕴含着母性的慈爱与宽厚，象征着希望与和平，反映我国人民与海洋和谐共处的思想。相传妈祖原是宋代福建莆田湄州岛的一名林姓女子，常常救助海上遇难的渔民，逐渐成为民间的海洋女神。妈祖作为我国航海文化的鲜明符号，伴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日趋丰满，为我国推进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雄厚的文化积淀。
探索性植根于我国航海文化的深处，是海上丝绸之路开拓的动力。面对海况恶劣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开放海域，我国早期航海家们舍生取义，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航海事业中：秦朝徐福东渡生死不明，东晋法显归国九死一生，唐朝鉴真东渡双目失明，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客死异乡……，我国古代航海开拓者们以卓绝的胆识和勇气，在中华航海史卷上谱写出一幕幕悲壮的篇章，以个人的牺牲换取中华民族航海事业的进步。
实践性是我国航海文化的鲜明特点。我国古代航海技术长期独步于东亚，主要源于我国航海家们来自于大海的实践。在长期的海上航行中，我国古代航海者口传心授，将海上的成熟经验记录下来，《郑和航海图》就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实用的航海图书，兼有海图、航路指南等多项功能，一卷在手，万里无忧。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远比郑和时代更为复杂，堪称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为此必须脚踏实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建设新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时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航海文化盛极一时，出现了官府祈求帆船风向顺利的“祈风”仪式、民间航海平安的妈祖崇拜等文化符号。我国的航海文化伴随着商品贸易，漂洋过海，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向沿途各地，为我国推动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继往开来，前途更有妙高峰
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来看，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逐步展开”过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初创时，最远仅到达印度东南海岸；隋唐时期，我国商船的远航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元代商船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印度洋西岸的广阔海域，直到明中后期，欧人东渐，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此落幕。
随着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国家贸易往来的日益紧密，一张严密而无形的航运贸易网络正在逐渐把各国连成一个整体，我们应以网络的思维来审视新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依托现有的港口与航线资源，将其上升到航运网络的高端设计层面。同时，航海相关科技的迅速发展，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无须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一样受限于技术的限制。因此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考虑按照“构建网络、由近及远、中间突破、全面拓展”的路径，以航运网络的构建为核心，在增进我国与东盟国家航运贸易往来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我国与南亚、东非和中东国家的航运和贸易联系，最终通达欧洲，实现全面拓展。其中，针对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的编织，一定要做好“穿针引线”，“针”即指港口节点，是航运网络的物质基础；“线”即指联结不同港口节点的航线，是航运网络的核心；当港口节点和航线大量密集交织时，就形成了综合性的立体航运网络。只有如此，当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能事倍功半，收到实效。
（本版图片均为演讲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