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叶嘉莹 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其间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现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演讲人：叶嘉莹 演讲地点：天津市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5年4月
光明讲坛联合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市新闻出版局主办叶嘉莹先生“从漂泊到归来”演讲，91岁高龄的叶先生坚持站立在天津图书馆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上午。这次演讲的内容几经编辑整理，最终由叶先生审定，今日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我是1924年生人，生活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了，是一个老人，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从漂泊到归来》，从我离开故乡北平，现在的北京，到海外去，到我回来教书。我一生漂泊，现在回想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都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作诗的习惯，这让我随时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记写下来，我记写的都是当时我非常真诚的感情。
我出生的年代是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1937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走过来的。当时很多的有志之士都希望能够从事有建设性的事业以复兴祖国，因为甲午之战我们中国海军溃不成军，至于空军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我的父亲北大外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第一个从事航空建设的机关——国民政府的航空署工作，后来改名叫作航空公司。当“七七”事变后，我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退到重庆，而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沦陷区北平。由于父亲多年没有音信，母亲忧伤患疾，到天津租界进行手术治疗，在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母亲因术后伤口感染病逝在火车上。我从小就遭遇到国和家的各种苦难。
1939年，我15岁，写了《蝴蝶》这首小诗：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当年我在北京的老家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方砖铺地，我母亲在我们西屋的房前开辟了一片小小的花池，夏天萤火虫、蝴蝶都在花丛中翩跹起舞。一个秋天寒冷的傍晚，一只小小的白蝴蝶落在院子中间地上后再也飞不起来了，我就蹲下来看了它半天，当时真的觉得生命是如此之短促，如此之脆弱。我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想法，就写了这首小诗。
1940年的夏天，我又写了首小诗《咏荷》：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多年没有音信，只知道父亲所在的地方国民党军队一个城一个城地陷落，而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就想到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灾祸、这么多的苦难，我们都是在人生的苦海之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不知道这苦难的一生有什么价值，我们来到世界到底该做些什么，反省些什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还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我出生在六月，在中国传统说法里六月的花是荷花，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做荷，我从小就对荷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荷花从佛法上说，是一种救度的莲舟，而我们家里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想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度脱？
上了大学，顾随先生教我唐宋诗，他讲诗讲得非常好，有时也教我们作诗。我从小就在家里作诗，我就把旧作抄了几张纸送给老师看，顾先生看了以后对这些诗很赞赏，这更加激发了我写诗的兴趣。有一天顾先生把我作的诗发回来，说都写得不错，想帮我发表，问我是否有笔名？我当时没有笔名，顾先生让我取个笔名，我突然想起有种鸟叫迦陵，想迦陵和嘉莹的读音差不多，我说就叫迦陵吧，我就有了一个迦陵的笔名。
1944年秋冬之际，我突然间想写律诗，就一口气写了好几首。第一首诗叫《摇落》，那是写初秋的景色。我写道：
高柳鸣蝉怨未休，倏惊摇落动新愁。云凝墨色仍将雨，树有商声已是秋。
三径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楼。征鸿岁岁无消息，肠断江河日夜流。
我到现在读这些旧诗，当年的情景，就恍如仍然在眼前。我们家里有棵很高大的柳树，前两天蝉还在鸣，没想到一场秋雨一场寒，转眼之间盛夏就过去了，我就写了这首诗。
后来秋天越来越深了，我就写了五首晚秋杂诗。后来我将《摇落》和《晚秋杂诗五首》交给了顾随老师，老师读后，不仅一字未改，还以《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和了我六首诗。这时候已入寒冬，我继而又写了一组诗，题为《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严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其后顾随先生再和了我六首诗。
这组诗中，有一首我写道：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后来有读者问我，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写这样的作品呢？我是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就是写了这样的诗。
第一句是写实，呼啸的北风吹得好像大地都要摇动了，那是1944年，是胜利的前一年，也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我们在北平，傍晚至深夜，就能听到日本人在街道上喝醉酒唱着歌，开着卡车呼啸而过，所以我说“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当时已经是抗战的后期了，有时有一些好消息传过来，但是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承受着苦难，所以我说“晴明半日寒仍劲”。我希望我们年轻人记住：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不奋发图强，苦难还会再来。
尽管外面是这样的战乱，但是我在沦陷区中关在自己的房间，还有一盏煤油灯，还有一炉火，我就还有光明还有温暖，我也就还有希望，所以说“灯火深宵夜有情”。后四句是说你身为人活在世界上，就该为人类做一些事情，你要做事就会有责任，就会有人批评指责，你要有这种担荷和牺牲的精神，你的心必须要有一定的持守。
我还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诗，说“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夸父是追太阳的，我希望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情，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本领，没有大的学问，但我真的喜欢诗词，我从诗词里看到古代的诗人那种美好的心灵，美好的品格和操守。我觉得应该把我看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留下去。我一直在教书，情不自禁。这么好的诗词，不让青年人知道，不但是对不起青年人，也对不起古人。我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坚持站着来讲课，这也是对诗词的一种尊重。当然人总是会老的，我现在有点跑不动了，走路常常怕跌跤。但体力虽衰，志意仍在。
我还写过一首诗是《转蓬》：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人生的流转，人生的命运，不是你能掌握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远大的志意，我从来不去主动追求什么，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4岁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天生就是个好学生，从初三到高三毕业，我一直是第一名，大学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毕业，也是第一名，但是我从来没有争过第一，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尽我的力量把书读好。我的老师都喜欢我，不仅教我诗词的顾随先生喜欢我，中学时候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也喜欢我，这个女老师有个弟弟，于是这个老师就很热心地把我介绍给她的弟弟了。
1948年，我们结婚后，他在南京工作。转眼之间国民政府败退，当时我父亲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人事科长，我先生在海军学校教书，他们都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所以我们就在1948年11月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我在彰化女中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1949年生下了我的大女儿。1949年圣诞的前一个晚上，我先生趁着圣诞的假期从左营来看我们，12月25日一早，天还没有亮来了一群官兵，把我的房间都翻搜遍了，然后就说要把我先生带走，说他有思想问题。我带着女儿跟他们到了左营的海军军区，等了两天，什么消息也等不出来，我又回了彰化。第二年，我的女儿还没满周岁，彰化警察局又派了一群人，把我还有其他几位女老师带到了警察局，说我们都有思想问题，叫我们写自白书。后来警察局长看了我写的自白书，说这人真是不懂政治，就是教书作诗，就把我和女儿放出来了，放出来我们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我就投奔了我先生的姐姐，他们家在左营，可以顺便打探我先生的消息。他姐姐家里也不宽敞，只有两间窄小的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卧室，她的婆婆带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住一间卧室，所以我跟我的女儿，到晚上等更深夜静，大家都睡了我就拿一个毯子铺在他们的走廊上，带我女儿睡觉。这就是我当年的生活，所以我就写了《转蓬》，我说从漂泊到归来，这是我的漂泊。
我的诗说“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那时我们在战乱之中，真是身不由己，人飘落到哪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别战乱断了乡根，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和大陆通信，完全没有一点故乡的消息。“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是说我没有托身之所，灾祸无缘无故就降临了。“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当时台湾白色恐怖非常可怕，你要是被怀疑有问题，你的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你来往。“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我在别人家里寄宿不可以痛哭流涕，只有自己把泪咽下去。
我有了白色恐怖嫌疑以后，就没有资格去申请学校教书了，在这样苦难的日子，我就常常做梦，总梦见我回了老家，回到我的故乡北京。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教书，梦中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人在梦里作什么诗呀，脑筋糊里糊涂，梦里的诗通常是我以前读过的诗中的句子。“室迩人遐”出自《诗经》，是说你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人很远，就像我梦到我回到老家四合院里，门窗都是关的，一个人都见不到。杨柳的柔条本来代表绵长的相思情意，因此古人才折柳送别。可是杨柳的多情，却总是在留别的时候被人折断送别的，所以“杨柳多情偏怨别”。1949年的冬天我先生被关，1950年我被关，我只有二十多岁，我真是“雨余春暮”，经过了多少风雨的摧残，春天就走了，我的青春就走了，所以“海棠憔悴不成娇”。
那时公立的中学我不敢申请去教书，我在台南的私立光华女中有一个亲戚，他找到更好的工作空出了职位，说你去替我代课吧。我带着孩子需要一个宿舍，所以就到这个有教职员宿舍的女中教书了，在那里教书教了三年。1951年我写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台南有一种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树叫凤凰木，非常高大，很茂密的叶子，夏天在树顶上开出火红的花，非常漂亮。李商隐写过一首五言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一生都漂泊在外地的幕府之中，妻子儿女都隔绝了，他说在我漂泊孤独的天涯又是一天过去了，假如黄莺鸟要是有眼泪，会把眼泪洒在最高的花朵上，那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我说“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开最高枝”，这是多么美丽多么高的花，却又是多么大的悲哀。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经历了抗战的苦难，经历了漂泊流离的苦难，经过了牢狱之灾，所以说“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可是我经过了那么多忧患，我的心情已经是中岁的心情。“南台风物夏初时”，是说我眼前看到的是南台湾的景色，这不是我故乡的景色，北京没有这么高大的凤凰木。“昨宵明月动乡思”，是说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上的一轮明月，想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
1952年，我写了一首《蝶恋花》的小词：
倚竹谁怜衬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
我眼前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这个私立中学教书，所以“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雨重风多花易落”，是说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经过了这么多苦难，雨重风多，我这个“花”转眼就零落了。当年我的誓言、理想、追求都落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是说我已经把年轻时候那些作诗填词的理想愿望都抛弃了，可是你的感情、你的旧梦忽然之间就会回来，所以我梦里会作诗、会写联语，我白天不能做的事情就跑到梦里出现了。
后来，我先生出来了，证明他不是“匪谍”，我也就没有白色恐怖嫌疑了。我当初在彰化女中教书的时候，有些在那里的同事，觉得我教书教得好，就把我请到台北的二女中去教书。我一到台北，台湾大学就也请我去教书，然后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了也请我去教书，淡江大学也请我去教书，我都是不教书则已，一教书就会有很多所学校请我去教。我的生命都用在教书上了，我喜欢诗词，也想把我对诗词的喜爱传给下一代的人，所以我教了那么多学校。
后来开始有了电视，我是第一个在台湾电视上讲古诗的人，也在教育电台广播讲过“大学国文”。西方的汉学家，那时候到台湾来看见我到处在讲课，就有人邀请我去美国讲课。密歇根州立大学与台湾大学有交换计划，台大钱思亮校长就说要把我交换过去。
去美国教书之前，台大安排我去补习英语。当时我在三个大学两家电台教书，上午三节课，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三节课，晚上吃完饭，夜间部还有两节课，星期六晚上还有广播的录音。我英文补习的课就在星期六的上午，当时英语补习班里都是三十来岁要出国的年轻人，我大概有42岁了吧。那时用的课本是《英语九百句》，内容都是生活用语。教书的是一个美国来的女老师，她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诵。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背书、背诗，我就很能背，后来结课时有人告诉我，我平均分是98分，是全班第一名。
光学完英语还不行，要出去之前，美国派哈佛大学的海陶伟教授来口试，他口试完了以后就要把我邀请到哈佛大学去。但钱校长说不可以，他说我已经跟人签了约的，所以我就必须去密歇根。然后第二年哈佛大学就把我请去做客座教授。
那个时候，海陶伟教授特别优待我，下午五点钟图书馆的学生和老师都走了，我一个人可以在四壁图书的图书馆里工作到任何时间，那真是我觉得最美好的时间。但我也不是只会工作，周末我的学生就会开着车带我到各地去旅游，带我去看漫山遍野的红叶，我最喜欢那时的生活。
到了暑假，两年的交换期满，我就要回台湾。哈佛大学的海陶伟教授就留我，说你先生也在这里，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而且台湾把你们关了那么久，为什么你要回去。但我坚持要回去，我说第一个我要守信用，我的交换是两年，台湾那三个大学、两家电台还在等我回去开学教课，我不能失信于他们。还有我八十岁的老父亲在台湾，我不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那里。所以我坚持要回去。临走的时候，我写了《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其中一首写的是：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当时是九月，我到哈佛远东系要穿过一个广场，周围的树都开始落叶，而落叶归根，我又要归去哪里呢？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还是回到我故乡北京？我当然愿意回到我的老家北京，但是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回不去，所以我说“曰归妄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是说我回不去故乡，又把我的两个女儿留在美国。“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中“浮槎”是古人的一个传说，有一个浮槎每年来去，如期而至，而我却不知道是否能够再回美国跟先生、女儿见面，更不知何时能回到故乡北京。
回台湾后，第二个暑假我决定带父亲一起去美国。但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藉口说我有移民倾向取消了我的签证。于是我准备从台湾先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但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却仍无法得到去美国的签证。后来经海陶伟教授介绍，我就到UBC大学去任教。但该校的亚洲系主任要求我必须用英文授课，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每天晚上查字典备课到凌晨两点，白天再讲课。我这个人也许天生有教书的天赋，我的文法也许不完美，发音也不完全正确，可是我就是用蹩脚的英语把诗歌的感动讲出来了。所以我授课以后，选修中国古典诗歌的学生越来越多，很快我就申请了一个助教，因为我要用英文教课，看作业，看考卷。慢慢的我的英文水平也被逼出来了，这并不是一件非常顺利的事情。可是在国外就算我教书学生们喜爱听，但是我不能像在中国教书这么随性发挥，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大陆，我教书都可以随心所欲“跑野马”，可是现在却查着英文生字给人上课，跟在地上爬一样。我之前在北京教书算是“北海”，在台湾教书算是“南溟”，这两个能用母语教书的地方我都离开了，只是为了生活不得已留在了异国。
后来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了，我想国家间都建交了我应该能回去了，1974年我申请回国探亲。回国后我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
离开了我的故国故乡三十年，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北京一片长街灯火，我想那是不是我小时候常常来往的西长安街，当时我的眼泪就留下来了。那次探亲我见到我两个弟弟、弟妹，侄子、侄女。
1976年3月24日，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我日日哭之。之前我去美国开会，曾沿途先到多伦多大女儿家，开完会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家。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安定下来了。但谁知就在我动这一念的时候，上天给了我惩罚。我的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开车出去旅游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所以我就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有一首诗是：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主要是为了维持我的家，各种艰辛都受过了。可是经过那次大的悲痛后我忽然间觉悟了，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我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我决定回国教书，我要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我就开始申请回国教书。
很多人问我：“你是南开的校友吗？”“中国那么多的大学你为什么跑到南开来？”我将用下面这两首诗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我决定申请回国，就开始注意国内的新闻，我看到一个消息：南开大学李霁野先生复出担任外文系主任。我之前就认识李霁野先生，我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李先生是辅仁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他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台湾光复后，曾经被邀请到台大教书，我在经历白色恐怖之前，曾在台大见过他。我马上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正申请回国教书。李霁野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说，你回来正好，现在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都在努力做一点事情。后来我写了一首诗：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我说我在这个时候也愿意回来，为祖国的教育尽上一份力量。
1979年我接到了当时国家教委的一封信，批准我到北京大学教书。我回国后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回国。李先生一见这信就回复说你赶快来南开吧，南开更需要你。我就答应了，从此以后就与南开结缘了。南开师生对我都很热情，我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以至于我都上不去讲台。看到我们祖国的年轻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如此的热情，我真是非常感动。那时候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但只要他们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三十几年了。
回到南开，我写过一首小诗：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我在南开住在专家楼，有一天我到马蹄湖边去散步，当时已是凉风萧瑟的秋天。诗中我问驾着“太阳车”的羲和是谁让他在傍晚荷花快要零落的时候，送一抹红的余晖照在荷花上？我小名叫荷，能够回到南开教书，我非常感谢南开给我这个机会。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为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出资200余万元人民币为研究所建立了大楼。我在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际，也当即决定把我从国外所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元捐给研究所设立了奖学金。研究所大楼于1999年正式落成，次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首届词学会议，会后宴请席上又得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就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于是从此研究所的一切工作遂得顺利展开。
这两年海外又有朋友为我捐建了迦陵学舍，我真是感谢。我说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差不多快要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海外的录音、录像、研究资料都搬回来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资料整理出来。
我再读一首现在作的诗：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知道我虽然老了，但对我的理想、感情还是有痴心。我相信只要有种子，不管是百年千年，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的诗词一定会开出花结出果来的。
这就是我的从漂泊到归来的故事。我虽然老了，但还是愿意尽我的力量把我们诗词的种子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本报记者陈鹏、南开大学新闻中心陆阳整理，余慧玲、郭少敏、武碧月对本文亦有贡献）
该讲坛视频请见同日光明网名家访谈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