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周伟民 演讲地点：海南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6月
2016年5月，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堂村，已82岁高龄的老船长卢业发在观看当年陪伴他行船南海的更路簿和罗盘。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摄
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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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三亚市渔港，渔船回港避风。CFP
《更路簿》是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除了记载了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及准确位置等。渔民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时间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更路簿》，以口头流传方式使用多年后，开始有手抄本。起自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5世纪初叶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存在了600多年。
《更路簿》证明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因为南海诸岛主权的归属主要看历史沿袭和实际控制。而《更路簿》在这两方面都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
南海280多个岛、礁、沙、滩，且不说汉、唐史籍明确记载了我们祖宗最早发现，并有古代南海诸岛的“古”地名为证；就是海南渔民早在元、明时就到这些海岛上活动并对其命名。渔民的命名，全是海南方言称谓，乡土气息浓厚，被称为土地名或琼人俗名。又称渔民地名。这个地名体系，除了以渔家口述形式流传于民间、世代相传以外，可考的是以书面形式记载于《更路簿》的手抄本中。
如西沙、南沙群岛的土地名，起源很早。据不同版本韵《更路簿》都把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与北宋以后古籍记载西沙群岛为“石塘”相一致；在1973年海南行政区的联合调查小组在向潭门老渔民作地名调查时所作的《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中，载有土地名“鬼喊线”，它位于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在明代嘉靖年间的《海槎余录》有“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回溜中，未有能脱者……又有鬼哭滩，极怪异”的记载，“鬼哭滩”是南沙群岛（万里长堤）的九章群礁，且琼粤方言，“喊”是“哭”的意思，土地名“鬼喊线”应是《海槎余录》记载的鬼哭滩。这证明，南海的土地名最晚也在明代已经形成，这些土地名与古籍的“古”地名相一致。又如苏德柳本《更路簿》的第三章驶船更路定例：“舟过外罗七更是长线，连石塘内，北有金富峙、老粗峙、世江峙、三足峙，又有尾峙、舟过见此七峙，急急转帆，用甲庚卯酉驶回。”
这段文字，与明初水手亲历而写成的《顺风相送·定潮水消长时候》所记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顺风相送》描述万里石塘有两个特征：“内有红石屿不高”“近看似二三个帆船样”。而苏德柳本《更路簿》的作者是海南人，对西沙群岛十分熟悉，描述的石塘地段中的“红石屿”和那“二三个帆船样”的岛是全富峙等七个小岛和沙洲，也即今天确指的西沙永乐群岛。“此七峙”即琛航岛、广金岛、一圆峙（甘泉岛）、全富峙、老粗峙、世江峙和尾峙。这样的记述，比起《顺风相送》来，显得十分清晰、明白。这也证明，渔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极其久远。这些记载，从侧面佐证了南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
(二)中国人最早为南海诸岛命名
对南海诸岛礁的名字，自汉代起即有中国人的命名，但文献记载的还不多。而在《更路簿》中，渔民为自己生产和联络时的定位、取向方便，给南海中136个岛礁起了“乳名”，这些“乳名”在渔民的口头和简单记录中约定俗成。这些“乳名”也是渔民为了记述地域、辨别岛礁、确定船位、指导生产而命名的，但这后来又为国家在法定南海280多个岛礁命定“官名”时起了直接参考作用。
渔民最先给南海岛礁命名，都是以自己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常听到的事物，依附于岛礁的形似而命名的。如郑和群礁的安达礁白沙覆盖，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于是被冠上“银饼”或“银锅”。双子群岛中的北子岛和南子岛，岛上树木葱茏，海鸟和鸟蛋遍地，当年渔民登岛一望，连声赞叹“好也！”，用海南的琼海话喊出来，就是“奈罗！”众口相传，双子岛就分别命名为“奈罗上峙”“奈罗下峙”。还有的岛，在礁上行走时，没有见到一贝一参，而水中也不见一鱼一虾，潜水下去也一无所获，故称作“无乜礁”，海南土话意思是什么也没有。
海南渔民给南沙群岛的命名，还曾被外国书刊引用。日本小仓之助带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小仓在所著的《暴风之岛——新南群岛发现记》中，谈到他在北子岛碰见3个中国渔民住在一个窝棚里，双方语言不通，于是进行“笔谈”，并附有作者根据海南岛渔民提供的资料描绘的地图。在文字记述和地图中，共载有双峙、铁峙、红草峙、罗孔、鸟仔峙、同章峙（锅盖峙）、第三峙、黄山马峙、南乙峙、第峙（应为秤钩峙）等10个南沙群岛土地名，是外国书刊记载南沙群岛土地名最多的。外国书刊引用南沙群岛的土地名，表明在外国殖民者入侵之前，在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和居住的只有中国人，也只有中国人给南沙群岛命名，所以，在西方殖民者擅自给西沙、南沙群岛命名时，就曾采用西沙、南沙群岛土地名，而且在西沙、南沙群岛英文地名中，至少有9个是从西沙、南沙群岛土地名音译过去的。
（三）中国对南海进行长期管辖
史载，唐代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划分十道。同年，在崖州设都督府，督率崖州、儋州、振州。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振州（今三亚）南面大海全都是唐朝政府的海域。据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工部尚书郑权出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写了一篇《送郑权尚书序》，点明了岭南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包括了南海诸岛。相应地，南海诸岛上不少岛礁后来发现唐宋时期的遗址、遗物。
渔民的《更路簿》所记录的，虽然是从明初开始，但渔民们每年有规律地到南沙群岛海域捕捞，估计也有上千年！渔民的活动，对中国控制、管辖、经营和开发南海更加具体化。
我访问琼海市潭门镇老船长许书琳时，他说：“海南岛屿人有一位名叫符再德的，是第一个到南沙捕鱼的，那是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这是代代相传的说法。我刻很准确！”他说，可惜符再德没有后代，不能家传下来。
郭振乾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研究《更路簿》作过详细的调查。据他的不完全统计，海南渔民往南沙岛住岛，住在什么岛屿、住岛人的姓名、住岛时间、籍贯（县、镇、村）等都记录详明，先后记录43人住岛。又有《海南渔民往南沙群岛死葬地点调查》，有死葬地、死葬者的姓名、死葬时间、死葬者的籍贯等，记录14人。另据《文昌县志》记载，文昌县的符鸿光在南威岛就连住8年，东郊镇上坡村的陈鸿伯则住岛18年。
渔民们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能长期在岛上居住、耕种和渔捞，甚至死葬在海岛上。所有这些都说明，海南渔民是长期在西、南沙群岛上劳作，他们与南海诸岛是由一条探索、生产、生活、种养、死葬和精神信仰寄托等环节组成的完整人生链条，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生产和生活！这足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和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控制和管辖的海域。而且，自古以来，中国的政府从未间断过对南海主权的明确主张。
上面说到的这些，证明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中国是这一地区的文明古国，也是这一地区的航海大国。中国人长期在岛上生产、生活，这也是早期西方的探险家、旅行者、侵略者登上南海诸岛后，发现岛上活动的人们永远都是中国人的原因。
《更路簿》体现着海南岛东南部人民的海洋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参与了海洋文化的缔造，并在海洋文化的氛围中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
据战国时期著作《逸周书》中说的商代伊尹制定的《四方献令》对南方各个民族规定的奉献特产名单。这些特产，古代的海南岛全部具备：“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些特产，也印证了《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所载的当时南方的国家君主“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和“抚征南海”的记录，秦统一中国后在南方设郡。由于造船业的进步和航海知识的积累，汉代则在无数次的南海远航总结的基础上，选定了《汉书·地理志》中所记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的南海远洋航线。此后，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岛洲等陆地不断发现文物点、珊瑚石古庙遗址和水下礁盘上的遗物点以及沉船遗址，确证中国人民历史上在南海通航。
海南岛，顾名思义，是与海相联系的。海南岛自从与大陆隔离而成为海岛以后的全部历史，都跟海洋紧密相连。即使是在封建帝王闭关锁国的时候，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民，也一直以宽阔的胸怀，向着海洋讨生活。正是大海，激发着海南人民对海洋的认识和开发，并因此而有着无限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
就海南的海洋文化而言，也和其他的文化范畴一样，是有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的。
元代末年以前的海南海洋文化，应该说还是处于朦胧的自发状态，只是作为靠海人向海讨生活而已，而元代末年开始海南游人冒险到南海捕捞，从那时起，即逐渐地认识南海，并积累着船只驶向南海的知识而逐渐形成“更路”。到明初起有了《更路簿》。《更路簿》是指导渔民航海方法的指引，同时也是渔民开始逐渐自觉地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关系的文化研究成果。这是海南海洋文化的时代性表现。
至于地域性，不难理解，是由于海南岛的地势决定的。海南岛中部山区，地势隆起，于次是山地、丘陵，缓慢下降而到沿海平原地带，然后是沿海的海岸地带。
山区、丘陵地带姑且不论，就是沿海地带，东南沿海与西北沿海也不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的形势是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经济重心转移，徐闻、合浦作为早期的对外交通中心已经逐渐衰落，从广州到东西洋成为主要航线，这条航线决定了从广州出发直下海南岛的东部海域，这就促进了本岛东南沿海的人民对海洋的依赖和对海洋资源利用的程度远远超过西北沿海的人民。这样，日积月累，《更路簿》在东南沿海地区产生并被广泛使用。
因此，东南沿海的渔民在使用《更路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生产、生活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海洋观念。而这三个层面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或者互相重叠。
生产、生活层面自不用多说。过去只是在近海捕鱼捞虾，收获也很有限，生活也单一，早出晚归，至多也只是据潮起潮落略有调整，并无大的变化。使用《更路簿》以后到南海区，捕捞的产品不再是鱼虾，而是马蹄螺、砗磲、海参、海龟、牡蛎和海人草等。过去卖鱼赚不了几个钱，而南海的海产品可不一样了，一船砗磲拉回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制度层面。渔民出海，每年秋风起时，乘东北风到南海海岛去，至明年春夏间南风起时再乘南风回来。生产制度也不一样，几条大船联帮出海，每条船上多到二三十人，在岛上“站峙”“行盘”作业或驾小舟乘四五人，有舢板头摇桨，在岛礁上有舢板头指点潜水，捕捞马蹄螺和牡蛎等。至于海参、海龟和海人草又另有方法。特别不同的是，近海捕鱼，一般父子搭档，一齐下海，即使多人同时捕鱼也绝对各干各的活，互相独立的个人。出南海则另有制度，比如在船帮里，父子不同船；二三十人一条船，船上无戏言，船长是绝对权威等等。
精神层面，即思想观念层面。过去大海只是提供生活资源，这正如农民对土地一样，觉得花了劳动获得营生资料，理所当然，而且每天都一家团聚，习以为常。到南海以后不同了，几乎每年在岛礁上半年在家，海岛是半个家。大海变幻莫测，常有不测的台风甚至是“强风暴”，可能全船覆没，人生死由命，因而对海又爱又恨，到老年不能下海时又怀念，对大海的感情复杂得多了。而家里的传承，不再是渔网和渔钩子，而是看家的本事——使用《更路簿》时的海洋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航海经验等等。
这三个层面突显了与此前的习俗不同，形成了完整的海洋文化体系，说明渔民们认识并掌握了海洋一定的客观规律之后的行为，而这正是海南岛东南沿海渔民大众个体的积极实践的结果。
《更路簿》见证明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南发展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在贸易、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密切交往的见证。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往来持续热络。明代以后，特别是1858年琼州成为中国十大开放商埠之一，海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也给南海留下了深深的影响。这一切，渔民的《更路簿》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
首先，海南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之所以能发挥着桥头堡的重要作用，是因为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越。
丝绸之路中从南海到东南亚乃至印度洋，自汉代起即已经有记录。到了明代，因为有“更路”的指引，南海地域的通航更为明确、多样。因为南海中主要岛礁都有海南渔民的命名，这些名称，是丝绸之路上海南籍的船长和船员们必需的标志。这些名称原本是根据海南渔民自己在南海中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按照自己的经验，用本地的俗语，约定俗成的。这些俗名，不仅是指引航路的路线图，而且对所经海域的气象状况、海洋特产以及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岛礁方位和距离等作出初步的记录，为明初以后的南海丝绸之路的交通提供了方便。基于这些条件，明代虽然实行“海禁”，但南海中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仍旧十分繁荣。
其次，《更路簿》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海南民间贸易的繁荣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的发展。在海南，极少数权贵豪绅，在一方称王称霸，让海南“一家富而十家贫”，到处都是“人烟萧索”。沿海居民如琼海、文昌，沙地又不宜耕种。尽管明王朝海禁极严，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甚至罢市舶以申海禁。但老百姓要活下去，许多人都耕海甚至为之铤而走险，平时跑运输，有人号召时则驾船下海去。沿海人民，不仅是疍民，连许多人家也都是“引贾四方，居家舟居，莫可踪迹”。官方也无可奈何！
山高皇帝远的海南岛，“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番货”。这些民间“交通诱引”愈演愈烈，甚至组织小规模的“散商”船队。
民间的小本商人，仿照渔民出海的管理，四五条船联帮出海，互相照应，守望相助，同去同归。据记载，明末时有位海祖述，他造大船，“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他的船首尾约二十八丈，桅高二十五丈，造三年才下水。这样的船当时在海南东南沿海不止海祖述一艘，而是成批的。在万州（万宁市）东北三十五里的莲塘港门，有番神庙，里面供奉的神是“舶主”。东南沿海这类神庙还有不少。这些舶主是因为对民间海运贸易有贡献才在民间受到供奉。由此，足证海南民间贸易的繁荣。
《更路簿》中如苏德柳本、苏承芬本等，还记录了由南海到越南、暹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路线，这为研究中国的海外交通史提供了资料，也对南海丝绸之路航行有直接的指引。
再次，海上丝绸之路给海南引进了海外新的作物品种。茫茫南海，海域辽阔，海况复杂，暗礁险滩极多，航行艰难。《更路簿》所开通的更路，避开险阻而比较安全地通航。海外的作物也多所引进。这许多物产，“登琼者更瑰奇矣”！
此外，明正德《琼台志》卷八《土产》记：“鸭脚粟，正统间始种，有数种……”又，“山蛭，产赤土……”。除了上述诸书所记，在文献中还记载有玉米、烟草、菠萝、辣椒、甘蓝等自海外传入海南。
海外新的作物品种引种，对海南岛来说，不仅大大地扩展了土地的利用率，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也产生多种社会效益。据康乾《琼州府志·田赋志·土田》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园、塘苗共一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而到道光《琼州府志·政经志·服役》载，道光年间，“通府现额官民田、地、山塘等项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二顷”，实际增加了三千一百七十六顷。实编征粮银的数量也大大提升了。社会经济效益极大，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由此证明，《更路簿》开拓的海南海洋文化有巨大的成效！
二十一世纪初，我常到潭门采风，那里还有很多“老船长”。他们能够使用木制罗盘，在船头望星象，用炉灰测海流，以“托”丈量海水深度，用更路簿导引航线。1956年以后，机动船代替帆船，传统意义上的“老船长”已经很少了。
据《三沙文物》记载，在海南这片海域发现的水下文物遗存中，唐宋元明清的都有。奇怪的是，各处礁盘上沉没的数量众多的船只，都是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历代沉船所遗留下的。沉没的遗物大都在礁盘北面或东、西侧，正对着中国的海南岛船舶南下的航向。这证明这些船舶是从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文本等省经过海南出发的。
周伟民，1933年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海南大学教授，原该校文学院院长。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海南通史》。
1989年开始，关注和研究《更路簿》，至今已有20多年。著有《南海天书——南海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该书是首部全面解读《更路簿》的权威著作，从文化视角诠释了“天书”渔民航海经。
本报记者王晓樱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