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运峰 演讲地点：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二一年八月
刘运峰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201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汉画像是我国传统石刻艺术的瑰宝，堪称最早的浮雕艺术,古代的墓穴、门阙、祠堂、井栏、桥身等，都有大量的石刻画像存世，其中尤以山东嘉祥、河南南阳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作为汉代的一种造型艺术,汉画像就其制作的过程和表现方法而言，属于雕刻的范畴；但就其整体的艺术形式而言，又属于绘画的范畴，因此，人们将其命名为汉画像石，简称“汉画像”。
汉画像分布范围及类别
汉画像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就地域来说，有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地；就具体场所而言，则有石祠堂、石阙、墓穴、石棺、石桥、石壁、石井栏等，其数量繁多，约在数千块以上。
就内容来说，汉画像可分为七类。分别为：
第一类：天地鬼神。大多为宫殿、宗庙、祠堂、墓葬中的画像石，其刻画目的在于“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具体而言，其中有刻画含有赤鸟图像的太阳和含有蟾蜍图像的月亮；有包括北斗星和牵牛星在内的各种星座，如《东宫苍龙星座》《北斗星君》等，有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北斗大帝、雷公、电神、风伯、雨师、嫘祖等，如《女娲伏羲交尾图》《王母赏月》《穆天子拜会西王母》《人祖高禖》等，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然神和禖神的信仰与崇拜。
第二类：祥瑞图腾。主要题材有虬龙、朱雀、白虎、双鱼、双头鹿、双头鸟、谷纹圭、连理木、大熊等，如《人面虬龙》《凤求凰》《年谷熟》《隋侯得珠》《丹雀衔九穗禾》等画像。在这些图案旁边，往往还刻有一些寓意吉祥的文字，如双头鸟旁刻有“王者德及高远则至”，谷纹圭旁刻有“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至”，连理木旁刻有“王者德纯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等，其目的在于宣扬“天人感应”的思想。
第三类：帝王圣贤。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高祖斩蛇》《柳下惠坐怀不乱》《伯乐相马》等，其目的在于追慕先贤，劝善惩恶。所谓“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汉·王延寿《鲁殿灵光赋》）其意在推行有利于统治的行为规范，使“三纲五常”深入人心并化作自觉行动。
第四类：忠臣烈女。包括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事迹，如《义乌感孝》《管仲射主》《荆轲刺秦王》《狗咬赵盾》《陵母伏剑》《七女大战咸阳桥》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完璧归赵》《二桃杀三士》《刘媪梦蛇》《杯弓蛇影》等。
第五类：车马出行。自西周开始，官员出行所乘车辆、所着服饰均有定制。汉画像中有不少是反映主人出行的场景，以此来表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第六类：飞禽走兽。在农耕社会中，飞禽走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生活资料，因此在汉画像中多有出现。如《百兽率舞》《狮子王》《熊兕斗》《狐假虎威》等。
第七类：生活百态。汉画像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耕田、狩猎、征战、和亲、讲经、宴饮、乐舞、百戏、讲学、献俘等场景。如《单于观乐》《黄公斗虎》《孔门弟子候师图》《端灯侍女》《执盾门吏》《建鼓乐舞》等。
总之，这些描绘在石头上的画像，形象地反映了汉代自庙堂宫廷以至达官显贵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取向。不仅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而且能够为绘画提供有益的借鉴。正是由于汉画像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自传拓技术发明之后，画像石拓片就成为历代学者研究、收藏、鉴赏的对象。
鲁迅与汉画像之缘
1912年5月，鲁迅随国民政府教育部来到北京之后，由收集碑刻拓片开始逐渐接触汉画像。
1913年9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鲁迅对这些汉画像拓本极为喜爱，专门在一张纸上一一列明题目、所在地、著录情况，并特意注明：“以上十石在山东图书馆，尚有十七石在学宫。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以拓本见予。”这可以算作鲁迅收集汉画像的开始。
1915年之后，鲁迅逐渐将搜集金石拓本的兴趣转移到汉画像上来。
1915年4月11日，鲁迅自琉璃厂买到马槽画像石拓本1枚；25日，买到《射阳石门画像》等拓本5枚。5月1日，买到《渑池五瑞图》1枚、杂汉画像4枚、武梁祠画像并题记51枚；9日，买到汉石刻小品拓本3枚、汉永建五年食堂画像1枚；16日，买到《文叔阳食堂画像》1枚、武氏祠新出土画像1枚、不知名画像1枚；23日，买到济宁州画像1枚；30日，买到《李夫人灵第画鹿》1枚。10月30日，买到《郭氏石室画像》10枚、《沂州画像》14枚、《食斋祀园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各1枚以及《纸坊集画像》、不知名画像各1枚。
1916年之后，鲁迅购买汉画像的次数更为频繁，直至1918年方告一段落。
除了到琉璃厂一带购买汉画像的拓本，鲁迅还托人到画像石的原地寻访或拓印。在一册《金石杂件》手稿中，有鲁迅开列的请人代为搜集、拓印汉画像的目录，上面记有山东济南、曲阜、兰山、嘉祥、金乡、济宁等14处及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汉画像石的情况，同时注明对拓本的具体要求：“一 用中国纸及墨拓。二 用整纸拓全石，有边者并拓边。三 凡有刻文之外，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 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1916年1月12日，鲁迅收到汪书堂代购的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117枚，其中有汉画像10枚、嘉祥画像10枚、汉画像残石2枚。
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在得知鲁迅搜集汉画像的消息后，便主动到鲁迅住处推销。1915年9月1日，敦古谊派人送来一批汉画像拓本，因未有中意者，鲁迅未购；10月4日，富华阁给鲁迅送来出自嘉祥、汶上、金乡一带的汉画像拓本137枚，虽拓印效果不佳，但因其价格合适，鲁迅便以14元全部购入；11月24日晚上，师古斋给鲁迅送来一批拓本，鲁迅从中选购了端方匋斋所藏的汉画像残石拓本1枚。值得一提的是，这枚拓片没有收入端方的《臧石记》，鲁迅特意在日记中做了说明。1919年6月1日，敦古谊帖店给鲁迅送来石刻拓本，鲁迅选购了《忠州石阙画像》6枚，此画像又称《丁房阙》，鲁迅明知为唐代画像石，但仍决定买下，同时还买了1枚《杨公阙》。
鲁迅的同事、朋友对鲁迅搜集汉画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赠送拓本，或是推荐给鲁迅购买。如1917年2月5日，鲁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宫午门察看设立京师图书馆一事时，同行的王叔均赠给鲁迅《李业阙》拓本1枚、《高颐阙》拓本4枚，汉画像拓本25枚、檐首字24枚；5月16日、21日、31日，鲁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视学的杨莘士分三次寄赠鲁迅汉画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济南金石保存所所藏汉画像拓本10枚；1918年11月20日，鲁迅的好友陈师曾将梁文楼所藏汉画像拓本介绍给鲁迅，鲁迅从中选购了其中的《贾公阙》1枚；1920年4月8日，鲁迅收到好友许寿裳寄赠的《嵩山三阙》拓本，共5枚。
鲁迅收藏汉画像，并不是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其美术价值。汉画像中那流畅奔放的线条，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在《看镜有感》一中，鲁迅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提倡美术》一节中也说，鲁迅“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正是基于以上这样的判断，鲁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收集汉画像及唐代的石刻图案拓本。现存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共700余幅，其中山东汉画像有340余幅，河南汉画像320余幅，四川、江苏、甘肃等地汉画像40余幅。
除了搜集汉画像的拓本，鲁迅还对这些汉画像进行了专门研究，包括确定其名称、所在地、形制、内容、著录、保存地点等。在鲁迅手稿中，有大量关于汉画像的说明文字，如《李家楼画像》，鲁迅的说明文字为：“平刻。高二尺五寸，广三尺三寸。左右□缘，中分二区。左兽环，右一人拱立右向。无字。”再如，《食斋祠园画像》，鲁迅作了这样的说明；“石高二尺二寸四分，宽一尺二寸八分。四角经磨蚀，略作椭圆形。象高一尺六寸五分，字径一寸五分。分书‘食斋祠园’四字，在象左侧。”再如，对于《武氏石室新出画像》，鲁迅说明文字为：“右武氏石室新出画象，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泐，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书。一石上有兽首，口衔大环。与射阳石门画象同。一石上层二人骑马前后行，下层漫泐，中层似有题字五行，不可辨。余俱作人马宫室形，无题字。”
鲁迅拟议中的《汉画像集》
鲁迅早期的汉画像收藏，以山东出土者为最多。在对这些汉画像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鲁迅一度决定编辑一部《汉画像集》，并拟定了目录。鲁迅所拟的这份目录，大致是在1926年8月离开北京之前完成的，共分七篇十五卷，现分述如下：
第一篇为阙。阙为古代祠庙和陵墓前竖立的石头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由于中间空缺，故名阙。该篇分为两卷，包括山东费县的南武阳阙，四川新都的王稚子阙，河南登封的太室阙、少室阙、开母阙，山东嘉祥的武氏阙，四川雅安的高颐阙，四川德阳的司马梦台神道阙，四川渠县的沈君阙以及四川忠州的丁房阙。
第二篇为门。门即石门，共一卷，包括江苏射阳的聚石门画像，山东蓬莱的李夫人灵第门画像。
第三篇为石室。石室即墓室，多刻有画像。该篇分为三卷，包括山东肥城的郭巨石室画像（亦称“孝堂山石室画像”），山东金乡的朱鲔石室画像，山东嘉祥武宅山武氏祠石室画像。武氏包括武梁、武斑、武荣，画像分布于右室、前室、后室、左室等处。
第四篇为食堂。食堂即飨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该篇共一卷，包括山东鱼台的永元食堂画像，山东济宁的永建食堂画像、寿贵里文叔阳食堂画像。
第五篇为阙室画像残石。所收录者为散落于各地的残杂画像，分为四卷。
第六篇为摩崖。摩崖为刻于山间崖壁上的画像和文字。该篇共一卷，包括甘肃成县的黾池五瑞画像，山东沂水鲍宅山的凤凰画像。
第七篇为瓦甓。瓦甓即刻在砖瓦上的画像，分为三卷，鲁迅没有列出细目。
由上述目录可以看出，鲁迅的确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编成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汉画像集》。而且，鲁迅对此一直念兹在兹。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随身就携带了部分汉画像的拓本继续进行研究。12月31日，鲁迅在《厦门通信（三）》中对李小峰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搜集汉画像虽不如在北京时便利，但仍未曾忘怀。11月30日，鲁迅托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书局购得《汉画》两册，鲁迅翻阅后大为失望，称其“甚草率，欺人之书也。”这也说明，鲁迅自信能够编出一部有水平、有价值的《汉画像集》来。1929年3月23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
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的主张
对于汉画像，除了发自内心的喜欢之外，鲁迅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他主张将汉画像艺术与中国新兴版画相融合，创造出既继承传统艺术又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鲁迅的青年朋友、画家陶元庆带着立达学园的学生来到鲁迅家中，选取了一部分汉画像拓本，在该校的绘画展览会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庆和钱君匋来到鲁迅家中，谈到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采用古代铜器和石刻中纹样的设想，鲁迅大为赞同，“认为可以试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搜集的许多汉唐画像石的拓本，说：‘我所搜集的汉唐画像石的拓本，其中颇有一些好东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部分借鉴，现在时间还早，不妨拿出来大家看看。’说着，便端出一大叠拓本来，由于幅面很大，必须铺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楼上地位较窄，铺不了多少，便改到楼下客堂里，把这些拓本铺了一地，随铺随作解释，娓娓动听，铺了一层又铺一层，我们一时目不暇接，只能肤浅地浏览过去”。（钱君匋：《我对鲁迅的回忆》）
1935年2月4日，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结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的信中又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由此可见，鲁迅收集汉画像的目的，一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美术遗产的热爱，二是对这一宝贵遗产的传播与弘扬。
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鲁迅念念不忘的也是设法将自己收集的这些汉画像印成画集，让更多的人分享。
1934年3月6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到汉画像时说：“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说：“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鲁迅再次提到编印画集一事：“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鲁迅的这一动议得到了姚克的支持，并表示可以把鲁迅所写的说明文字翻译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4月22日，鲁迅在复信中说：“石刻画象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鲁迅还想请台静农在北平代为收集拓本，一是补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换拓印效果不佳者。
1935年初，鲁迅在得知河南南阳一带有大量画像石出土，立即托人搜集购买相关书籍，请人拓印原石。
1935年11月1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编印《汉画像集》的计划：“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象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
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中曾说：“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
令人欣慰的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鲁迅辑印艺术图录全集》列入该省重点出版规划，该书分为8卷，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录了根据鲁迅先生拟定目录的《汉画像集》，从一定程度上说，算是了却了鲁迅先生当年的一个遗愿；同时，也是对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的一个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