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新探》 汤炳正 著 商务印书馆
汤炳正先生曾被本师章太炎先生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后生小子何敢望其项背？然读罢《屈赋新探》，不禁深深被其吸引。这部难得的经典不仅仅益人神智，更能示人轨则，引领人们去思考学术之意义和生命之价值。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我都会认为，《屈赋新探》会越来越绽放其璀璨的光芒。是以不揣固陋，对其中的方法论稍做评述，俟大雅教正。
《屈赋新探》首先树立的是研究方法的标杆。诚如训诂学者郭在贻先生所言：“本书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家法，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中熟练地运用了古音学、训诂学的方法和知识；同时，又涉及历史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把这些学科沟通起来，对楚辞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是前贤和时人很少能做到的。既然材料和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则本书能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一个新纪元，从而取得超越前人的新成就，便不奇怪了。”（《旻盦文存中编·楚辞要籍述评》，《郭在贻文集》第三卷）郭先生强调汤老楚辞研究开辟新纪元得力于其材料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此诚不刊之论。赵逵夫先生曾经以《突破·开拓·治学方法：读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为题，揭橥汤老学术之示范意义。笔者在此基础上，也贡献一点学习体会。
一
自觉继承、接续清代乾嘉考据学派传统，彰扬章门小学家法。
乾嘉考据学，漆永祥先生认为，其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重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翻阅《屈赋新探》一书，“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这一特点非常明显。
音韵学是作为语言学家的汤老解剖屈赋的手术刀，是很重要的学术工具。而作为章门“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他的音韵学成就却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应有的重视。像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唐作藩《汉语语音史教程》等书均没有提及。也许是楚辞学专家的光辉掩盖了这一突出面。应该说，正因为音韵学的介入，屈赋中许多疑难才得以解决或获得比较可信的解释。从开篇《〈屈原列传〉理惑》，到终篇《〈楚辞韵读〉读后感》，每一篇都充分运用音韵和与之相得益彰的训诂手段。兹不列举。而对于音韵的研究，汤老不无真知灼见，其《〈楚辞韵读〉读后感》提出自己研究上古韵部的见解：“在‘考古’的基础上进行‘审音’，要稳当一些；而在‘审音’的前提下进行‘考古’，就要危险些。”
音韵、训诂以及文字是中国语言学（古代称小学，不能完全等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语言学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化的根基。经过语言学的严格训练，下笔自然会很慎重，很严谨。同时，中国语言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的逻辑学和哲学（语言本身就有语言哲学）。每一个概念，每一个训诂，每一个声韵，每一个字形，都需要经过审慎的、严谨的思考和论证，然后再精准地表达出来。语言学家承担着中华文化存亡继绝、发扬光大的使命，是如此的庄严而神圣。汤老作为语言学家，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屈赋新探》在此等意义上，与其说是楚辞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语言学专著、杰出的音韵学著作。
二
背诵经典，读书得间，极具问题意识。
汤老从小就背诵四书五经。其童子功是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年青学者所缺少的。《屈赋新探》旁征博引，四部书籍比比皆是。多见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学者著述。如王念孙、何焯、戴震、孔广森等。这无疑指示我辈小子以读书门径，亦即来新夏先生所言“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因“清人校读整理古书，为前人揭幽隐，为后学辟捷径，其功至伟”。
《〈楚辞〉成书之探索》是汤老读书得间、从无疑处有疑的代表作。《楚辞》编纂于刘向，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但汤老追根溯源，加以探讨，发现《楚辞》篇目编排的原始顺序和今本不一样，得出“《楚辞》一书的纂成，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这一结论。
三
重视“二重证据法”，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斟酌吸收”学术前沿成果、海外研究成果。
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出土文献的登场，能解决历史中的很多问题。但在汤老这里，出土文献同样适用于解决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像《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一文，为了解决“摄提贞于孟陬”这句话在解释上的分歧，对“利簋”铭文加以考释；发现“解放前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以夏历为序，其中所标十二月名，跟《尔雅·释天》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的形体略殊”。《〈九章〉时地管见》结合出土文献《鄂君启节》，大致梳理了屈原的流放路线。
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汤老非常熟悉。值得一提的是，汤老不废日人研究。《〈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自言：“又如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于屈传‘终不悟也’一段下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曰：‘怀王既入秦而不归，则虽悟无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可见此段疑案，不仅古今同感，亦中外一致。” 又如，《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引用到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古今同感，中外一致，不禁让人想到钱锺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
汤老在引用他人成果时，论文部分往往能够详细标明。而且善于运用追根溯源的研究方法来梳理学术史。如《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推算屈原具体生年月日时，罗列清代刘梦鹏、曹耀湘、邹汉勋、陈瑒，近人郭沫若、浦江清、林庚等人的考察，不啻一部生年考察史。《论〈史记〉屈、贾合传》在挖掘屈、贾思想共同点时，对春秋时代起儒家思想在楚国的传播进行条理，相当于一部楚国儒家传播史。这些虽属于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可以见出汤老深厚的研究功力。而在追溯学术史时，汤老往往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待其他人的学术见解，如《论〈史记〉屈、贾合传》中，他特别提到郭沫若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屈原思想研究的差异，认为“郭沫若同志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各见其一端而已”。这种辩证的评价，实事求是的态度折射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广阔的胸怀，值得后生晚辈不断地学习。
《屈赋新探》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经典，“非功底扎实而又治学谨严者，是断断写不出这样著作的”（借用张老文熊先生《〈义林〉序》语），后生小子如我，将会常读常新。
（作者：彭鸿程，系贵州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