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早熟，管理系统复杂。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治国理政，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方法。没有教科书能够得其门径，只有历史的经验才最受重视。
1063年农历四月，宋英宗（1032-1067）即位，不久，司马光给皇帝呈上自己编纂的《通志》八卷。这位年仅31岁的新皇帝很赞赏司马光（1019-1086）的著作，要他继续撰写，而且国家拨给经费，配备修撰人员。1067年正月，英宗皇帝病逝，神宗（1048-1085）即位。当年十月，初开经筵。“经筵”是给皇帝讲课的典雅说法，“经”者，经典；“筵”者，宴也。“经筵”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精神大餐之意。程颐、朱熹都给皇帝开过经筵。
这是神宗初登大宝后的第一堂课。司马光在这堂课中讲的都是历史，就是他奉英宗之命而撰写的历史。神宗听了后，龙心大悦。他觉得司马光《通志》的书名太朴素了，特赐了一个响亮的书名——《资治通鉴》。几天后，神宗交给司马光一篇《序》文，说书成之后，就加进去。
一般来说，书写好了再请人写序，要请皇帝写序更是了不得。唐玄奘（就是那个唐三藏）翻译了许多佛典，想编辑在一起，三番五次请李世民写序，李世民总有些犹豫。因为李世民曾经批评梁武帝对于佛教的痴迷，说自己唯独遵奉儒家思想。最后，他还是看在玄奘是儿子李治的老师的份上（太子的师傅都是儒学大师，但是，玄奘为李治授菩萨戒，也算师傅之列了），在临终前几个月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大约是御用文人代笔的，字则是从王羲之书法作品里采集的（取法王羲之书法的褚遂良也书写过）。李世民只是挂了一个名，而且把写序变成了书法游戏。
宋神宗可不是这样。司马光的书还没有写好，他就写好了序言，而且在序言中，大发感慨：“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无不重视读史，“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神宗从司马迁的《史记》谈到当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尤其赞扬司马光这部书切磋“治道”的努力：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在序文的最后，神宗提到书名的事：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宋神宗说得非常清楚，读史书，知往事，见得失，铭“商鉴”，对于他的求索治道，非常有益。史书中所载的“治道”是什么呢？神宗用了十二个排比句：“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这十二个排比句分六个层次：
第一是“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即书中关于治国理政决策时的精彩议论及其行政操作方面，德与刑两方面优良的制度规章。第二是“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涉及天象和人事（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吉凶祸福诸般征兆的探究。第三是“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即懂得权威与福泽之所以盛衰，其本源何在；清楚规划重大国事的利害攸关功效之所在。第四是“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即良将打仗的方略，循吏（公正执法而爱民的官吏）的有效治理措施。第五是“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对是非曲直要有判断，求治的根本是勤勉不能怠惰。第六是“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那些用词渊博厚实的文体，规戒劝谏深刻的含义。归纳起来就是，精到议论与施政；天象人事与吉凶；社稷祸福与利害；良将之策与循吏之治；处事之明断与勤政；为文之体例与要义，所有这些有资于治国的方略，“良谓备焉”。在宋神宗看来，《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中华书局1956年初版的《资治通鉴》共收了三篇序文，除了上面这篇宋神宗御制序文外，还有两篇：一篇是最早给《通鉴》全面作注的宋元学者胡三省的序，另外一篇是元初兴文署初刊《资治通鉴》时翰林学士王磐的序。
胡三省（1230-1302）的序文写得比较专业，谈到中国的史学传统，谈到他注释《通鉴》的衷曲和个人的遭遇，也有一段谈到《通鉴》的价值和意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第1册第2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版）
胡三省是宝祐四年（1256）的进士，与文天祥（1236-1283）、谢枋得（1226-1289）是同科进士（文天祥是第一名），宋人称之为同年。胡三省秉承家学，酷爱读史，入仕之初就已经以《通鉴》专家知名。1275年，他曾被推荐到同为台州老乡的贾似道幕下任职，见其冥顽刚愎，不听正言，乃弃官归乡里。宋亡不仕于元朝，专心注释《资治通鉴》，年逾古稀去世。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卓识洞见，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里有精到的分析。上引序文中那段评价的意义是说，无论什么人，不管是君是臣、还是普通百姓（人子），乃至带兵之将，都应该了解历史，从阅读《资治通鉴》这部大书中寻找知识和智慧，提升治理国家的能力、克敌制胜的本领，以及为人处事的技巧。
至于元初宰相王磐（1202-1293），他是金朝的进士，入元累官至翰林学士，忽必烈时任宰相之职。为人刚正、廉洁，酷爱读书。他在给兴文署（元朝在大都专门建立的刊书机构）新刊《资治通鉴》所作序文中说：
古今载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务也。”大抵士君子之学，期於适用而已；驰骛乎高远，陷溺乎异端，放浪于词华，皆不足谓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命（伪古文尚书《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
前修司马文正公，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王磐虽然写了此序，但是，兴文署并没有印刷《资治通鉴》，见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7页），详尽考证见辛德勇《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刊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
王磐的序谈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世间的书很多，知识也学不完，尧舜这样聪明的圣人也只学最切用的知识。对于奋发有为、志在经邦济世的士子来说，学习历史最切要，学习前人的治理得失，提升自己的入仕行政的水平。
第二层意思是说，就历史书而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应该读。为什么呢？因为“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这段话相当于对于神宗十二个排比句的概括。“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从治国到为官之道，说得更为简明。接着的那句，“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是说该书对于前人的言行得失，兼收并蓄记载精详；对于诸事的裁量处置，能给出可资参考的见解。因此，他感慨说，现在国家建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兴文署，拟刊刻各种传世经典，第一部就选《资治通鉴》，真是知道轻重缓急，选得非常好啊：“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王磐的第三层意思是勉励的话，希望这部《资治通鉴》的出版，能够在十年之内带来治国理政人才辈出的局面：“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为什么这么乐观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当初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张良研读后就成了刘邦的国师；北宋穆脩（字伯长）雕版印刷可供士人阅读的《韩昌黎文集》，为古文运动推波助澜，天下文风为之一变。所以王磐说：“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
从王磐的序言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这位官至宰辅、享年逾于九十的政治人物，是如何重视《资治通鉴》对于官员们提升自己治理能力的意义。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王磐的知音。咸丰时任浙江巡抚的安庆宿松人罗遵殿（1798-1860），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1860年太平军进攻杭州，罗氏阖家死难，唯有在外地求学年仅弱冠的儿子罗少村幸免。灵柩运回宿松（今属安徽安庆市）隘口老家不久，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赶到宿松隘口罗家祭奠。罗少村出来迎拜。罗遵殿属于湘军之党，与曾国藩交情甚笃。当遗孤罗少村专门写信给曾国藩叩问入仕读书之道时，曾国藩回复了一封信，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要讲前贤往哲谈经邦治国的书籍，没有一部能超过《资治通鉴》。曾国藩的这句话说得很满，尽管他是一个很持重的人。这一定有他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曾氏还叮嘱说，足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坠”（《曾国藩全集·书札》卷6《与罗少村》，中华书局，2018年，第5453页）。曾国藩特别重视《通鉴》评论史事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叙说军事得失缘由，脉络分明；讨论成功人士家族兴旺与衰败之缘故，详尽细致，发人深思。所以，他断言，就经世之书而论，首推《资治通鉴》。
曾国藩的这个评价后来也为毛泽东所认可。五十年代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古籍整理的第一部首选《资治通鉴》。这是毛泽东钦定的安排，而且是当面给吴晗下的任务：“《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说他一生读《资治通鉴》有十七遍，赞扬《资治通鉴》讲战争，充满了辩证法。多次给人推荐说《通鉴》是值得再读的好书。（参见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9-361页）
我们一起阅读了宋神宗、胡三省、王磐三位各自为《资治通鉴》写的《序》，三篇序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求索治道，需要读史。这也正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初衷：“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记事，涉及到周秦汉晋唐及五代共1362年历史。本书着眼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每讲之前，略叙一代之兴衰与治理之功过，以为通论；于通论之下，则撮取《通鉴》中具体人与事予以讨论，俾使前之所论，有所证说。历史的魅力在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任何治国之道、经世之术，都只有落在具体的情景人事当中，才有切近的感觉，才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文为《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作者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