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教授主政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不遗葑菲，命我选编一册随笔，纳入由他主编的《光启文库》。光启中心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是我供职过的学校，感铭雅意之余，我觉得最好选些与这所大学多少有点关系的篇什。
1978年，我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本科生就读于该校历史系，在学期间追随程应镠（笔名流金）先生治宋史；毕业那年，蒙他推荐，得以发表第一篇宋史论文；不久，他留我为助手，两年后招为研究生。其后，一路走来，我始终服役于这所学校。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斯，作就于斯。所有这一切，流金师的始造之力是不应忘却的。这也是我辑集这册随笔的用意。
不言而喻，书名《立雪散记》（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之“立雪”，出自那个著名故事。《河南程氏外书·传闻杂记》记载杨时与游酢谒见程颐（号伊川）时的情景：
游（酢）、杨（时）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从史料学看，这则记载有欠准确或完整，问题出在“初见”上。两人既然是首谒，去时程颐如已“瞑目而坐”，“既觉”却只问“尚在此乎”，无所交谈便打发他们走路，未免失礼；倘若接待过来访，随后打盹睡去，醒来怪讶“尚在”，虽合情理却应交代其前已有接谈。《宋史·杨时传》所述相对周全：“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一典故后来提炼为成语“程门立雪”。我有幸也出自程门，此程门虽非彼程门，但在借用尊师重道的这层涵义上，倒也熨帖切题。
在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尊为人伦根本。故《荀子·礼论》将师道与君道并提，认为两者都事关治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君道是否治本，话题太大，不宜深论。这里只说师道。韩愈的《师说》是论辩师道的名篇，颇值得玩索。其劈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代学者，无论儒学六艺，还是巫医乐师，乃至百工群匠，都“不耻相师”的。其中“传道”属于人格气象的形而上层面，受业（授业）属于学科分野的形而下层面，解惑则对两大层面都适用。
近代学术转型以后，除不世出的少数天才，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乃至应用学科，入门之初仍也都“学者必有师”。即便陈寅恪与钱锺书那样大师，虽有家学，也都有师承的；他们异于常人之处，除天姿英发外，便是韩愈说的“圣人无常师”，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倘就学术的个性化与人格化而言，传统人文学科最强烈，其他社会科学与基础性自然科学依次递减，应用性技术科学最薄弱，这也是人文学科较之其他学科更重师承的原因。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推崇“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说的也是这层意思。
程式化的现代教育对人文学科的传承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纳入规范化教学范畴的仅是其中的基础知识与技术手段，大致不出“记问之学”范围。按韩愈说，“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程颐也主张：“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5）。
中国向有“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之说，在史家胡三省看来：“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资治通鉴》卷55胡注）。他心目中人师与经师之区别，主要在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那一层面；经师仅传授专门知识，也即韩愈说的“授业”，故有师法可循。当然，不妨把人师的界定理解得宽泛些，将道德人格与学术个性都涵纳其内。显而易见，传统文史之学不能止步于专业知识的复制式传承，还应追求更高的境界；唯在其时，导师个性化影响与人格化熏陶才凸显出来。然而，倘若反顾当今学术体制下的人文学科，真正进入人师层面的导师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的，不少厕身研究生导师者至多停留在经师层面（有的连经师也称不上）。
在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时，我有《立雪程门记》追忆他的气象风范。我有幸亲承謦咳，深知他因命运遭际而呈现于世的，仅其全部学问的冰山一角，巨大的山基远没能露出水面。对我而言，他是标杆式的存在。也唯有这种存在，我供职过的那所大学才显得有其价值，否则于我只是桑下三宿而已。
书名“散记”，意在表明这册随笔的内容特色与行文风格。全书略分四辑，这里稍作交代。
第一辑“程门立雪”编入了我写流金师生平与学术的散篇文章。《治史三昧》还是读研时“史学方法论”的课程作业，副标题标明是揣摩领悟流金师治史方法的心得体会，作业交上不久，他将其载入《宋史研究通讯》，作为当时宋史学界研究生导师的参考；此前这份通讯刊发过漆侠先生与徐规先生指导研究生治学的介绍性文章，看来流金师对我的领会还算满意。2016年恰逢他的百年诞辰，我在同门协助下编了《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尝试将其作为典型个案，既希冀全面真实地还原他一生的追求与持守，也企盼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留下一份实录性资料，《为现当代知识人作谱传的史学思考》表达了我编纂时的认识与感悟。而《程门立雪记》则是那年我作为学生对师尊的追忆，较之前文也更私人化。这些不同时期与不同角度对流金师的散记集为一辑，庶几能展现出他的人格气象与道德文章。
第二辑“尚余春梦”收了一组学人侧记。他们与流金师同辈，就关系而言，或为至亲（妻兄李宗恩），或是好友（靳文翰、李埏），或曾同事（张家驹、江辛眉）。他们出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受过西潮与新潮不同程度的洗礼与血熏陶，思想学术也都有那一时代的深刻印记。这辑中写张家驹最多，这与他是上海师院宋史研究的奠基者有关，也符合我预定的编选主旨。“想得燕京读书日，尚余春梦足清谈”，流金师这两句诗写于1956年，那年曾誉为“知识分子的春天”，而他抒写的却是那代人对三十年代的深挚眷恋。次年，他们大多罹祸丁酉，连清谈春梦都已无可能。我在笔下或多或少也传达出这种无奈。
第三辑“流金藏札”是我依据获睹的先师藏札写成的学者侧记，包括史学家吴晗、丁则良、杨廷福与陈志让，哲学家冯契，文论家徐中玉，作家兼文史学者施蛰存与宋淇。他们与流金师的关系，或是义兼师友（吴晗与施蛰存），或为患难至交（丁则良与徐中玉），或曾同校负笈（冯契、陈志让与宋淇），或是学术同道（杨廷福）。写这些散记时，我着重把握两点：一是主要围绕流金师与其交往展开；二是只是摹写他们某些剪影而不求全面详备。这辑与上辑的十多位人物在现代学术史上构成了一组学者群像，广义上都可视为我应立雪聆教的师长，我也听过江辛眉先生与杨廷福先生的专业课。尽管这些前辈学者的命运遭际各有不同，学术成就或有高下，但都有一些让人感动、惕悟与兴发的东西。
第四辑“学史留痕”是我历年为自己著作写的序言，权作为立雪程门的一份汇报。回顾学史已逾40年，杂七杂八出过十来本小书。治史领域主要在宋代，那毕竟专业所在。但进入21世纪，也不时写些文史随笔，范围或越出宋史的限囿，希冀借助读书界喜闻乐见的随笔形式，让史学走向大众，也尽一份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将这些自序集为一辑，一方面或能勾勒出我的治学轨迹，一方面也能集中反映我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倘说我的学术研究有点人文关怀的话，那就是对君主专制政体一以贯之的批判，而我自觉地将这种批判安顿在史学界阈之内。
这篇自序开写在武汉封城的第三天，时为庚子年正月初二。罣牵着汹涌的疫情，短短三千字的序言时作时辍，竟写了七日之多，最终停键在揪心与杞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