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王京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56.00元
当笔者拿到王京州教授近作《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伊始，就感受到了自己被充分激发起的阅读期待。“北望青山”，若单纯就字面意义而言，自是指如今身居岭南的作者北望故乡燕赵大地的巍巍太行，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四字系摘自阮籍《咏怀诗》，则不免继续追问：世人皆称阮步兵使气命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那作者引此“阮旨遥深”之句总括全书，又有着怎样的感慨与寄托呢？
博赡是《北望青山》给笔者的第一印象。该书首章探求王树枏号“陶庐”之由，本可径引《陶庐老人随年录》以证其说，但却将此事置于古人以“陶”为号的文化传统下考察，通过王树枏与文学家张岱、思想家郑观应、金石学家端方的对比，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王氏号“陶庐”的独特性，即此号“无关乎陶渊明，无关乎心情，更与金石器物无涉”，而是王树枏向“知己上司”陶模“致敬自己的心香”。同样地，论及陶模对王树枏影响之巨时，作者将与王氏有交集的上司黄彭年、吴汝纶、刘秉章、张之洞、赵尔巽、崧蕃、升允等一一列出，以凸显王树枏对陶模服膺之深。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如讨论“一生不曾离开过柯尼斯堡方圆四十公里的范围”的康德对张岱年生活方式的潜在影响，又如在王重民与余嘉锡的对比中彰显前者的学术贡献等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作者贯穿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北望青山》的措辞和行文十分严谨。作者为河北近现代学人年谱作提要文时，并未将现有成果视作不证自明的定谳，而是亲加考索，且于旧说多所补益。如关于史学家张恒寿、王树民在河北师范学院（宣化时期）的工作经历，前人有“很少来宣化”“只作过一次报告”“搞过一个讲座”等说法，但作者据公开发表的材料补充道，“刚搬迁到宣化时，张恒寿、王树民等也长期随校播迁”，直至“1978年以后几位老先生年事更高，加上国内的政治环境已大大改善”，才“主要居留于北京寓所，很少上宣化来了”。再如，作者读《袁同礼年谱简编（1895-1949）》，一方面高度肯定该年谱的学术价值，称“年谱作者无愧袁同礼之功臣”，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以我的知见，既称为简谱，则旨在勾勒谱主一生主要行迹，在关涉出处大节或隐曲心迹时，虽然不妨牵引文献原文，但一般情况下撮要概述即可，不宜在正文中详列档案、函件等资料，最好加以概括说明。追寻起来，该年谱实际上更像是长编，至少也是‘编年事辑’的作法，不应因资料不充或仅录前期生平而称作简编”。就此而言，作者又何尝不是撰谱人的诤臣。
《北望青山》兼具会通的眼光与严谨的考索，洞见迭出。如作者读毕《陶庐老人随年录》后提出一系列疑问：是什么样的背景促使王树枏在四十六岁时撰写《彼得兴俄记》和《欧洲族类源流略》，数年后又执笔《欧洲战事本末》《希腊学案》和《希腊春秋》？王树枏在壬子年（1912）撰写的《武汉战记》对武昌起义又是怎样的观察视角？王树枏治学博通诸经，何以其在为诸生讲治经之法时却谆谆告诫后学要“专治一经”？王树枏早年加入《畿辅通志》局的经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畿辅学研究？诗文两擅场的王树枏在“治经之法”之外是否还有关于诗文写作的法门？考虑到王氏开畿辅学先声的历史地位，作者的这些思考实际上为今后的王树枏乃至畿辅学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书中对顾随、冯至诗词创作旨趣的把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林旧传顾随、冯至谐游青岛时曾有“把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的君子约定，即冯至不再写旧体，顾随不再写新体。作者详细爬梳史料后指出，“冯至后来何尝没写过律诗和绝句，顾随何尝没写过白话诗，只是数量不多而已”，冯、顾二人选择在各自领域深耕，是自觉权衡和考量的结果，而非源于“壁垒分明的约定”。作者强调，冯、顾二人在结识八年后，一个成为新诗巨子，一个成为词曲健将，“是殊途同归，顾随的词曲与冯至的新诗是胎息相通的，无不是时代新精神浸润之下的产物”，而“这一点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了”。这样的洞见在书中不胜枚举。
在《北望青山》种种优长中，最令笔者动容的，还是书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情。大凡情之动人，必以真诚，而这正是该书的底色。例如作者述及商鸿逵夫人时由衷地感慨道：“在每一个男性学者成功的背后，可能都有这样一位默默付出的贤内助。她们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她们的丈夫——那些学者们的高大恰恰反衬了她们的‘弱小’。她们的名字被埋没，化成了学术著作的后记里一带而过的‘内子’。”再如，书中谈及周一良晚年盛名时说道：“文史学界向以老为贵，没有引以自豪的长寿，他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撰写回忆录，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出国机会，不可能达到这万众瞩目的地位和高度。对周一良来说，‘有年’与盛名是须臾不可分的。反过来说，‘人固不可以无年’，可谓道尽了早逝学者寂寞身后事的深层动因。”钱锺书尝言：“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前揭二事可谓士林共知之理，但如该书这般拈出、道破者，似不多见。有感于这样的真诚，笔者阅读《北望青山》时数次废书而叹。
就管见所及，书中的三类感情尤为动人：首先是对乡邦的深深眷恋。作者“是河北人，却长期求学于南方；在石家庄工作多年，又举家迁来岭南”，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张力无疑令其乡关之思更加深沉。职是之故，作者坦言当初发愿为河北近现代学者辑录年谱并撰写提要，“不免是出于桑梓之情，同时夹杂了以‘北强’与‘南强’相抗衡的意味”。尽管“随着生命经历的深刻变化”，作者对“所谓‘南北之分’的理解变得更通脱了”，但《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及本书均意在表彰乡贤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对前贤学行的服膺及对他们坎壈命运的深切同情。作者于书中反复感慨“吾生也晚”“吾来也晚”“老成凋零”“无缘得见”“缘悭一面”，无疑均源自其对前辈学者的由衷景仰。是以在梳理胡如雷学术生涯时，作者赞美道：“作为学术后辈的我……蓦然发现，邢台、宣化这两段时期的学术征程，虽然历尽磨折和困苦，却正是胡先生野生学术力量的蓬勃期。玉汝以成，雷声玉振。”对于前辈学者的不幸遭遇，作者或沉默不言，“从知春亭放眼波光潋滟的昆明湖，在长廊里默数每一根雕梁画栋，环绕西堤暴走又频频回首，在冬日温煦的阳光下释放自己”；或大声疾呼“一代学人，幼生于贫寒之家，凭藉才华和毅力，在学术上脱颖而出，然而时代的涡流，不仅使其未能尽展其才，还生出病魔心魔，乃至魑魅魍魉，群起而舔舐瘦弱的生命，终于不堪重压，选择了自弃其生。呜呼哀哉”。有时候，面对那些“戛然而止的学术生命”，他甚至愿意暂时放下学术理性，想象“如果上天再给公（兰谷）先生十年的年寿，他的生命是否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光芒和色彩”。往哲先贤们的伟岸背影方是作者北望之“青山”啊！
最后是对学术事业的炽爱。作者无疑是马克斯·韦伯口中“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北望青山》的每一页几乎都洋溢着他对学术的热情。如书中论及“《陶庐老人行年录》详载事功、略写学术”时，作者感慨，这种形式“对历史来说自然颇有深味，而对学术史来说，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如果王树枏能在年谱中更属意于他的学问，岂不更好”。再如，谈到高步瀛不喜宦海沉浮，遂“辞去部务，专任教职”时，作者评论曰“既教书育人，又得享林泉，何乐而不为呢”。又如，对于前人提出的冯至“三次辉煌”说，作者点评道，那“只是世俗意义上的辉煌”，“不代表真正内心的充实光辉”，冯至在“二十年代的北京、三十年代的海德贝格、四十年代的昆明”，虽然可能物质匮乏，但“昂首挺立在学术的云端，内心充盈，挥翰临池，著作等身。我想，这才是冯至一生中真正的‘三次辉煌吧’”。在作者看来，“沉酣于书史之中，并由此孕育出一部又一部的著作，以学术投献于国家社会”，正是一个学者的本分。
而也恰是源于兴废继绝、守先待后的学术自觉，作者先是主编《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复著《北望青山》以为提要。作者于书中屡云“学术薪火”“传承”，其实，对于想“为北方学界立传”却赍志而没的史树青而言，作者不正是那传薪之人吗？“登高北望，青山不老，年谱有时而阅尽，那一代学人的精神永不止息”，这才是《北望青山》最想传达的寄托与愿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