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生活史》（上下册），左玉河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280.00元
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国门的开放，其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斗争、新旧交替、新旧并存的多样性特征，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新近主编出版的《民国社会生活史》（上下册，105万字）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民国社会生活的变革与面貌，是一部很好的专史著作。
该书内容丰富厚实，涵盖了民国社会生活史的方方面面，共分十二章，涉及劳动生活、衣着与服饰、饮食生活、建筑与住房、交通与出行、婚姻习俗、丧葬礼俗、节日节庆、娱乐休闲、宗教生活、社会交往、疾病防治与公共卫生等，是民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写照。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了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推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革。这些措施主要有：改革旧的官僚习气，废除繁文缛节，官阶无论大小，一律着制服，一律实行低薪，一律都是“人民公仆”，并非“特殊之阶级”；改革社会，禁止种植大烟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劝禁缠足，限期剪辫；禁止刑讯、体罚，禁止贩卖人口，禁止蓄娼，改称谓，废跪拜，倡导婚姻自由，允许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等等。“自由尽是新风尚”，成为一股新的时代潮流。
然而，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变革，并非顺风顺水，而是趋新与守成并行，激进的变革与传统的惰性角力。旧式的传统礼俗尽管存在着许多弊端和陋习，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式社会礼俗尽管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有着很多优点和长处，却显示了无限的发展生机。延续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剧烈变动的近代生活方式同时并存，从而使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复杂图景。
通过对社会生活本身复杂性的研究，作者看到了民国社会生活中的变与不变：基本不变是社会生活的底色，变动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社会生活正是在变与不变的冲突与调适中前进的。政治鼎革、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民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休闲娱乐、宗教信仰、节日节庆习俗等方面的变动。
民国时期地域广阔，各地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甚至差别较大，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各地的服饰、民居及日常饮食，该书分别介绍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及西南地区的不同特点。如关于婚丧习俗，该书分别叙述了天津的旧式婚礼、河北蠡县的“三礼”、河南淮阳的“喝喜酒”、云南的旧式婚礼、广州的“骂哭”婚礼，还介绍了东北地区的“礼殡”丧俗、山西沁县的繁琐丧俗、河南偃师及浙江金华的旧式丧俗等，这些都在书中娓娓道来，使人颇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在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变化方面，西方近代新科技发挥了较大影响。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逐渐进入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推动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该书还具体论述了西式服装的流行、西方餐饮文化的推广、西洋建筑的发展、西方交通工具的引入、西式婚礼的引进、西方节日节庆的传播、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播、西洋戏剧、歌舞及电影的流行、西方社交礼俗的传入等，新旧交替，五光十色。
民国社会生活中部分习俗的变革，决非政府的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民众日常习惯势力是深厚强大的，在民国时期推行新式婚丧礼仪、采用阳历、废除中医等问题上，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在本书第六、七、八及十二章中都进行了专门论述。该书揭示了一个规律，社会变革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远比政治革命困难，也更具有渐进性和缓慢性。政府在推行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变革时，必须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剧烈的对峙与冲突之后，政府与民众必然要进行妥协与调适，寻求“渐衰渐胜之道”；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与调适，乃社会进步之正态。中国社会习俗的变革和演进，正是在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对峙与调适、新势力与旧势力的冲突与妥协中进行的。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对民众的传统陋习既不能一味姑息迁就，也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手段，欲速则不达，只能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这种经验对当代中国也有借鉴意义。
由于民国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资料很多而且分散，为写好本书，作者们在资料搜集上用力颇深，运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如在档案及资料汇编上，该书使用了《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民国时期的名人日记、书信、文集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乏记述，也为本书所重视，例如使用了《那桐日记》《退想斋日记》《邵元冲日记》《陈光甫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饮冰室合集》《张文襄公全集》等。同时，该书还重视利用民国各地的报刊资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少年中国》《国闻周报》《国民政府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正是由于这些丰富资料的支撑，确保了本书内容的扎实可信。当然，如果该书能使用一些在华外文报刊资料及在华外国人的亲历记述，则会多一个视角，增加读者对民国社会生活的了解。
该书在内容、观点上有较强的创新性，加上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文笔简洁，很有可读性，不仅能够帮助普通读者了解民国当时的生活原貌以及历史沿革，也可为专业的史学研究者提供参考。如果篇幅允许，增加一些图像资料，就会更加生动形象了。该书入选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及中国历史研究院“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2019—2020）”，也说明了其重要价值。由于民国社会生活涉及面宽，区域辽阔，内容复杂，该书论述尚有未尽之处，后来者可以继续扩展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