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读者着想，与时代同行。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迎来了成立65周年的日子。人大社的作者以“我与人大社”为题讲述了他们与出版社交往合作的经历和感悟。以下刊出的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辑。
梁启超曾作《先秦学术表》，“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梁十分满意自己的付出，“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今我们能将梁氏零散的著述汇集成册，将含糊的写作年月考证确定，也不失为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梁还说：“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同上）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都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不可或缺。
2018年3月，20卷本《梁启超全集》，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为一部著作的编纂和出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回忆往事一幕幕，犹如在昨天。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凝聚了父亲汤志钧等学者三十多年坚持和辛劳。其出版也是一波三折，成书维艰。
第一波折掀起在上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10日，直属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组长李一氓，副组长周林、王子野。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将《梁启超全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进行座谈。李侃主持，近代史室刘德麟、何双生、陈铮等参加会议，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汤志钧任主编。
当时父亲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报刊发表后，又有增改，恐无此精力”为由谢绝，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亲“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着组织人力，拟出凡例。以时间为叙，系年编集。嘱参加诸人：一、将梁氏撰文各种版本编目；二、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将此外刊物所载先行辑目；三、以上海为基础，俟稍有准备，至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暨梁氏家属处搜求散札佚篇。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台港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得日本友人赠送的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
至1993年，缮成者约三分之一。但由于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终止。
2003年再起波折。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编纂人员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编”，又无资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
两波平息，心存余悸，但编纂工作仍坚持不懈。2007年8月，《清史》编辑部王汝丰教授等来访，重嘱继续，父亲以年高辞。岁尾，王教授再致长函，因“情深意笃”，“实难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八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寖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丰教授、孟超副社长偕总编周蔚华来访，父亲“欲罢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进，将《全集》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梁启超全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第三波汹涌而至，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早先编纂时，用的是原始的纯手工抄写方法，搜集记录资料，校勘并标点（当年没有复制条件）。后发现手抄稿难免出错，校勘也不便。于是，部分原稿改用复印件，为此重返各大图书馆寻找资料，校勘标点，注明发表时间及资料来源。所用稿纸五花八门，稿件堆积如山。2010年9月谭徐锋编辑专程来沪取稿时，塞满了巨大的行李箱，又来回数次，才搬运完。
2012年10月，父亲和我来到北京，与孟超副社长，王汝丰教授，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人大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李红、王琬莹、曹磊等编辑共商《全集》相关事宜，为制定《编辑原则》出谋划策。两个月后，收到吕鹏军编辑寄来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校样，自此，打响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校订攻坚战。
20卷本梁集由编辑们分担校对，有李红、王琬莹、吕鹏军、吴冰华、符爱霞、罗晶、胡明峰、李文、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一致的严谨和认真。我们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微信校对，为一字一句，争论不休。有时坐公交或走路，也有手机铃声响起。特别是到了杀青阶段，各卷作了大规模调整，工作量成倍增加，编辑们下班后再上“火线”，我也时不时紧握手机，配合“应战”。说实话自己备尝艰辛，苦不堪言，但受到编辑们敬业精神的鼓舞和激励，烦恼消减了不少。然而以一己之力应付一个庞大的编辑部，时有招架不住的感觉。
2019年1月18日赴北京参加“《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受到杨宗元、李红、王琬莹等的热情款待，彼此畅谈十多年来编集出版的坎坎坷坷，无限感慨。我坦言：“有编辑私下告知：太紧张了，快疯了。可我觉得，真正被逼疯的应该是我。”
十多年来的往事一言难尽，我还想说一句：“出版人，你们真辛苦，多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