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开始的疫情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对我这样一个长年忙于各种杂务、而又仍存些许读书理想的人来说，居家办公提供了读书、很大程度上是恶补的良机。虽然也有过专业研究的理想，但一生基本上献给了出版事业，崇尚的是闲读书、无目的闲翻，可以说一种杂食动物。好在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种杂书。尽管并不以汉文化研究尤其是汉画研究为业，但书架上这种书也有几种。说来奇怪，疫情给图书发行销售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对图书编辑和印制影响不大，新书出版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汉画方面，仅我所见，有不少品种新版或重印。比如，近年颇有所成的朱浒博士就又有了新成果，《东汉佛教入华的图像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水平。
在我近一时期翻阅的有关汉画研究图书中，首先值得推介的是两部引进图书，一部是四卷本的《华北考古记》（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这本由法国汉学泰斗埃玛纽埃尔·沙畹著、袁俊生翻译的著作，是沙畹百年前在中国华北游历的记述，图片丰富，内有不少关于汉代文化尤其汉画像的内容，如第一卷绪论分三节，分别讨论祠堂、石阙和汉代浮雕艺术及考古价值，内附原石照片、拓片和线描。第三章专讲孝堂山石祠。第二卷全卷叙述的都是武梁祠。作者没有到过江苏，考察的重点是山东，但所收资料对研究汉代文化和汉画像价值不菲。中国画报出版社去年7月还出版了日本著名美术史专家大村西崖（1868—1967）的名著《中国雕塑史》，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自远古述至五代，有专章讲两汉，书中附图甚多，其中一些原型已不见于国内，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一两年还有一些专门涉及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报告出版，这在汉画研究方面具有特别的价值。比如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2019年出版）。再者说下一般性研究著作。去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我重点关注了中国出版集团内各社出版的相关著作，首先是张道一的《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中华书局2020年5月出版）。张先生是汉画研究的先辈，成果甚多，这部《汉画故事》不是纯粹的新书，而是对十多年前旧版作了部分修改、调整、补充而成，比如把原来的173条故事扩充到211条。全书仍由三部分构成，即人物与世俗、神话与传说、祥瑞与游艺，从每一个图的内容、出处、具体形象和情节进行诠释，并联系到时代背景和相关事物做了说明。书前有前言和导言，述其对汉画的理解、研究方法，告诉人如何欣赏汉画。此书把汉画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上，对汉画的具体解读旁征博引而又简明扼要，对普及汉画知识无疑是一部佳作。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去年有两本书在三联出版：一本是《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此书据其在复旦大学的四次演讲修改而成，前几年曾经出版，这次所出为修订版，2020年9月上市，增补了一篇论文（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作为附录，抽换和增补了若干图片，对旧文作了一些修改，总体上说改动不大，没有原则性修改。书中核心观点“立体的历史”，说的是三度空间整体的历史，由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经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手，传递给读者。邢先生另一本新著为《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画像构成与意义实为正文，为全书主题，探讨孔子见老子画像的社会、思想史意义；下篇画像石过眼录实为附录，选择介绍了30幅作者亲自考察过的画像石。邢先生名头很大，但这两部书并非其代表作。以《画外之意》来说，对相关题材画像石考察并不够全面，对时代、地域等因素考虑得也不太够，有用但也有不少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相形之下，朱存明教授主持的《汉学大系》，近年不少成果问世，不少著作虽以年轻作者为主，但问题意识强，思路明确，研究有相当深度，虽不无粗糙不够精细之处，但颇值得关注。
此外，一些超出汉代的有关画像的著作值得关注。在这里可以举出两本，一是《天国之享——襄阳南朝画像砖艺术》（襄阳市博物馆、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一是《层累的图像：拼砌砖画与南朝艺术》（耿朔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两者研究的都是砖画，《天国之享》以图为主，为一小型专题展览的图录。《层累的图像》则是在博士后研究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研究问题更为专精，由南京地区发现的拼镶画像砖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形象为中心，进而探讨南朝文化的诸向面。这两本书所涉内容都已超出了两汉文化的范畴，但对了解汉文化的流变尤其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丰富与发展有重要意义。大家知道，画像砖肇始于战国时期，到两汉进入兴盛期，在南北朝时期同样流行，至隋唐时期则趋于衰落。不过，与两汉相比，除技法外，南北朝时期画像砖的内容和题材有了较大变化，折射出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的变化。以襄阳地区画像砖为例，从其题材、内容等来看，佛教题材占据了主流，砖纹主要是莲花纹和忍冬纹，这是佛教最有代表性的植物纹饰，另外，还有佛教法器、供养人等直接的佛教形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道成仙思想仍非常突出，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怪兽、飞仙、羽人、千秋万岁等形象仍大量存在，孝子故事得到延续。齐东方在为耿朔著作写的序言中指出：“墓葬图像从汉代到南朝的转变，就是汉代那些神秘的仙境逐渐淡化或消化。而更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竹林七贤、荣启期叩开了冥府的大门，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似乎对升仙的祈求不再执着，人们对从未见过的成仙传说不再相信，在徘徊矛盾中看到了新的曙光——在生死殿堂中，人可以隐逸游乐、歌舞升平，于是死亡不那么可怕了。”齐教授的这个论断或许有些绝对，因为由襄阳南朝画像砖看传统题材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这里同样较多地展现了贵族日常生活的场景，内容更为丰富，汉代画像砖（石）中较多出现的出行、宴饮、乐舞、习射等贵族题材大大减少。除世俗化外，《天国之享》和《层累的图像》都指出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交融、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包括外来文化）交融的特点。
就我这个外行的阅读感受，我以为现在汉画研究方面有些地方值得改进。一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汉画像石为人发现，如朱青生教授主编的《汉画总录》至今已经出版43卷，仍有新的发现不断问世，这就要求我们借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对资料进行梳理，比如说所谓大数据，对汉画的分布、流变、题材等进行深入细致分类。二是从历史即动态的角度对汉画研究不够，包括汉画与社会习俗、思想变化的关系。法国学者毕梅雪（《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这样写道：“在汉代，人们按照现实世界的样子设想阴间的世界，按照实际住宅的要求设计墓葬；墓葬的内壁通常用画像砖、画像石、彩绘的石板或者砖装饰而成，景象重现逝者的一生，或描绘逝者在冥界拥有的生活。墓葬本身及其内部的装饰和随葬品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死亡的想象和丧葬习俗，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裕阶层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手工艺技艺和艺术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东汉时期）皇帝和诸侯王国的宫廷不再熠熠生辉；其他形式的财富变得重要；对土地和越来越自主的庄园大型产业的投资；新兴的地区性独立最终建立起来；最后一项同样也很重要：一种思潮的普及，天人感应论充斥整个社会。在艺术领域，艺术主张逐渐以人为中心，装饰和幻想的作品被置于次要的边缘的地位。订做的顾客之兴趣点开始转到表现和叙述真实或至少以人形为主的世界。这一现象的加剧一直持续至汉朝末年。“四川大学教授姜生著有巨著《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认为汉墓以其物理结构和思想符号架设起作为“炼形之宫”的特殊时空。汉代“先死后蜕”“得道成仙”的信仰结构，正是通过汉墓建构的仪式时空与符号逻辑，而得以完整、真实、具体地呈现出来。“战国到两汉，古宗教的融合统一，超越区域传统，达到了终极意义系统的最高点：从此，神仙信仰成为汉代、汉人、汉族，以至整个汉传统信仰的核心。”（第3页）历史上，“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蒙文通语）。“这种压倒性势力正是在汉初到汉武帝之间得到了最大化。汉初‘道者’主导的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的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这一时期的汉代宗教正处于从天上的神话（主体慕仙）向地上的仙话（主体变仙）的转变阶段，且死后变仙的仪式及方术手段有待丰富；其信仰结构的表现，仍是古来不同区域“山”（昆仑等）、“海”（蓬莱等）与上古“天”“道”思想的组合体。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此阶段的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地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儒生文化的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到了东汉后期，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的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形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的大神。至汉末，中国思想进一步受到佛教的出世伦理改造，道教神系、仙系构造亦受到冲击而大为变化。这种思想、习俗的变化与汉画风格形制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与此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最后，在方法论上，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借鉴，如史学领域，多年以来伯克等就在倡导以图证史，有不少新的成果；艺术史方面，也有诸如《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这样的重磅著作引入。哈氏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史家，这部书主要讨论的是造型艺术，部分涉及建筑，但其基本观点非常值得重视，研究方法也足可借鉴。书中认为，图像在历史阐释中一直扮演着作为史料的重要部分，但图像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其史料价值，更在于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事实，甚至“历史“本身。诸如此类著述，在其他学科已有学者借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果，如《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形象的中西传译》（[美]韩瑞著、栾志超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出版），陈平原著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作了尝试。此外，色彩学在西方也方兴未艾，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凡此种种，对我们扩大视野、深化汉画像研究领域应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已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俞伟超有言：“汉画像中隐藏的精神世界，这可能是最难寻找的，但这恰恰是汉画像的灵魂。”对我们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研究空间。期盼着有更多的研究佳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