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28.00元
汪曾祺是散文大家，六十岁之前却写得很少。1950年之前的散文，有现代主义之风，段落很长，夹杂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识流和悬想，受到沈从文《烛虚》《潜渊》一类散文的影响，但还处在学徒阶段。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写出了《国子监》那样的佳作，好东西仍不多。其间写得最好的，也许要算《汪曾祺全集》第十二卷所收的书信。此前写给好友朱奎元的信最多，青春的躁动、苦恼与无病呻吟占了不少篇幅，后来的书信则已洗掉了那些滞涩而多余的伤感，很接近后期散文平淡朴实的风格了。书信卷收录了1972至1979年写的十封信，有八封写给朱德熙，后来发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散文，如《葵》《薤》《栈》等，已经完成了，从中可以看到汪曾祺散文的一些特殊趣味和写作动向。
这些书信中的汪曾祺，好读杂书。他写给朱德熙的信里，提到一些自己读的书，其中包括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说“这真是一本奇书！”为了研究“花大姐”，把《中国经济昆虫·鞘翅目·昆虫科》读了一遍。要研究日常植物，花了很多精力读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他对吴其濬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对他很佩服，认为这本书不单单是材料翔实，“文章也写得好，精炼而生动，既善于体物，也工于感慨”。汪曾祺后来写了很多与草木有关的散文，这不是偶然的。早在1947年，他就写过一篇《昆明草木》，表明他很关注草木，热爱自然中的花草树木。后来渐渐把这个趋向发展出来，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除此以外，他还读了《战国文字研究》《汉语诗律学》《水浒传》以及诸多笔记、农书、医书，书信中提到的就有《清异录》《梦溪笔谈》《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下放到张家口，他居然在当地的一个书店里买到了《癸巳存稿》《十驾斋养新录》《容斋随笔》，这真是上天的垂青，把你送入不能再糟的境地的时候，还给你留下点精神资源，就看你能不能有福气领受。他对生活的艰难是有准备的，到沽源去——他称之为“效力军台”——随身带的是《梦溪笔谈》。还有一些书，比如宋代诗话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对他影响也很大。一个人读什么书，常常看出一个人的趣味和学识，倘若没有前面提到的这些书，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成为后来的汪曾祺。他常常劝那些新锐作家多读古典的东西，劝那些旧派作家多读些现代派的作家，在他看来，二者融合是很重要的。他对于自己杂家的身份，有其自觉性，说自己是两栖类作家，同时主张兼收并蓄，作家的兴趣和知识都要更广一些。他有一篇《谈读杂书》，说起自己读书没有系统和目的，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俗、方志游记之类的书，讲正经学问的也看，书论、画论也看，讲验尸的杂书也看。这些书，既可以使他获得很好的休息，也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学习语言，甚至从中领悟到一些写散文、小说的道理。他爱买常读的，多是廉价书，但是却从中获益很多。读书这件事，不一定要读善本，善读的人总是能从各种各样的书里受益。汪曾祺常提起的书里，有一本是万有文库本汤显祖评本的《董解元西厢记》，字大，纸厚，汤显祖的字“秀逸初似陈老莲”，一直视为珍宝的。可见他是真能读书，能够识得真货，读得进去。
在动荡的年代里，汪曾祺一边读杂书，编剧本，一边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对一菜一羹、一花一木、一字一义兴致盎然。他好琢磨吃，好饮酒，天性散淡，炒二三十颗白果，就可以过半斤黄酒。做了新菜，先写信告诉朱德熙，然后请他来尝一尝。比如“金必度汤”“油条塞肉”“昆明的油淋鸡”，都在书信里提到了。汪曾祺对古代饮食文化感兴趣，对相关的笔记文献，比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陶庵梦忆》等，也很熟悉。一谈起吃来，人就特别来劲，甚至想在退休以后搞一本《中国烹饪史》。这书要是写出来，一定有意思。他写起吃来，并不是要教人做菜，而是有一种魏晋人的气韵，平淡里蕴蓄着深情，连上街买个菜，也老有腔调。他是个知味的人。
有些人的散文如水，有些人则善于翻跟斗、玩花样，有些人则像说相声的，善于抖包袱，说机灵话儿，汪曾祺的散文则如窖藏了大半辈子的醇酒，消尽人生的火气，简练而淳朴。这实在并不是容易达到的境界。老的人很多，淡的人很多，简单的人也常见，淡而实腴、质而实绮的好文字，究竟不多。简练淳朴，就是如“刀切水洗”得一般，但又含蓄深沉，有后味儿，这首先表现在汪曾祺散文的文字上。关于散文语言，汪曾琪说的不多，其实他关于小说的某些提法，也适用于散文。比如他说小说的语言就像揉面，一字一句，要“痛痒相关，互相映带”，要自铸新词，要看似不经意而实际上经过了仔细推敲，却又不着痕迹。对散文来说，这正是极高的要求。偶尔谈及散文，也只是说要接受古代散文的传统，不要老是抒情，而是写得平淡、自然一点。他熟悉古代笔记，也明确说过他的散文继承了“一些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目留有归有光、张岱、龚自珍等人影响的痕迹。这是他散文中文雅的一面，但不炫富，不掉书袋子，也不生吞活剥。比如他说自己的《天山行色》是龚定庵体，有《说居庸关》的笔意，实际上后者戛戛独造，奇诡不俗，前者分行分节似亦近之，或惊或奇，而味则归于平淡。汪曾祺的独得之处，是他熟稔戏曲唱词和民间歌谣，能写之，能赏之，甚至打算要跟它们闹闹别扭，做些改革。这个目的虽然没有达成，却从中吸收了很多俗言俗语以及关于节奏、韵律的营养，在当代作家中是很独特的一种语言修炼。这是他散文语言中俗的一面，却从没有流于低俗或过度。可以说，他的散文语言文白杂糅，准确，有韵致和味儿，如话家常，人人可读，但又不易读。
汪曾祺的散文并非一味平淡，不问是非，“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慷慨激昂罢了”。他对风景与物性之美的描写，对平民悲欢、文士喜乐、历史吊诡的书写，本身即是爱憎的体现。谈起自己的创作经历，汪曾祺屡次说到他年轻时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受到契诃夫、阿左林、伍尔芙、纪德等人的影响，只是后来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和民族化，才写出了后来的那些小说和散文。从根柢上来说，他的散文是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的两个传统孕育出的最美的果实之一。他的文字，古人受归有光的影响甚深，今人受沈从文的文风影响不小，但主要是独得，与其他名家都有些异样。他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指的是扎根于个人经验，用老百姓的语言简单质朴地表现生活和人。他六十岁以后写散文的时候，有些人已经死去了，有些风景已经消失了，有些风俗已经更改了，有些遗迹已经不可能恢复了……就像他在一篇小说里说的：“很多歌消失了。”于是他用笔来造像。一个雕塑家用青铜、石头造像，一个作家用文字，这常常比青铜和石头要持久。汪曾祺的散文，并不注目于当下，而是专注于那些消失的“歌声”和美，怀念那些已经死去的师友亲人，描述自己曾经品尝过的食物或友情的味道，为已经看不见的花花草草、菌菇树木留下一些剪影或记忆，为时过境迁的高邮、昆明、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造像，……汪曾祺曾说，散文的特点就是在写的时候常常想到人，也就是要“此中有人”，那些人总是盈溢着一种特殊的意蕴与风度，令人缅想沉思。他也写了一些风景游记，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体上无法和他写人怀旧的那些东西相提并论。自然风景是伟大或柔美的，但自然风景只有嵌进了人和人的灵魂才更伟大，所以汪曾祺很少单纯写景物，即便是在写边疆风物的时候，也要将林则徐、洪北江这样的人融进去，扩展了散文的容量。他的散文有人味儿，写的是“美”和“健康的人性”，有生气、哀苦和欢乐，“昆明忆旧”“逝水”“早茶笔记”等专题皆是如此；有一些则是“工感慨”，如晚年关于裘盛戎、韩复榘、于会泳等人的短文，感慨里每每蓄着同情。他的散文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抒情的人道主义。
古人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汪曾祺大概要算一位知味者了。所谓知“味”，并非指食物的味，而是指知“道”、知世、知心。他的散文之所以“余味日新”，如陈年的醇酒，恐怕是由于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