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里春秋二集》，朱维铮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68.00元
说到上海的章太炎研究之翘楚，非汤志钧、姜义华、朱维铮三位先生莫属。
汤志钧先生善于钻研史料、疏理史实，成《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姜义华先生善全面论述，既深又广，成《章炳麟评传》。朱维铮先生似乎没有这方面专著，但零星之散论，也足见功力。在整理《章太炎全集》工作中，汤志钧先生承担《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徵》校点，这均是太炎先生早年在杭州随俞曲园先生治学时的课艺与写作，属经学范畴，汤先生是十分擅长的。姜义华先生承担《春秋左传读》，这是太炎先生第一部专著，对这部经典，姜先生收集各种稿本与版本，加以梳理与校勘，表现出精深造诣。朱维铮先生承担《訄书》的点校，他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检论》三个版本，加以细勘细校。《訄书》是太炎先生第一部自编文集，多次修改后定名《检论》，上起戊戌变法，下迄袁世凯篡政，涉及这十多年的政治变迁，内容出经入史，旁及诸子百家，又有许多西方人名术语译名，是一本公认的阅读难度极高的文集。朱先生自夸点校“无一错误”，自信如此。他的确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也确有才华，对这一段历史特别熟。
早在“文革”前后，市委“写作班”里，宣传法家，出版《章太炎诗文选》等，他们三位均参与其中，我无论学识与地位都无法与他们相比，只是远远仰望他们。这些著名学者，又天生地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姜、朱两位，作为饱学之士，今天讲史，明天论今，古为今用，无比熟练，都有报国之心，与政治走得很近，反复跌倒又冲了上去，即使不在其位了，时时不忘“上个件”。“文革”中，朱先生再摔重重一跤，反让他有了许多感悟，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王元化先生走得很近，他的《走出中世纪》也因此不乏新见，让我读了如醍醐灌顶，大有“被解放”之感。
我很早知道朱先生，却从不敢走近他。因为他们三位大学者之间关系十分微妙，这是学界都知道的，我不想在他们三人之间造成什么误解。况且我有点自惭形秽，有一种被别人目为仅仅“靠先人余荫吃饭”的压力。即使与朱先生一起开会，我也敬而远之，不想自讨没趣，因为他爱骂人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的过于严肃与动辄训人的派头，以及各种流言，让我始终不敢走近他。但我出了新书，照例会悄悄寄给他，恭敬在先，避免挨骂。
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先生“文革”中因政治挫折离开讲台，1978年后又重返讲台，再作了三十多年学术研究。他早年师从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上下了很大功夫，周先生的遗作《周予同经学史论》，就是他帮整理出版的。进而他专攻史学史。通过作章太炎研究，尤其精勘《訄书》，钻研辛亥前后历史，对近代史堪称精熟。
《壶里春秋二集》是他最后十年前后学术思考的产物，由他晚年弟子张钰翰博士整理成册，近日面世。我蒙张博士厚爱，得到赠书一册。书中一百四十多篇短文，没有太多注释，不似论文，倒似我祖父《菿汉微言》《菿汉昌言》之类随想。但细读之后，感到这是完全成系统的学术论著，倒有点儿像曹聚仁先生的《国学十二讲》，都是短小通俗的散论，却满是干货。
《壶里春秋二集》从什么是中国讲到中国人、天下观、华夷之辩、中国史、国学、国粹、经学、经世致用、孔子、儒学；从九经到四书、阳明学、经学到史学、史学的编纂、《史记》、《史记》效应；从司马迁到章太炎对商鞅的批判，到汉武帝的“祸国殃民”；从徐光启与近代中国、利玛窦的贡献，到中国“近代认知”的开始，从《几何原本》到《同文算指》……以及对各种历史人物——曾国藩、韩愈、汪康年、章太炎、马相伯、蔡元培、陈寅恪、胡适、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顾颉刚、汤用彤、翦伯赞、苏渊雷、陈旭麓、季羡林、金克木等等——的述评。另外论及“大师”的界定、《大师》的效应、反对学风腐败与浮躁、以道德救世有用吗等等话题。内容相当丰富。值得一说的是，朱先生在书里虽不乏褒贬，但并不刻薄，语气相当平和。
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没有见过朱先生论太炎先生的专著，但在他的《壶里春秋二集》中，我吃惊地发现，凡重要一点的论述，凡重要一点的观点，他几乎都是拿太炎先生的观点来作为他自己观点的佐证。他人观点被他如此大量引用，除太炎先生之外，没有更多人了。由此可见他对太炎先生了解和认同之程度。
当然，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无懈可击。对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绝不会用道听途说、小道新闻来代替真实的史实的。《壶里春秋二集》中在论述太炎先生为杜月笙作《高桥杜氏祠堂记》时说：他总认为此事多少让人感到太炎先生有“见利忘义”之嫌，直到看了陈存仁回忆录才感到是“合逻辑”的。我想这是一个小小失误，是作者检验史料真伪欠严了。
先祖父为杜月笙作《祠堂记》有内外动因。外因主要是有盟兄章士钊（在杜家作门客）关说，内因则是他素来重视“人的道德”。他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而下层民众，尚具“游侠之风”，倒很可钦也。“光复会”何尝不是吸收许多青洪帮、山民、侠士等。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观上都有为杜作《祠堂记》的动因，绝不是陈存仁“作说客”的结果。朱先生说：陈存仁促成了“章师母得了巨额‘墨金’，太炎先生也许真的不知，佯作不知，都有可能”。这就有点轻率了，多少有点上了陈存仁当。陈存仁是个善编“故事”的小说家，他第一个老师就是姚公鹤，人称“江浙无赖文人”，是个老报人，写了第一部上海史专著《上海闲话》，擅写上海滩各种“故事”，陈存仁得其真传也。后陈存仁为上海《福尔摩斯》小报撰稿，一口气写数年，编了许多吸人眼球的离奇故事。晚年又为《星岛晚报》撰稿，开辟了“津津有味谭”专栏，一口气谈了七年，编集《津津有味谭》多册，趣谈而已，不可作信史，他的话十句中只能信其一。他1932年前后编《中国医药大词典》，由太炎先生作序，大概在此前后拜门为弟子。所谓他为杜月笙作说客时，仅21岁，不知他有何德何能，让二位“大人物”都听他的话呢？朱先生上了个小当。
在《以道德救世有用吗？》一文中，他大量引用太炎先生的《革命道德说》。太炎先生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即鼓吹革命道德说，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把“知耻”放在一个人节操的第一位。蒋介石痛失大陆时痛感是国民党道德沦丧之结果。朱先生指出，这种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是太书生气了，当代史“早已证明，指望对既得权益者进行道德劝谏，无异与虎谋皮！”他说得好极了。
朱维铮先生的《壶里春秋二集》是始终牢记史家的褒贬之责的！
（作者为章太炎先生嫡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