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恰逢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之际，由北大中文系两位系主任费振刚和温儒敏先生联名主编的《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1898—1998）》出版。在这上下两部《百年学术》的前言中，两位先生这样追溯中文系的学术传统：
北大中文系学术最鼎盛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以及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影响。所谓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所形成。北大中文系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有的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学术的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彰扬和承继的优良传统。北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以影响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百年学术》选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上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的54人，始于林纾，终于朱德熙先生，“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而这部由两位系主任主编的文集，也由此为北大中文人借助于“先贤”的代表作来触摸自身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途径。
两位系主任在《百年学术》前言中同时强调的是“近百年来，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北大中文系不断突破旧有格局，形成新的学术规范，并逐步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这种“始终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并逐步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中文系乃至整个学界中文学科各相关领域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一个重要学术轨迹。这与王瑶先生主编的、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的框架和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陈平原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小引”中提到，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刊载有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
陈平原教授据此在“小引”中做了如下的进一步阐发：“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与《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内涵着相似的功能，分别以代表性论文汇编和个案分析的方式，彰显了学术思潮乃至传统的历史演进和嬗变，也以各自的方式勾勒出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一些面向。而陈平原教授所概括的“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尤其有助于触摸“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而《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所收入的后十几位以吴组缃、季镇淮、王瑶、朱德熙等先生为代表的那一辈学者，则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中文学术传统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以王瑶先生为例，后辈学人对王瑶的学术道路的梳理和总结中，注重的正是弥足珍贵的治学风范与学术精神，在传承前辈学者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因应时代的语境进一步发展出新的学统和风气。比如樊骏对王瑶治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双重性的概括，对王瑶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原则的注重；又如夏中义所阐释的陈平原对王瑶的两点“接着说”：一是“学在人生”、一是“政学分途”；再如钱理群强调王瑶身上的鲁迅传统，强调学者与战士的统一性；还有陈平原更倾向于用“学者的人间情怀”来整理王瑶的学术与社会、历史、政治的关系……（参见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归纳和总结都可能构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后来者力图从前辈学者那里濡染和承继的精神传统。先辈学者奠定和沿承的既丰富又多元的学统都有春风化雨之功，也提供了后辈学人多重选择的可能性。
或许正是为了展示今天的北大中文人对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这本为中文系110周年系庆而编辑的学术成果集《斯文在兹·“现代思想与文学”卷》，把全体在职与离退休教师的自选代表作汇集在一起，以期集中展示中文系的具有延续性和总体性的科研面貌。每位教师选择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一篇，总体上堪称汇集成了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师的代表作大展。其中尤显珍贵的是诸位老一辈学者代表作的编入。老先生们虽然已经离退休，但大部分先生或者老当益壮，尚在冲击学术生命的顶峰；或者以自己的既有的学术成果，仍然对后辈学人产生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只要有这一辈老先生的存在，北大中文传统就是有形的和持久的。譬如洪子诚先生在本卷中提交的文章《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大中文系五位先生》，就是对老一辈学者的人格风范及其奠定的学术传统的具体而生动的总结：
我的“心灵原野”也有众多行人步履留下的小路：经典作家，长辈，同辈和学生……。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这里……要感谢的先生便是下面几位——乐黛云（1931）、谢冕（1932）、严家炎（1933）、孙玉石（1935）、钱理群（1939）。五位先生虽然经历、性格各异，但也有共通之处。他们的生命，基本上镶嵌在1949年成立的共和国历史之中，都曾有青少年时期热切追求革命，向往“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生命底色，也遭遇理想挫折和寻找生命更生的过程。他们在各自领域（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研究）都是具有奠基性或开拓性贡献的学者。另外，学术与人生在他们那里难以分离，就如严家炎说的，“不但学问的终极目标应该为了人生——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基于知识性、职业性的兴趣，更是来自对历史和自身的问题的关切。因此，我曾经在写乐黛云的一篇文章里，用了“有生命热度的学术”这样的题目。
洪子诚先生揭示出了老一辈中文学者学问与人生的紧密关联，而一句“有生命热度的学术”也正完美地概括出他所隶属的那一代北大中文学者的治学品格。而老一辈学者在提交的论文中的具体研究所展示出的学术思想和问题视野，也足为后辈学人楷模。比如乐黛云先生思考的是学科最重大的问题即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严家炎先生则把鲁迅研究纳入20世纪的西方诗学的视野，获得的是新的学术范式（《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孙玉石先生的“晚唐诗热”研究，也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诗学之间融会贯通的结果（《新诗：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兼释20世纪30代的“晚唐诗热”》），谢冕先生的文章则对新诗历程进行以百年为跨度的整体观照，从而体现出宏大的眼光和气魄（《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段宝林先生的《〈中华民俗大典〉的构想与设计》则在“世界一体化”的视野下对中华文化的“协和万邦”的特性进行总结，而在文艺学领域，几位老先生提交的文章也显示出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现代文论加以本土化的卓绝的努力。
而在职的中生代学者的研究则昭示着在老一辈学者培植之下新的学术转型已趋完成。他们提交的代表作大都显示出对核心的重大的前沿性问题的探讨，以期显示中国当代学术规范和发展方向。类似的研究思路在80后90后青年学者那里也同样得到体现，而青年学者们也以自己出色的研究成果，彰显出某种学科视野的未来性远景。套用洪子诚先生的话，这部系庆学术成果集《斯文在兹·“现代思想与文学”卷》展示的是中文系关于20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原野”。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时期学术荒野上筚路蓝缕辛勤开拓的奠基型教授，还是默默耕耘一丝不苟的学者，无论勇于担当学界脊梁和柱石的知名中年学者，还是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都从整体上奠定和融汇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
如同前引三位系主任费振刚、温儒敏和陈平原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部系庆学术成果集“现代思想与文学”卷也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把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国际性的现代学术范式加以整合的学术思路，尤其是青年一代学者的成果，更体现出中文学科因应人类新的历史发展条件，试图整合人类既有思想和文化资源的学术雄心。而人类在21世纪的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也要求人文学科一方面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进一步吸取外国思想和理论资源，同时也需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人以及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才能在一个更宏阔的背景下构建现代中文学科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经历了研究理念和范式的转型，那么21世纪今天的人文学科可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这个新的突破和转型的重要标志，可能正是打破人文学科界限的一体化趋势。这种整合不意味着削弱既有的学科规范和坚实的基础，而是力图进一步共享学科理念，在此基础上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从而为中文学科的创新型内涵式发展助力。
系庆学术成果集“现代思想与文学”卷的编辑，在强调现代中文学科与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同时，也力图强化当代学术的现代性传统。奠基于五四运动的现代思想传统，以及由京师大学堂创建以来一代代北大中文系老一辈学者奠定的现代学术传统和规范，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学科，也在这部系庆学术成果集“现代思想与文学”卷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而从“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展望，这些文章也显示出某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
在二十多年前问世的《百年学术》前言的结尾，两位老系主任说得好：
温习光荣的历史也使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历来作为“新学之冠”的地位面临挑战，北大中文系的优势地位也不可能总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适应新的时代，发扬优良的学统，把前人所建树的学术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斯文在兹》是对《百年学术》的接续，把两者并置在一起进行观照，或许可以大致触摸到北大中文人百年传承的学脉，同时也可以借助于《百年学术》中那些奠定了北大中文学统的先贤们审视的目光，激发我们这些后辈的急迫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