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 乐黛云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读书期间，乐黛云、钱理群、李零、陈平原几位老师的课，我大概听了都不止一门两门。当时李零和陈平原两位老师，都还被大家看作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但乐黛云和钱理群两位老师已经近于老先生了。乐先生的课上，不时会有些国际学人过来交流，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叙事学、阐释学这些当时的时髦理论扩大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启发我们思考问题的新视角。
那时候乐先生住在中关园，我们去拜望她，她告诉我们该怎样读书，哪些书一定要读。她家铺天盖地的图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客厅一直迤逦到鞋架边满满的书，随手就可能把书堆碰倒。记得她告诉我们《心灵史》等等当代好作品是一定要读的，我们便去北大图书馆借，因为副本有限总是借不出来，所以我便托隔壁好友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出来，在我们各宿舍传阅。乐先生的讲座，我也听了几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即将揭晓的前一天那一次演讲，这个日子有史料可查，是1993年9月22日晚上，在轰隆轰隆的二教大教室，听讲座的人太多，大多都是站着，所以坐得偏后的同学都看不到前台的。当时真是惊诧，乐先生的声音如此年轻嘹亮！她告诉大家申奥前她做了哪些大事，还自信地说：“不管明天结果如何，这申奥活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掌声雷鸣后几个小时，就传来北京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再几个小时后，听说乐黛云先生所乐观的初步成果也缩回了原形。尽管白忙乎一场，乐老师年轻而乐观的声音，我们记住了。
其实，离开北大校园，在社会上为了果腹养胃，从老师那里听到的一点点学问都到爪哇国去了，想想自己不是好学生，所以和自己敬爱的老师也都相忘于江湖了。但待我到了中年日趋封闭自己以后，我意识到：乐黛云、钱理群等老师，学问还毋论，单单他们与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不厌倦地交流的青春心态，实在不可及。
2003年跻身出版业后，我又一次邂逅乐先生，是在北大后湖走向未名湖的瓶颈口，当时她和汤一介先生正在散步，我心里一热，仅仅聊了几句，因为汤先生等着她呢，这次闻知她搬到了朗润园。2013年后，我接手“大家小书”丛书，后来韩慧强老师策划纳入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的两个小册子。当时我和韩慧强老师一起去拜望乐先生拟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去了她朗润园的家，阿姨说上午有人来看先生，她太累了正在休息，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就离开了。这两本小册子的合同，最后是韩慧强老师一手办理的。汤一介先生的《儒学十讲》于2019年5月出版。乐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于2020年10月出版。
在我读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乐先生在90年代一直思考的比较文学问题。记得那时候她说过几次：比较文学，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是一种方法，会融入具体的问题研究中，它作为一个学科，估计只能是一个过渡。不过，经过若干年的思考研究，乐先生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出：以跨文化对话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史依然是位于前沿的，当前比较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维护并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所以，她提出深度启蒙。“所谓深度启蒙将以关系理性为核心去改进理性的观念，去建立以共在而不仅仅以存在为出发点的理性。”“因为文学本来就是造就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最佳途径……文学使最迅速、最自由、最随意的精神和心灵交往成为可能……文学理论比之于政治学和经济学更适合于用来选取促进现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友好的方略。”（《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乐先生给比较文学的新定位，也给了比较文学更为广阔的前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新兴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在多元跨文化语境中发展》）她在本书中提倡的是在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对话，是参照于世界他国文化的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挖掘。所以在分析了美国梦、欧洲梦后，她指出：中国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
如果说《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聚焦着乐先生近年对于比较文学和新中国精神的新思考，那么刚刚上市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则全面回顾了乐黛云先生自己的“文学生涯”，包括她在历次比较文学交流中的活动与思考，可以说她的文学生涯折射的是中国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小史。乐先生本来师从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后来留校任教，曾给留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传播。1981年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季羡林任会长，钱钟书任顾问，乐先生任秘书长；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杨周翰任会长，乐先生仍任秘书长；1989年，乐先生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这一年她写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她在《九十年沧桑》中说：“我对于《学衡》史料的较为全面的阅读，引起了我的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我逐渐较为深入地与过去支配我的、趋向于激进的滥情主义决裂，也就是与曾经禁锢我的某种意识形态决裂。这使我能更全面、更冷静地看待历史的方方面面。”此后，中国进入了“后新时期”，所以她感到比较文学自身必须经历一个巨大的变革。面对文化危机和科学的新挑战，她开始呼唤新的人文精神，“强调首先要把人当人看待，反对一切可能使人异化为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的发展和未来”。“新人文精神用以达到这些目的的主要途径是沟通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动态的沟通和理解中，寻求有益于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共识。”
《九十年沧桑》虽然都是发表过的文章的重新剪辑和编选，但其编选范围既包括回忆性散文也包括一些专著，所以它既能呈现乐黛云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全面呈现了乐先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理路，具体而微地呈现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与发展小史。如果说乐黛云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展示了比较文学美丽的果实，《九十年沧桑》所展示的则是这个果实所凭依的大树和泥土。
我曾经告诉很多朋友，对于乐黛云、钱理群这样的先生，他们人比课好，课比书好。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九十年沧桑》两本书更好地理解了乐黛云先生这个人，功莫大焉。乐先生行年九十，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她亲证了一个富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命运。钱穆强调，读书其实就是读懂书背后的人。所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九十年沧桑》的观点大家可以接着讨论和思考，其最为可贵的是，它们集中反映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青春胸怀和道义担当，这种不灭的精神如果感染了你和我，乃至更多的读者，那一定是乐先生最为欣慰的。
（作者：蒙 木，系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