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88.00元
如果说常老的事迹是暗夜中不灭的烛光，那么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写作精力和能量化作沸腾的燃油，让他精神的火焰熊熊燃烧，光照四野。
关于敦煌，关于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叶文玲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关注常书鸿，2001年出版《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上海文艺出版社），二十余年来，叶文玲反复修订、打磨，先后有《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常书鸿：敦煌铸就五字碑》《大鸿飞天》《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等著作。
常书鸿，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敦煌守护神”这一称号，最早来源于赵朴初的评价：“常书鸿先生就是敦煌的守护神。”后来，这五个字永远地镌刻在常书鸿的墓碑上。《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讲述了常书鸿在时局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守护敦煌的坎坷一生。全书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从张大千到常书鸿再到段文杰、樊锦诗，百年敦煌在叶文玲的笔下如画卷般呈现。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六赴敦煌，几易其稿。相信您每一次去，都会对敦煌有新的认识和收获。在不断的深入了解中，您对敦煌、对常书鸿的认识也一定会逐渐加深。可否具体谈谈？
叶文玲：我从1983年6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常老第一次相识，又在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在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一直有过见面，小组会上他一口浓重“杭州官话”的发言让他格外与众不同，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言必称敦煌”。比较特殊的一次会面，是我在与他初次相识后的翌年——1984年前往西北采风时，在莫高窟前再一次遇见了常老。匆匆偶遇，来不及促膝长谈，只在千佛洞前留下了一张众人的合影。那时只想着肯定有机会能够再去敦煌，聆听他关于敦煌的娓娓叙说和精辟深邃的艺术见解，殊不料一别之后，再也没能与他在敦煌晤面，是我写作此书时最大的遗憾。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在诸多采访、资料整理和伏案疾书的时刻，我总会时不时想起与常老的那数次会晤，他对敦煌无比的热情、他所倾注的无数心血、他在破败失修简陋寒碜的居室里为守护敦煌所投入的岁月乃至整个人生，都无时不刻在激励着我把这本书写好，把他的事迹写活写透，把他对敦煌的热爱倾注在字里行间，传递给每一位读者，让世人真正了解和理解他为敦煌立下的丰功伟业，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对常老肃然起敬，乃至同他一样热爱敦煌以及与敦煌有关的一切。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生动、鲜活、专注而且投入，有着对传主深深的体贴，也显示了一位作家的修养和功底。您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去写常书鸿？
叶文玲：在描写人物特别是真实人物的时候，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也必然会将自己的感情与情绪投入进去，去尽最大努力了解人物，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揣想人物在书中所涉及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想法与行动，将自己置于与笔下人物相同的情境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入感，而这种写作时的代入感，对于写好一本书特别是写出书中人物的神韵而言，尤为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现场工作，去笔下人物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与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遥想当年他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环境，遇见那些我们后来才得知的事件时，当时的他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与抉择……
中华读书报：我们知道常书鸿承受妻离子散、遭遇迫害等种种磨难与打击，仍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着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能否请您能概括一下，您所认识的常书鸿？
叶文玲：说实话，我与他本人的直接接触并不算多。但是在开始写他的传记之后，常老在我心中的形象越发清晰起来，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浮现出一个念头：当年常书鸿留学巴黎，如果没有机缘巧合结识敦煌艺术，也可能会就此留在法国，专心艺术，成为一位声名卓著的画家——毕竟他是同时代人当中最早认识和学习西方油画的那一批，他个人的艺术天分和刻苦勤奋，也注定了他将会取得成功。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他终究还是辗转回国，来到一片荒芜与破败的敦煌，历经数十载，几乎完全凭一己之力守护起了敦煌艺术。他觉得能够一生与敦煌相伴，是自己的幸运和幸福；我认为敦煌艺术有他的守护，是敦煌的幸运。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认为，《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市面上较为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您自己评价呢？
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常书鸿传记的第三个版本，也是最完善的版本，经过了反复多次的打磨和修改。1994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了经由编辑常老日记而成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后又经过数次改版重印），在容量上相对较少，内容上也更偏重于纪实，以对敦煌艺术的阐释和实际保护行动为主，较少抒发常老自己的内心感受。平心而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谦谦君子”风，很少会有人在著作中进行自我褒扬；但是常老的功绩，确实是感天动地，必须加以详尽描述，所以从第三方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能够更好、更全面地解读常老、理解常老。
中华读书报：是传记，但也有合理的想象。您如何在写作中把握想象的分寸？
叶文玲：在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时，作者一定需要有足够的代入感。在充分了解人物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笔下人物同喜同悲，在想象中几乎可以与人物融为一体，那么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是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并且是合乎情理的。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这一宗旨在《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中体现于哪些方面？
叶文玲：应该说有很多方面，特别是细节几乎无处不在。首先在于对主人公常老的描摹与刻画当中，常老之所以能够坚守数十载守护敦煌，是因为他有一颗美的心灵，以及美好的信念，因此尽我自己所能将他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是我最主要的使命；其次，美的呈现，一部分在于对比和反衬，通过对丑陋事物和现象的揭露与鞭挞，对照显示出主人公高尚而美好的情操；第三点，常老本身是一位艺术家，对艺术美的追求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一生，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尽力以他的视角去阅读周围环境，展现他在生活中发现的每一处美的细节。
中华读书报：您说自己“在写完此书和这篇后记的第一个念头和最后一个念头，始终都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和底气？
叶文玲：信心和底气，源自于我对常老事迹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在创作过程中，我曾无数次被常老的事迹与作为深深打动和震撼，也曾经为他的遭遇感动流泪。作为作家而言，笔下的人物和事迹首先要能感动自己，然后才能将这种感动通过自己的描写和抒发去打动读者。常老对敦煌的守护之功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如何把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他的情操传达给每一位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无时不刻想要做到的事。20多年前的我已经年近六旬，虽然过了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年龄，但是我在创作《敦煌守护神》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的热情，扑在这部传记的写作上面。如果说常老的事迹是暗夜中不灭的烛光，那么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写作精力和能量化作沸腾的燃油，让他精神的火焰熊熊燃烧，光照四野。（本报记者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