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儒家智慧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038次  |  更新时间：2017-09-15 15:22:04

云南民族学院  刘家贵
    一、无法回避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自今日始，但只是在20世纪末全球化才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热门话题，这是因为由于人类拥有了高科技的通讯手段和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地球上不同地区居民的交往越来越方便快捷．当今的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以往已经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这种新的全球化现象概括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 IMF，1997）。这一定义概括了当今全球化的一些新特点。一般来说，全球化是指资源、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和商品、劳务的跨国流动，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各
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和作用加强，与此相联系，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出现整合与重组。而当今的全球化除了具有这些一般的内容和特点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人类作为地球居民正面临着一些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由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异常，热带雨林消失、物种大量灭绝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性犯罪活动等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意识到需要相互合作和协商，需要彼此负责，用对话代替对抗。可以说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指出的，要避免生态危机，管理当代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广泛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错位“需要合作精神，其基础是协商、透明以及负责的原则……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民主的）世界，除了一起工作，使用集体的力量之外，别无选择”。[1]
    其次，人类今天己经拥有了通讯卫星、国际互联网、电视、巨型超音速飞机等高科技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来加强信息交流和彼此沟通，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和信息传递不仅空前快捷，而且异常频繁丰富，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
    第三，由于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空前发展，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由于各国相互投资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与加深，世界各国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利益攸关。
    第四，鉴于上述原则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有建立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必要。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古至今就已经存在着或正在发展出若干能够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因此，由各国著名政治家所签署并由联合国大会宣布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才发出这样的呼吁：“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而求得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又只能依靠所有文化和社会所推崇的理念、价值和规范”。[2]
    由此可见，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是否做好了准备，全球化作为一种必然的世界历史现象，正在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走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将无例外地被卷进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全球化已成为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宿
命。
    二、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双刃剑
    如何看待全球化？全球化对于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对此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人言言殊。其中有两种对立的极端观点是，一种观点把全球化视为普遍的福音，另一种观点则声称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灾难。更多的人则是以一种忧喜参半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柄双刃剑。我们赞同这后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
    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的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和发展现代经济结构和现代市场制度，这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次，有助于更多地吸收现代技术、知识、信息和管理经验，分享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第三，有助于更多地引进国际资本，弥补国内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第四，输入国外商品和劳务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提高人民的现代生活质量。
    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与之相比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弱小，二者实力悬殊。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NP之比为7：3，发中国家拥有的高科技设施不到10％。又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资料，1998年世界十大贸易国的高科技产品占其出口的比重都占到40％以上，而出口居世界第9位的中国仅占6％。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有70％左右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70％左右的贸易要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就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都将是影响和决定全球化进程和方向的主导力量。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诸多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在全球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促进其利益的手段和能力（亨廷顿，1999）。一些全球性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这一类经济组织基本上也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不仅如此，在全球性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中发达国家也起着主导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往往大搞强权政治，总是力图把体现了自己国家利益和价值标准的全球规则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战和威胁。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同美国之间关于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面临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在文化上丧失自我的危险。
    第三，当今全球化思潮的主流是代表西方保守势力的新自由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将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将更多地受到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冲击，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更多地丧失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权，国际金融风险对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威胁将日益增大。
    第四，在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凭借其技术、质量、价格优势将会大量涌入，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市场造成冲击，使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更加依赖国际市场。
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通过质量认证、绿色标准、产品配额等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实行限制，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
    全球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最高目的是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把自己建成富裕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重要途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将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根本拒绝现行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过程之外，将丧失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甚至无以生存立足；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不平等的全球化规则和制度，则又可能丧失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最终也将葬送经济现代化，同样无以生存和立足。
    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极端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怀疑论两种片面性。前者声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使民族国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主张用所谓全人类的全球利益取代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主张全盘接受现行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 让市场成为决定经济的唯一力量二后者则完全否认经济全球化，在行动上也就拒绝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主张完全拒绝现代国际游戏规则，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过程之外。显然，这两种极端的意见都是不明智的，不能作为我们处理全球化问题的依据。我们需要一种更理性、更辩证和务实的态度，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同时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和问题时又需要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谨慎和负责的精神，做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面，我们除了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外，还应该积极从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生存的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艺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生存的智慧和艺术。
    三、全球化与儒家智慧的现代价值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在今天还有没有生命力？儒家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人类思考和处理全球化的各种复杂问题能够提供什么有益的启示？这是一个存在争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传统小农自然经济产物的儒家思想现在己无法适应复杂的现代经济结构的要求，更不可能为解决当今全球化的复杂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儒家智慧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则认为，儒家尤其是孔子、孟子、苟子等先秦儒家，他们对于社会人生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人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对处理人际关系表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这使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长久价值，是中华民族为构建全球伦理道德观念可以奉送给世界的一份珍贵财富。“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儒家的智慧对于解决21世纪全球化的共同问题并非毫无用处和价值。儒家的许多思想观念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己经成为塑造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影响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人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无法避开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事实上当代中国人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为解决当代各种复杂问题的参考。
    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智慧的现代价值。
      （一）在构建全球伦理规范时必须借鉴儒家的智慧
    人类要解决全球化所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必须依靠一切文化和社会所认同和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就提出了建立全球伦理规范的问题。人类社会在20世纪先后产生了《世界人权宣言》、《全球伦理宣言》、《世界人类义务宣
言》等文件，一再发出了建立全球伦理规范的呼吁。我们不能因为其声音的微弱和实现的艰难就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这毕竟表达了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我们认为，儒家尤其是孔、盂的智慧中确实包含着若干适合于构成全球伦理规范和人类义务的重要观念。这主要是指如下一些观念：
    关于“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概念。“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孔子、盂子和宋明理学家都谈“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以下只注篇名），“仁者爱人”（《离娄上》）说明“仁”是讲人与人即两个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应彼此把对方当人看待，怀有爱心，引申来说，但实含有人无分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政治、宗教信仰等一律平等的思想。《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提出人道的基本原则第1条就是“人无分其性别、人种、社会地位、政治信仰、语言、年龄、国籍或宗教，都有义务把所有的人当做人对待”。这也就是“但也者，人也”。不仅如此，儒家的仁还含有尊重一切生命这一更广泛的意义。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梁惠王上）｝。朱竟说“天地之大德日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程额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这已经包含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胚芽。孔子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这一重要思想也是由“仁”的概念生发出来的，所以他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两者意义相同。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为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关于义利之辨。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宪问》）。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以下只注篇名）。义就是内心的和外在的行为道德规范。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应该不应该做的问题。“义然后取”就是指获取利益必须符合内心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伦理规范。义利关系也指集体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先义后利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高于个体的私利，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私利。引申来说这也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李光耀说“推动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力量，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和强调个人至上，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语），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是片面性，东、西方文化各有偏失，在这一点上正可以互相补充。但在事情涉及建立全球伦理规范时，强调义务高于权利的东方儒家文化应该更有价值。因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过度泛滥只会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生态这类全球性的危机，也会使人类无法形成合力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过份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尽社会义务这一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3]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认为“每个人都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因为他的生活也会给他人的生活造成影响”。[4]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强调把人类天性中对集体的忠诚感激发出来，指出“没有这种忠诚感，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生存下去”。美国已故的肯尼迪总统也向美国青年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想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5]这也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
    关于诚信与宽容。孔子提出了“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口号，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要发展和睦友好的关系。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以诚相见，言而有信，彼此负责，应该成为全球伦理的一项重要准则。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诚信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前提之一，认为“诚实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儒家智慧中能够作为全球伦理的又一项内容是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孔子主张宽以待人，孟子说“仲尼不为己甚者”（《离娄下》），孔子做事总是留有余地，从不过头。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里仁》）。当他的学生问他有没有可以终生。信守不渝的一句话时，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宽恕罢”。他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体现出对他人的一种理解、宽厚的精神。《易传》上讲君子“宽以居之”（《易传·文言》）。这些都无不体现出儒家的宽容精神。
    孔、孟都懂得在许多非原则的问题上实行妥协的重要。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认为为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非原则的小问题上可以作出忍让与妥协，他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在许多时候相当随和，并不固执
己见。孟子讲“舍己从人”（《公孙丑上》），讲的也是妥协精神。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把诚实与宽容列为人类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指出“人人有义务保持言行坦诚”又说“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 [6]
    （二）中国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儒家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通权达变三个重要思想可以作为我们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的基本原则。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孔、孟都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接受，完全认同
的观点，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绝的观点，这两种极端化的观点都把复杂的客观世界简单化、绝对化，因而都不符合实际，犯了片面主观的错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积极参与，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清醒头脑，既实事求是地承认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又清醒地认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麻烦。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作为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也可以作为参与全球化的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的概括同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精神上的联系。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求同存异，“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是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达到和谐一致，是多样性的统一。“同而不和”是抹杀差别和个性的盲目趋同，是贫乏和单调。“和而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如果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许应该说“每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是一切国家繁荣和发展的条件”。这是因为地球上一切国家和地区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任何一个国家的荣枯兴衰肯定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人类共同利益和要求的出现并没有取消或削弱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同样，文化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以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基础，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乃是人类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化，而不是同而不和的全球化。
    通权达变就是灵活性，打破常规，特事特办，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孔、孟都深话通权达变之术，孔子说，“可以立，
未可与权”（《子罕》），认为有的人可以让他按常规办事，但却不能让他在特殊情况下超常规办事。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孟于认为不能通权达变之人，表面上似乎在坚持某种原则，实际上却破坏了更高更根本的原则，造成更大的损失。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用以往的经验和既有规则无法解决的新问题，这种情况下通权达变，特事特办，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就至为重要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7］，又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 ［8］
      以上三个思想观念可以说具有基本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下面要谈的各点则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离娄下》）。荀子说“平则虑险，安则虑危”（《仲尼》）。《易传》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易传·系辞下》）。强调居安恩危的忧患意识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这与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普通人朝不保夕的时代特点有关。但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已经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意义。一个盲目乐观，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一个不成型的没有希望的民族。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基本趋势，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人类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严重危机，并且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长势处于弱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不会忘记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自政策没有变，中国要自己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9］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高枕无忧，儒家居安思危的思想并没有过时。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锱基，不如待时”（《公孙丑上》）《易传》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下》）。孟子说的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形势和客观条件，等待有利的时机。而《易传》说的却是要善于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这是说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要善于等待；当条件成熟，机会来临时要善于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都很重要，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掌握并善于运用两方面的艺术。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即全球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趋同化和个性化的关系；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时又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独立的关系，等等。经济全球化是一
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中必然充满矛盾和冲突。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其间更是困难重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是要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把他们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标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主义，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和国家利益，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权和平等权的斗争而开展。任何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都不会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标准，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说“我们是一个小国，但在尊严上我们永远是一个超级大国”[10]就连著名的国际投机家索洛斯也说过“把强者的生存原则提升为文明社会的主导原则，想必是不对的”。[11]儒家历来最讲气节和尊严，主张培养浩然正气和独立的人格意识，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总是充满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曾于提倡“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高度评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腾文公下》）。荀子说：“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论）》）。这些崇高而庄严的思想千百年来鼓舞和激励无数的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斗争，也影响了塑造了中华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也无疑将成为今天中国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同志作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方巨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意志和品格，他一方面积极倡导中国对外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独立。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2]“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3］他说“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14]指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视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D”“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16]在邓小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提倡的一股浩然正气。
    最后，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发扬儒家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荀子说：“嗟尔君子，无恒安息”（《劝学》）《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千百年来这种精神已成为鼓舞中华民族不甘落后，拼搏进取的巨大力量。由于种种原回，中华民族在近百年来落后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至今尚未从总体上根本改变贫弱的局面。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奕，我们能否争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占领县多的市场份额，分享更多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参与全球的竞争。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离娄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贫穷落后，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归根结底在于自己。胜人者有力，能自胜者强。没有人能阻挡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关键在于另们自己能否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7]，我们要象邓小平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扎扎实实地干自己的事”[18]“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9]。
注释：
    [1]转引自（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 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3][4][5][6][11]转引自（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264页，208页，216-217页，266-267页，151页。
    ［7］［8］［9］［12］［13］［14］［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50页， 261页，319页，12页，359页，326页，331页，320页，365页，326页，295页。
    [10]萨达特《莫斯科和开罗的坚冰正在消融》（萨达特回忆录）
                                                     2001年7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