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吴福辉先生去世，某刊物约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由于那阵太忙，文章刚刚开了一个一千多字的头，那边说一组悼念文章已经即将出刊了，于是我就暂时搁置了《“四条汉子”你先走》的写作。那个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交往较多的几位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王瑶先生的开门老弟子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四位‘大兄’（陈平原先生虽为同时期学者，但年龄却小了一辈），论年龄与学识，他们都是我的师辈，但因种种原因，本应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道的学者，被十年浩劫耽搁到八十年代重出江湖，实乃时运不济、天妒英才，他们都称我小老弟，当然是抬举我，而我称他们为‘大兄’，便有了僭越之嫌，多少年来，承蒙‘四条汉子’不弃，纳我为小弟，让我倍感亲近，亦甚感荣幸。”无疑，他们还沉湎在五四的启蒙语境中，从某种程度上与当下北大的某些年轻人背离五四精神的行为是并不相同的。
温儒敏先生与我交往三十多年，在“温良恭俭让”的背后，我体味到他那种杀伐决断的“精神界战士”人格勇气溢于言表的风格，尤其是在他学术观念的表达中，我深深地觉察到了作为介于五四新文学研究第二代与第三代学人的犹存风骨，从这本五十多万字的沉重选集当中，我们不仅看到的是个人学术史的陈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倾听到一个五四新文学启蒙捍卫者的呐喊，一个敢于批评在彷徨世界里的“精神战士”光影。在这部大著中，作者选择的四类文章是从四个角度来归结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研究”“学术史研究”。窃以为，这不仅是一个从学术角度切入个人文学研究史的表达，它还充分表达了作者在当今世界里寻找“精神界之战士”的强烈愿望。就此而言，这本书的意义不单单是一个学者渐入老境时的学术“怀旧”，其主旨恐怕是最后呐喊声音罢。
温儒敏先生从事鲁迅研究较早。他研究特点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呈现出的特征就是在细读文本之后，往往是在发掘一个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对鲁迅早期文言小说《怀旧》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深思：“其所写的生活和人物越是普通平凡，就越能使人们看到这场革命在社会上产生的最一般的反响：地主豪绅依然故我，人民群众麻木不仁，封建统治秩序没有受到什么大的触动。鲁迅完全是从所要反映的生活内容特点出发，去选取描写的题材并确定处理这些题材的角度的。”“一当历史条件完全成熟了，新文学运动的号角吹响了，鲁迅那些真正高水平的现代小说，就像排炮似的一发而不可收，轰垮了旧文学的营垒，为新文学赢得了辉煌的战绩。”从这里我们看出作者大量的史证和细读所要引出的最后结论，才是最重要的议题。亦如在《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一文中所言：“只有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揭示出来，对病态的社会制度和衰败的精神文明进行无情的鞭挞，才能唤起人民的觉悟和反抗，打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毁坏像漆黑的‘铁屋子’一般的旧社会。”这些观点漫溢在“鲁迅研究”的字里行间，实为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的招魂。
一般来说，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包含“中国当代文学”的，因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界定学科范畴时特地标明“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然而，由于学科分类太细，致使二者的分期问题产生了学术分歧，从时间段上的分割来看，“中国现代文学”部分永远处于一种被凝固的状态，尽管有人不断地把时间上限往前移，但毕竟不如1949年以后的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命力旺盛。它的时间下限在无限延长，其思潮在不断大起大落地变化，其作品在不断层层叠叠地叠加，如果不将其合并成新文学一体化的内涵之中，必会对新文学本身的创作和研究造成被割裂的严重后果。当然，温儒敏先生也是同意将两者合一的学者之一：“现代和当代很难区别，应该打通。”所以，他才成为他们那一代学者中比较罕见的对1949年以后，尤其是当下作家作品评论的写作者，当然，这在北大中文系是有传统的，严家炎先生当年评论《创业史》就是一种垂范。而温儒敏先生“作家作品论”中对《废都》和莫言作品的细读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当下文坛的关注，且分析有独到之处：他对《废都》的即时性评论落在了“重要的是不要让既定的阅读和批评目标来左右我们对这么一部奇书的接受和理解，见智见仁，都会读出《废都》的奇，都会引发出现代人文化困境的严峻思索”。这种时评是需要史家眼光的。这些带有史家眼光的断评也渗透在对莫言的小说评论中，我想，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的评论理念与一般的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区别：“我并不赞同对《废都》简单的否定，认为《废都》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独到眼光的，甚至提出二十年后再来看《废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当莫言获奖，大量评论蜂起赞扬，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艺术追求’上的‘缺失’。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当代评论有两大毛病：一是圈子批评多，‘真枪真刀’的批评少；二是空洞的‘意义’评论多，能够深入到作品艺术肌理的研究少。”无疑，温儒敏先生对当代文坛评论的评断是切中要害的，虽然有点犀利刻薄，却起着点睛点穴之功效。
其实，温儒敏先生最早的研究领域也是建构在“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上的，我最早读到他的著作就是《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更是振聋发聩。但是，我更喜欢的是收进集子里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与“新传统”的生成》《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这两篇文章，后结集成书出版也是用了后者为题，显然它是这部书的总论。对于现代文学的传统如何阐释，才是这部书的要义所在，关键是采取如何阐释的方法，这种“阐释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学意义在哪里？它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解构”与“阐释”的功能在哪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这两个学科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正如作者深有体会说的那样：“面对那些试图颠覆‘五四’新文学的言论，我强调的是在当代价值重建中‘小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集子所收《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与‘新传统’的生成》等文，特别注重考察新的文学传统如何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沉淀、释放和延传，分析当代文坛中‘现在’与‘传统’的对话。这些观点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而实际的影响，是回应那些对‘五四’新文学的挑战。”用现代阐释学的观念来看温儒敏先生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持守，也许并不能让一些现代批评家的现代性阐释满意，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我坚决站在温儒敏的一边，“小传统”的放弃就意味着一种现代启蒙的投降，一俟学术观念也趋炎附势，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未来的世界呢。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温儒敏在受聘于山东大学时所做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是有着前沿意识的课题，作为项目评议人，我给了较高的评价。我以为这种用社会学、统计学方法介入的文学调查是当下文学史书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具有档案性质的史料“活化石”。
最后一辑的“学科史研究”并非是学术“杂拌儿”的混搭，恰恰相反，它讨论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从“文学史观的建构”到“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区别；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再到二谈“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毫无疑问，作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聚焦在研究者的价值观的枢纽上：“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多元共生’才不流于相对主义的挣扎，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由此，我们依旧看到温儒敏“精神界战士”的面影。
近年来温儒敏先生热衷于中学语文教育事业，成为这一领域的“掌门人”，所以我热切地希望先生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连同其价值观一起注入这个领域，在精神的荒芜之地发出“精神界战士”式的呐喊，为“救救孩子”而标举起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大纛，做一个忠于职守的“麦田的守望者”。
2021年3月21日草于左眼模糊不清的书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