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宜老师又要出版新书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收入杨老师的若干论文，分为引论与正论，主要内容是论述张浚、张栻父子的事迹和功业。他们不仅是南宋的名臣，而且是杨老师的四川老乡。
张浚（1097-1164）是唐朝岭南节度使张九皋的后人。九皋有一个哥哥叫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其远祖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张良。只因七世祖唐末将军张璘（？-880）随唐僖宗入蜀，于是后代就成了四川人。
张浚之子张栻（1133-1180），是与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4）齐名的南宋理学名家，曾主持湘江两岸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致力于理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还曾出任袁州（江西宜春）、静江（广西桂林）、江陵（湖北荆州）的知府。
杨国宜老师致力于宋代历史研究，早年以研究宋代经济史知名，耄耋之年，老当益壮，更及于宋代人物、学术和思想，成果卓然，令人感佩。
这本论文集聚焦于“事功学派”，特别值得重视。
一般人看儒学精神，都强调其德性主义。儒家重视修德，所谓“以德治国”是也。殊不知，从孔子以来，注重事功也是儒家老传统，尤其是对于评价领袖人物而言，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具有关键意义。
《论语·宪问》提到子贡、子路质疑管仲的道德品格。二人的理由是，管仲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在争夺齐国君位中失败被杀，召忽死难，管仲却转身去辅佐公子小白。“管仲非仁者欤？”孔子坚定地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的着眼点就是管仲帮助齐桓公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业，保护了华夏文化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民众的福祉。
孔子而下，儒家追求修齐治平，虽然孟子、荀子有重视道义和重视礼治的分别，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否定事功（民生福祉）在儒家治国理论中的目的性意义。
《资治通鉴》收录了子思（孔子嫡孙）的一些故事。子思向卫侯推荐将军苟变，其才能可以带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的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一）
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唐太宗就说过，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备。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对于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曾吃了民家两个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反对在用人问题上有道德洁癖。这种思想也是从事功上立论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则是对于诸子百家的整合，本质是“霸王道杂之”，或者叫儒表法里、德主刑辅。南宋朱熹批评时论“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批评陈亮“义利双行王伯（霸）并用之说”，未必摸到了儒家的真谛。
儒家在德性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事功，即所谓修齐治平。如果说修、齐追求内在的德性，那么治国、平天下无疑就是建功立业，造福于民。到了宋儒，就叫做“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宋代特别是南宋士人“得君行道”思想（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明就流露出对于功业的无限向往。但是，理学家与实干家还是不一样。著名浙东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1143-1194）曾经与朱熹往复辩难，分歧并不小。可见，研究宋代的事功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细节研究。杨国宜老师的这本书，就为此做出了新贡献。
笔者四十多年前，得闻先生謦欬，学习唐宋历史。今先生新著付印在即，奉命作文如上，实不足以光扬先生大著之要义于万一也。
（本文是为杨国宜教授《张浚张栻创建南宋事功学派论文集》所写的序言，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