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年谱长编》，陆有富著，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148.00元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纯常子，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土。以赞助德宗亲政，抨击李鸿章，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被慈禧太后革职。戊戌政变时，曾遭追缉，避难湘潭，其后受同文会之邀约，东游日本。著有《云起轩词钞》《云起轩诗录》《纯常子枝语》《罗霄山人醉语》等。
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廷式年谱长编》是陆有富博士在多年对文廷式生平及文学、史学成就方面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结撰的一部年谱著作。文廷式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年谱之作之前只有钱仲联先生的《文芸阁先生年谱》四卷。钱先生为清代文学研究专家，考证功夫自不待言，但受限于撰著时代的条件，有许多资料未及得见。而《长编》在年谱的基础上，资料引用翔实，考证更为严谨。
一
长编之作，较之一般年谱，更似资料的堆砌，但爬抉搜罗之功却颇费心血，此可为知者道，难为外人言也。本书之价值，首先是资料搜集之功。表现为：一是文氏著作及传记的采用。除了常见的《文道希先生遗诗》《纯常子枝语》《萍乡文道希学士事略》《文廷式传略》外，还有《萍乡文氏族谱》《知过轩随录》（稿本）等。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为详考文氏的生平提供了基础。二是佚史、年谱及方志的引用。如陈坤《粤东剿匪纪略》、谢国珍《嘉应平寇纪略》、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及《番禺县志》《萍乡县志》等等。三是清人日记的运用。除文氏自己的日记外，还有如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謇《张謇日记》、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朱启连《远暇室日记》、袁昶《袁昶日记》、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皮锡瑞《师伏堂日记》、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江瀚《江瀚日记》等。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采用了许多域外资料，如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井手三郎《井手三郎日记》、白岩龙平《白岩龙平日记》等。四是各种别集、文集、诗话的运用。如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等。五是近代报刊的参考。如对《申报》《汉报》《集成报》《湘报》《揭帖》电报等的利用。
其次是资料的分析和考辨。近人都认为文廷式高中和瑾妃、珍妃二人在光绪帝面前美言有关，盖因文氏曾是二妃之师。《长编》在分析各种资料后，认为授读非事实也。此外，根据《长编》的详细记载，还能厘清词史上的一些争议。文氏的名作《贺新郎》（别拟西洲曲）中有一句“一霎长门辞翠辇,怨君王已失苕华玉”，很多人根据文氏的生平经历，认为是“为珍、瑾二妃作”。实际上，根据文氏《湘行日记》所载，此词作于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二十四日，而珍、瑾二妃入宫是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所以根据《长编》考证，“哀二妃之不幸”一说可不攻而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
年谱之作，以年、月、日为经，以事件为纬，能够很好地展现谱主的一生，较为客观地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杰出的历史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所处的时代，成为时代发展的助推器。而反过来，时代又给人物的行事或经历打上深深的烙印。《长编》一书，将文氏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活动一一勾勒出来。
一是中法战争。其时，文廷式在两广总督张树声幕中，他力主抗战，并坚信上下同心，法人必败。文氏于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寄于晦若》信札中谈及中法战争，认为法人在越南虚弱之势已见，必不能持久。二是中日甲午海战。文廷式对北洋军队的腐败和李鸿章的畏葸避战给予强烈的抨击。之前李鸿章对文廷式颇为看重，“称其有志趣”（张佩纶《兰骈馆日记》）。光绪十五年，文廷式及第后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大加礼遇,资赠甚丰腆”（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尽管如此，对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畏敌如虎，只知保存自己实力，文廷式不止一次上奏折进行抨击。三是戊戌变法期间。文氏创立强学会，欲在启发民智、唤醒民众上有所作为。其后，又创办“大同学会”。这些，都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恶其聚党昌言,指摘朝政”（《中外日报》），欲将其置之死地。幸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巡抚翁曾桂暗中保护，通风报信，文氏才得以走脱。
三
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不只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不只是历时的，更是共时的。文廷式只父亲文星瑞在同光年间即是名流，与林昌彝、刘坤一均有交往。文氏作为光绪年间的“清流”人物，在未及第之前，已与多位当时的名人交流。从其交往的人物就能看出文氏在学术、文学和政治方面的取向。
一是上层官吏。如潘祖荫、志锐、志钧、郭嵩涛、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刘坤一等。二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于式枚、梁鼎芬、张謇、陈三立、王闿运、汪兆铨、王韬、曾广钧、李慈铭、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李盛铎、缪荃孙等。三是外国友人，如美国李提摩太、福开森，日本永井久一郎、宗方小太郎、冈千仞、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这些人对文氏的政治、学术均有不小影响，由此，也可看出文氏思想的开明。
纵观《长编》列出的文氏一生行事，他并非顽固的保守派，而是为即将倾覆的封建王朝寻求出路，积极寻求救国复兴的良药。内藤湖南评价他欲“采列国之长，救千年之弊”（《燕山楚水》）。他倡导民主，认为“三代以后，必议成于下，而后施行于上”（王韬《致谢绥之函》），积极推动变法。他在家乡提倡新学，启发民智，因之与江西巡抚起了争执。虽然受到时代、环境的种种束缚，他所做有限，但无疑是探索中国自强的先行者。沈曾植云：“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玄理、东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平,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阿,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谓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以“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来称道文廷式，是非常恰当的。小田切万寿之助曾认为文廷式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任巡抚陈宝箴并列的渐进派的领袖人物（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汇报机密第六十号》），亦洵非虚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