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庄子》未必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一种，但一定是被后世感觉最有趣的一种。而且就文学而言，它一定对后世的文学影响最深。《庄子》最有趣的地方，还不在于其中的奇人异事、诙谐的寓言以及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它出于那么古老的时代，却已揭示了人生意义的虚无本质，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观念相通；它标举的“无待”境界，象征着人类对自由的永恒追求。这种洞达人类生存底蕴的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思想史上都是空前深刻的，启迪和塑造了一代一代文人的世界观，拯救了无数不屈的灵魂渡过苦难的深渊。我不止一次听到前辈师长说，在那至暗的年代，精神的恐惧和苦闷到了极点，只能靠读《庄子》来舒解，以至于《庄子》成了他们心灵的导师和挚友。《庄子》的精神，对于他们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甚至不用研究也不用写论文，《庄子》就已融化在他们的精神中。先师程千帆先生曾说，他最尊敬的前辈刘弘度（永济）先生，对《庄子》下过很深的功夫，但平时从来不讲论，只是诗词中时时流露出《庄》意。即使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庄子》在哲学和美学上对中国文人的影响也一定是超过儒家经典的，这一点早已为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方勇《庄子学史》等著作所揭示和肯定。但具体到各个历史阶段，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发掘。
2017年5月，我受邀评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并主持答辩。张记忠的学位论文《北宋老庄之学与诗文研究》，一看题目就让我眼睛一亮。北宋的庄子学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以我的浅见，尽管唐代奉老庄道教为国教，朝廷还设有“洞晓玄经”及“道举”等以《老》《庄》道家典籍应举的科目，但社会上通常将道家之学视为方外修炼之术，而道教是否能与儒学并尊也需要通过“三教论衡”来辩论。一般文士对老庄道家的态度一如对佛教，无非取其出世趣味，在诗文中掉弄一些方外烟霞、出世轻举的超越性话语而已，并没有多少义理的皈依。宋代则不同，士大夫之沉浸于老庄道学一如其醉心于佛学禅理，并借助于《易》理将两者加以沟通，最终形成以儒家经典为本而融释道义理于一体的新儒学——理学。而老庄道家的思想方法和美学趣味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完全突显出来，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美学的鲜明的底色。
记忠这部专著首先将老庄之学放到北宋文化语境转换的视阈下加以考察，研究主体由唐代的道教徒变成了士大夫，这一群体更重视老庄之学与现实的关系，将老庄之学政治化、功利化，并较唐代的三教并行更注重三教之会通，不仅以儒解庄（老）或援庄（老）入儒，同时也以释（禅）来解庄（老），形成北宋思想中三教合流的思潮。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北宋作家的老庄解悟、隐逸心态、诗文理念、创作特色等与老庄道学的复杂关系。绪论之外，用四章的综合研究、三章的个案研究，讨论了北宋亭台楼宇、游览、咏物诗文和苏氏、王氏父子及理学家、道教徒的相关创作，就文学与老庄道学的关联论述了北宋文学所表现的平淡中有雄奇、淡泊中有豪情的异于前代的渊放风格。这一认识出自细致的考察、分析，明显较学界的一般看法更为清晰、更为深刻。在受老庄道学影响的生活观念方面，记忠重点分析了“吏隐”观念与文人生活、诗文创作的关系。文学中的“吏隐”主题及其艺术表现问题，最早是我在《吏隐：谢朓与大历诗人》（1992）、《“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2000）及《古典诗歌中的“吏隐”》（2004）诸文中加以讨论的，本书又对北宋诗文中“吏隐”观念的日常化及艺术表现的发展做了更为细致的阐述，指出北宋士大夫在生活中随时感悟，在心理上愈益接近和认同老庄，逐渐使吏与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相互融合的思想基础。书中将士人的吏、隐概括为居地方治民清净者、身在朝堂心在山林者及居地方有所为者三类，认为经过苏轼等人的努力，吏和隐终于相融为一，形成了一种更适性的生活方式——吏隐。这一分析和论述是很有意义的，较大程度地深化了吏隐问题的研究。
记忠师从于李生龙教授，算是马积高先生的再传弟子。李生龙教授著有《无为论》《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墨子译注》《传习录译注》《占星术》《道家演义》等著作，是国内有数的道教文学研究专家。我心仪已久而无缘识荆，出席记忠博士论文答辩时得以一晤，欢若平生。可没想到仅过半年，李先生便因病故去，闻讣我感伤不已。今年四月，记忠来信说博士论文即将版行，并以序相属。不禁让我想起与李生龙教授晤见的情景，他恂恂淡泊的仪形犹然在目。我想记忠博士论文的出版，已足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只希望记忠能以此为学术前程的发轫，再接再历，努力在道教文学研究领域有所开拓，以传承并光大马积高、李生龙两位老师未竟之学。喜记忠大著授梓，聊书数语致贺，并及其师门之学谊而勗之。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