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微观史、新文化史和医疗史等研究异曲同工，不仅是对此前大而化之、见物不见人的历史研究的调整，也是从史学维度对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回应：一方面让历史学回到日常生活，消解以往在精心构建的“历史学大厦里竟无人（具象的人）居住”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也希望借用日常生活批评理论，对历史上的个体生命进行描摹和剖析，展现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一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业已成为国内史学界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但整体而言，目前国内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日常生活史书写，特别是系统性的实证性研究还比较缺乏。作为当前国内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风土与时运：江南乡民的日常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简称《风土与时运》）在日常生活史的书写方式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未来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中进行“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日常生活史多涉及民众、地方、琐事，如何整理琐碎的历史细节？作者试图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史梳理中发现可资参考的现成蓝本。例如，清人陈季同的《中国的自画像》呈现了中国的风俗文化，但内容较为庞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聚焦于江南农民生活，但正如他所自陈的：“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经过对学术史的反思，作者发现，体现该书“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的其实包括“两个世界”。具体地说，即乡民生活小世界与外部文明大世界。前者体现为实际的生活共同体，后者体现为抽象的观念共同体。前者主要由底层民众主导，后者主要由权力—知识阶层主宰。文明大世界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近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它必然作用于乡民的生活小世界。当两个世界相遇时，彼此的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当然沟通也在某种范围内存在。关键的问题是，日常逻辑自然应该放到日常世界里理解，而这正是该书最重要的理论价值：立足于乡民生活小世界，理解两个世界的存在，认识两个世界的关联方式，揭示两个世界连接的意义。当然，历史著作的理论关怀应当融汇到对史料的解读和叙事之中，让读者感受到由此而展现的不一样的历史图景，以及从不一样的历史图景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问题导向下的日常生活史书写。在作者看来，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并非“天生”的，因此专辟一节，讨论问题意识及其生成。正是在对问题意识的创新心理及其生成路径的讨论中，《风土与时运》才将目光投到江南，进入乡民日常生活世界。而具体的书写方式其实也跟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以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是就生活的林林总总进行编撰式问答，还是以问题为中心聚焦生活要素？答案当然是后者。因为如果采取前者，涉及的生活要素显得非常齐全，颇似通论，讨论却难以深入；但如果完全采取后者，对某一要素的讨论可能非常深入，却会由于若干要素的缺失，难见日常生活全貌。鉴于此，书中进行了精心设计。在尽可能顾及乡民生活的多重要素及其递嬗的同时，将这些要素与某些中心问题的深度讨论勾连起来。这就是问题导向下的乡民生活史书写。因为笔者长期关注生命史研究，因此在肯定该书研究成果的同时，认为书中论述虽然比较系统全面，但对个体生命等内容的关注似乎可以有所加强，而这种加强可以更进一步改变以往社会生活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不足。
基于大量“另类”史料的实证性研究。《风土与时运》中问题意识虽然强烈，但并没有简单从理论出发来剪辑资料，而是从史料出发以构筑和呈现江南乡民的日常世界，从而补正了以往诸多泛泛之论或似是而非的论述。缘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史书写常常面临着缺乏文献的困难。《风土与时运》颇具慧眼地从众多文献中，发现了那些细腻生动且可以充分展示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容。除了习见的地方志、档案、报刊、文史资料和乡贤文集等资料外，该书将传统史学所忽略的一些史料纳入视线，比如歌谣、竹枝词、图像、物质文化资料、传说和仪式等。特别是通过对“另类”史料正当性的讨论，本书期望对社会史的素材搜集以及史实、史料与史家关系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当然，在笔者看来，该书仍有可以斟酌之处，例如“乡民史的依凭”一章，是否放在第一章较为合适？但总体来说，《风土与时运》仍不愧为近年来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难得的佳作。
（作者：余新忠，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