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先生在南开是有着传奇色彩的标志性人物，他九十多岁高龄，虽然满头白发但是梳理整齐，别有一番风采；身板笔直，走起路来步履矫健，说起话来侃侃而谈，其他人插嘴进来也难；谈起他的人生经历，更是一部人生的大书。最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一经发行便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好评如潮。读这本书，能够使我们认识中国大学教育的过去；研究这部口述史，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
南开校史、系史中的民间视域
初读这部口述史，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南开大学史和中文系的历史。宁先生是老南开，1950年入学，1954年毕业，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大学毕业生。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三至八章）都是记录在南开大学和中文系的往事，对于“余生也晚”的我来说，这部分自然就看得津津有味。
比如他对杨石先老校长有亲切的记忆：“杨石先校长人非常好。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一到期末考试，杨校长就自己掏腰包，为学生们加餐，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为我们加凉拌西红柿，拌藕片这些凉菜，从中能看出师生那种亲情。”
书中记录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学和老师，其中老师有李何林、华粹深、孟志孙、朱一玄、张清常、邢公畹、许政扬、陈介白、王玉章、朱维之、马汉麟、王达津、张怀瑾等等。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李何林的一些细微记录，在宁先生笔下李何林的个性语言栩栩如生。比如院系调整前李何林来南开讲课时，宁先生说：“李何林先生讲《中国新文学史》，他那时，两个礼拜来一次，每次讲一个上午，一二年级的学生同时听。他当时教导我们，说做事要‘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我觉得我这大半生，就是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人的。”
后来院系调整开始，李何林奉调来南开做中文系主任。宁先生写道：“在开学典礼上，李何林先生说了这么几点，我永远不会忘。一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听到这话，我们都快晕倒了，原来上中文系都是奔着以后当作家来的。李何林先生说得很简单：‘你们以后届时从事教学，从事研究工作，还可以做别的社会工作，但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再有就是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时，宁先生等人在学校图书馆发言以后，又去参加天津市的会议，路上他和李何林、华粹深一行边走边聊。“华先生很紧张，说：‘到那儿我去说什么呀？’我印象很深，我给出主意，说：‘这是让您跟俞先生划清界限。’结果李何林先生说：‘划清什么界限？就是让你提提意见！’李先生纠正我，那意思是师生划清什么界限？就是对于俞平伯的研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什么意见，就完了。一下子给我顶回来。”
在碎片式的记忆中，宁先生说在每次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会后，都是由他送李何林、华粹深、许政扬等老师回家。“有一次也是我们一块儿走，李先生坚定不移地说，胡风被整是因为有‘前因’。”起因于有的人“有宗派主义思想”。李先生认为“在批判胡风问题的时候，李先生是坚持一种学术立场”。
在所谓的“拔白旗”运动中，李何林先生曾经气愤地说：“谁教书好谁就挨批。”从中我们更能看出一个真实的李何林。
他还说：“中文系又单独开了批判胡适的会，我跟李何林先生又有一次争论，而且后来有余波。所以我说有点触及灵魂的东西在里面。……系里头批判胡适，李先生在谈的过程中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说胡适谈‘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这没有错。这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是研究五四时代的权威。我立刻接过来就怼李先生。我说，胡适这个提法根本就是错的，我们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我竟然脸红脖子粗地跟李先生辩论起来了……我没大没小，不知天高地厚。这一幕我至今作为一次大大的教训。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也很巧，很快我就感冒了，扁桃体发炎，恰好这时要开一个会我没去。令我感动的是，李先生到宿舍看我来了，给我拿体温表，还让他弟弟给我送粥来。”可见李何林也并没有把学生的批评当回事。在批判李何林“一个小问题”的大辩论中，宁先生说：“李先生不接受这样的批判，曾经自己提拉了一个竹筚暖瓶，到学校大礼堂举行答辩。李先生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上台讲你们批判的哪点对，哪点不对。他看我写的批评他的稿子，说我批判的不是他的观点。他跟别的人不一样，是他的观点他承认，不是他的，绝对不承认，一定要辩论到底。这种气魄在知识分子中，我只见过他有。”
除了李何林先生以外，在宁宗一先生论及的这些先生当中，最使他难忘和用字用情颇多的就是许政扬和华粹深两位先生，他除了有专门的纪念文章以外，还专门为他们开过追思会，仅华粹深先生的追思会开过两三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爱南开，格外尊崇南开先贤。在与宁宗一先生接触过或者教过他的老先生之中，所有人不一定都对他好，但是他每当提起这些先生总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恩，仅此一点就令读者的我们格外地感动。
院系调整前南开中文系只有八位先生，他们是：彭仲铎、邢公畹、杨佩铭、孟志荪、华粹深、朱一玄、张清常、张怀瑾。其中西南联大来的老师有四位，那个时候的中文系还是靠外援，曾经请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方纪讲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史前半部分请李何林讲，后半部分请北大的王瑶讲；李何林是院系调整到南开出任中文系主任的，他带来了陈安湖、许政扬；后来又调来了陈介白、马汉麟、朱维之等人。从此“让中文系整个教师队伍配备齐全了”，此外还借助天津市的文学艺术力量，请了不少作家来南开讲课。宁先生说：“当时的中文系把文学史看得很重”，以史带动作品分析还开了不少“专门化课”。使得南开的教学比较全面，学生基础非常扎实。
谈起南开中文系的传统，他总结个人的感受是这样两条：
首先是严格治系，培养教师。从50年代开始李何林就给南开中文系定了一个规矩：“严格规定助教进修三年，或在外面或在本校进修，之后才能够上课。”青年助教上课前必须写讲稿接受检查，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此外还要正式听课，课后提意见：在诸如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的科学性，读音纠错、基本技术、风貌仪表、板书，站姿、声音，从中山装的风纪扣到皮鞋的擦拭等等，事无巨细。宁宗一先生说：“那时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听了三节课，许先生听了六节课。”“这种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就奠定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这一点应该说是和李何林先生的严格治系分不开的，也是和系中像许师这样认真负责的谋徒态度分不开的。”
其次是爱护学生，从善如流。面对批判自己的学生，李何林关心他的身体并派人给他送饭，还说宁宗一“像是年轻时的自己”；华粹深教授经常带学生看戏，慷慨至极；许政扬先生更是言传身教，尽职尽责。宁先生说：“有些细节我真的是刻骨铭心，我那时候对尊师重道还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只是享受到了老师对我的关怀，实际上老师也借此机会给了我一些教育。”“我自己当了老师以后体会更深，我也像自己的老师一样，爱学生、保护学生，自己受的委屈都忍了。那实际上就是学习我的老师给做出的范本。”他还说：“当时南开的老师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似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也是亦师亦友。”
谈到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时候，宁先生说：“实际上也是要我们的师生扎扎实实地去做你应该做的，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培养人才的事。我觉得南开有这个特点，跟北大确实有不一样的风气。”这是一个老教授的肺腑之言。
一个“教书人”的风雨心灵史
宁宗一先生在南开，课讲得好，文章来得快，而且洋洋洒洒，是公认的才子型教授。他为人率真，性格外向，快人快语，积极活跃，颇有年轻人的行事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存童心，做真人”，所以数十年来几代的南开人都戏称他为“小宁”。这听起来颇有些不敬，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则反映出他的青春朝气，以及人格的感染力。
宁先生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生机的大学老师，他说自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文系留下来的第二个助教”。他是按照一个教书人的习惯，看书、买书、教书、写书。“成为循环，有钱就买书。真的，一看见书就动心。”
除此之外，他还是主动融入体制内的青年教师。他担任过教研室秘书、中文系教师团支部书记，受到过组织和领导的信任。他自己曾经说：“当时我刚刚毕业，又担任青年教师团支部的工作和教研室秘书，什么都走在前头，很‘左’的。”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拔白旗”、向科学进军、大破大立、暴露思想、斗批改等等的政治运动中，宁先生开始都是主动自觉走在前头，后来反被其单纯所累。我们在读他的自述时，深切感到他的真实透明，体会出他的忏悔精神，以及个人在那个大时代的悲凉与无奈。
那个时候除了教书就是读书、搞科研，他写的《关于戏曲表演艺术特点的几点理解》和《戏曲艺术发展规律浅探》，在60年代初期发表确实不简单；后来的政治形势发展不论是批判什么思潮，组织上都找他写文章；一则是他有才文章来得快，二则他性格单纯非常听话。他写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关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以及《批判李何林同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等大块文章，正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许政扬先生的批评，他以许先生带出来的助教身份奉命发言，表现积极甚至以为这是“帮助他‘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宁先生的叙述中，很少有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地反思自己，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他的那颗永远年轻的心。
后来宁宗一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曾经引用一位领导干部的话说自己是“两用人才”。即：能教书写文章，运动来了也需要他。他反思再三得出的结论是：“在那时确实扮演了这样的双重角色。”但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有良心的教书人，还是给那个时代留下了许多机警与温暖的回忆。
比如他写了批评李何林先生的文章以后，“我却有点良心发现，我自问：我是在干什么啊！我现在要点名批自己的老师？一点点可怜的良知驱使我在晚上带着文稿悄悄地到李师家，我请他过目这篇奇文。有趣的是，先生仍像修改自己学生的作业那样严肃认真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沉思半晌才对我说：‘文章写得太长，句子仍然是那么欧化，有的地方批我批的不是地方，有些地方你根本没理解我的意思。’这真是一出含泪的闹剧。”
他在南开的教书生活中，许先生经常带他到天祥商场买书。他说许先生对自己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拔白旗”运动来了，宁先生是许政扬的助教，“是必须站出来批判他的一个人，党总支要求我和许先生划清界限。当时我还是积极的，也是必然要走在第一线的”，他认为这是在帮助许先生“进步”。可是由于听命于组织批判了许政扬先生以后，产生了很大的误会，也有难言之隐。事后他还是到许先生家里看望，还帮助搞卫生，而许师母“不怎么跟我们说话”；后来在一起受批判被强迫劳动中，他还帮助许先生拔草，许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草，拔一根就会少一根。”二十多岁的宁先生是以一颗单纯的心，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一种忏悔意识；九十多岁的他今天是以沧桑的人生历练，回忆这些往事，深究自身人性中的弱点。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当他自己被批判的时候，也得到过其他人送来的理解与无奈。他记录说：“我的师弟刘叔新……他当时也是一个青年助教，就在有一次开完会以后，他拍了我一下，递给我一个小条。这个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的发言你别在意，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不得不发言，必须得批判。从他的字条，我感觉到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当时的发言都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这张纸条使宁先生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感动。
从中可以看出就是在那个疯狂的大批判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总结说：“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就觉得我暴露思想了，肯定是要批判我，但是组织上让我写文章，毕竟是信任我，所以我就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基础上，扮演着双重角色，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传送的一句话‘小修批大修’。”现在这些留在宁宗一先生的鲜活的回忆里，让我们看到了他做人的底线。他不间断地进行反思和自我忏悔，宁先生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如果仔细地剖析，不知是没心没肺呢，还是麻木？我现在自己也很难有定性的看法。批判我的时候，我在顶撞，不接受，认为我暴露自己的思想，是一种相信组织的态度”；“我那时候又没有应该有的风骨，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又正在上升期，错误多多，所以伤了老师的心！终生悔恨！我们可以说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推给政治运动，我们自身有人性中或者其他一些弱点，也在那个时候暴露出来了。”这就是把自己也融入到时代中去的一种反思，字里行间带有很强烈的忏悔意识，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
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痕迹
宁宗一先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他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教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七十年来的种种变化。而这种个人书写的细微自身历史，正是共和国宏大叙事中的涓涓细流，这应该是最真实最感人的鲜活人生影像。正是因为有了近似宁先生这样的个人经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史才富有了筋骨和血肉。
在这本书里，记录了新中国高教领域自建国以来经历的：院系调整、苏联模式、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肃反、向科学进军、“反右”运动、大破大立、“四清”运动、狂飙席卷、派性分立、“斗批改”与战备疏散、五七干校、复课闹革命、批《水浒》、粉碎“四人帮”、80年代、新世纪的转折等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和时代风云。伴随着宁宗一先生的人生经历，局部或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宁先生说，院系调整前南开有最重要的两个系，一个是化工系，另一个是机械系，都给了天津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南开大学变成了典型的文理学院。我觉得，院系调整以后南开的文史两家是大大地壮大起来了。”引进了苏联模式“希明纳尔”也就是课堂讨论，考试除了笔试以外，还增加了抽签的面答口试。
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除了在学校开会以外，南开教师还参加天津市的批俞平伯学术思想活动。
“四清”运动的时候，在农村深入到农民家庭，有的时候一住就是一两年。他们那个时候基本都是在运动间隙研究小说戏曲，所以说那一代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后来更大的运动来了，宁先生泰然处之，不温不火。打扫卫生、一些体力劳动他都可以做，但让他给朱维之先生剃阴阳头，他坚定地表示：“我拒绝，说不会。”
在大苏庄干校的时候，宁先生一边做饭一边读书，他是：“去干校时，我带了一些鲁迅的作品和马恩的作品，书也不能多带，但是还能够看点东西，也没人管了。”
再后来就是复课闹革命，评《水浒》。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人为出版四部古典小说各写一篇导读，分别放在书的前面。出版社认为这四篇文章好，还单独出版了一本《四部古典小说评论》，此书影响很大，发行了十万册。除了评《红楼梦》署名李希凡以外，其他的都不署个人的名字。比如评《三国演义》署名是何磊，其实是复旦大学的张培恒；论《西游记》署名是上海师范大学写作小组，其实是郭豫适；评《水浒传》，署名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实际上是宁宗一执笔。按当时的规矩是不能署个人的名字的，只有李希凡是个例外，只署真名，也不写单位。这些背后的故事，可惜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和南开大学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两本书，受到了全国一片好评，尤其是南开的书得到更多的正面评价。宁先生认为：80年代真的是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春天。
在他的个人书写和讲述中，我们知道了那些政治运动对于教学的影响；一时间根据政治运动在文科的反映，他们要紧跟形势，有些课程也不得不做出改变；特别是老教授为了跟上革命的新形势，在语言和方法论上进行艰难的探索；尤其是离开学校参加“四清”和社会活动，这些实践使他知道了中国农村“太穷了”，这对于文科师生来讲也未必都是损失。这些来自底层乡村和大学基层的记录，映衬着那个过去的时代。南开如此，北大、清华、复旦等等大学也未必不是这样。
宁先生的这部访谈录虽然说的是南开的办学历程，但是从一个角度也可以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内容里触碰的虽然是局部的这一个，但是我们得到的绝不是简单的具象。这是一代人的经历，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留痕，它的史学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的经历应该是个人的经历，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读了这本书我们还要感谢本书的合作者陈鑫先生，他的采访工作非常专业，通过他执着的努力，使得这部书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宁先生的性格特征；那种独有的快人快语、侠骨柔肠、记忆超凡等等，通过精彩的语言原生态地表达了出来。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如沐春风、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