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是中国名山大川的代表，五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五岳”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热点，但相关研究多局限于断代，故对五岳祭祀进行通代研究十分必要。牛敬飞的《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下文简称《考论》）主要从国家礼制角度对古代五岳祭祀做了通贯性研究。该书运用经史互证方法，结合历史地理与历朝政治文化揭示了秦汉以降五岳祭祀的各种新变化、新特点，其研究可以说填补了中国礼制史在山川祭祀方面的空白。
该书从第一章“绪论”到第七章“明清北岳移祀考论”都凸显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如在绪论部分，对于古代礼俗研究中常见的“中央—地方”这一对立逻辑，作者做了简明扼要的反思，他敏锐地指出：“就合法性而论，地方官身兼的合法性来自中央的皇帝，其所处地方再偏远也是‘官方’，即就合法性而论，传统时代的‘官方’是没有‘地方性’的。”或许受日本学者西嶋定生、金子修一等人的影响，有学者还区分出了“皇帝祭祀”与“国家祭祀”，该书则提示研究者，融周礼之“天子”于新式之“皇帝”才是秦汉帝制之精髓，不宜将后世礼制中“天子”“皇帝”并称这一外在现象视为朝廷制礼的内在理路。
提到汉代礼制，学界对西汉的关注远胜于东汉，五岳祭祀也不例外。《考论》则深入比较了两汉五岳祭祀制度的差异，特别指出了东汉五岳祭祀的新变化。如该书指出随着东汉岳渎祭祀的长吏负责制取代西汉的遣使致祭，杂巫之属逐渐淡出了岳渎祭祀。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系统论述了东汉时五岳元素是如何逐渐融入到了帝国的礼制体系中。如皇帝即位时会告祀五岳，朝廷日常求雨祈福也离不开五岳，在开展郊祀、明堂等大祭时五岳得“沾秩祠”。东汉荀悦《申鉴》有言：“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作者据此敏锐地提出：“此是汉人已把岳渎当作地方祠祀之首。”
从三国鼎立至隋代统一，期间古代中国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此时象征天下一统的岳渎山川祭祀将何去何从？ 诸分裂政权如何寻找象征一统的地理符号？ 异族政权如何对待华夏山川？ 该书第三章以个案方式对这些问题逐次做了解答。如他发现汉赵政权将领在围攻洛阳时擅离岗位祭祀嵩山，由此大胆判断匈奴部族可能早已有山岳崇拜情结，汉赵将领不过是将这一山岳情结转移到了华夏山川之上。更有意思的是，该书还较为详细地论证了石赵建国得益于黄河之地理，因此石虎“立二畤于灵昌津，祠天及五郊”，视灵昌津为圣地，作者指出“此举将黄河的实际政治作用与石赵的水德塑造合二为一。”此说可看作是对十六国北朝五德历运这一热门话题的回应与补充。当然，北魏的五岳祭祀才是该书第三章的重点。作者在严耕望、前田正名的研究基础上重新考证了恒山“直道”的地理位置，指出它是沿滱水河道开通的连接平城与定州的“定州大道”；直道的开通方便了北魏皇帝南巡以控制河北，北岳恒山也因此多享礼遇。此外，早在泰常八年北魏明元帝就曾遣使越境至关中祭祀华山，这凸显了拓跋氏对中原山川祭祀体系的重视。最后《考论》通过对比，指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南朝于五岳四渎仅占有南岳霍山及长江，北朝则享有更多的华夏山川承载的正统意义。
隋代国祚短促，其礼制建设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考论》则以专章的篇幅论述了隋代五岳祭祀制度的创新。其先介绍隋代二帝积极恢复失传已久的五岳巡狩礼，由此可见隋代礼制建设之气象与格局。其次讨论了隋代在五岳祭祀时间、南岳变动、设置镇山等方面的重大发展。该书指出，汉代以降五岳祭祀时间先由最初的一年一祷三祠变为春秋二祀，至隋代承北周五郊之祀，开始按五郊迎气日致祭五岳。同样是在隋代，南岳由汉武所立的安徽霍山变为江南衡山，这是隋代在五岳祭祀制度上的又一创新。此外，隋代还在前朝基础上确立了作为五岳之佐的五镇山制度，确立了以岳镇海渎名山大川为首的祈雨制度等等。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发现这些制度创新的经学动力基本来自郑注三礼。
加封五岳神祇为帝王、于五岳立道教真君祠，此乃唐宋在五岳祭祀上的创新之处，雷闻等研究者已有较多关注，《考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仍有重要推进。作者因发现五岳封爵之事关系到唐宋对地方祠庙的治理策略，故暂时“摆脱”了五岳话题，重点分析唐宋时期朝廷祀典下行及“祀典”意义之变化。《考论》指出，唐代在赋予地方祠祀合法性时，与北朝及隋代制礼类似，多是依据礼经，通过机械的列举来扩大祀典名目，其治理精神是封闭的、排他的，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而宋代则不囿于朝廷的正式礼典，通过普加额爵对各色地方祠祀加以承认，真正实现了“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其治理精神是灵活开放的，是实用主义的。正是在宋代，随着额爵制度的流行，“祀典”一词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宋人多称记录祠庙额爵的历朝会要为“祀典”。这些发现虽与五岳祭祀无直接关系，看似“旁逸斜出”，却对唐宋礼制下行及官方礼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关于唐宋道教与五岳之关系，《考论》除了补充唐代五岳真君祠相关史实之外，重点探讨了五岳真君祠在宋代的发展。该书指出以五岳真君祠为基础，宋代五岳的道场化更加深入，五岳正庙不惟与真君祠（观）并行致祭，其本身也成为内使与道士斋醮之处。《考论》指出，宋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高潮是开封五岳观（会灵观）的建立，在该观中正礼所祭五岳帝王完全被当作道教神祇，它甚至成为朝廷正礼祈谢岳渎之处。这些新见既彰显了宋代五岳祭祀的新变化，也丰富了我们对宋代官方道教的认识。
宋代以降五岳祭祀制度的最大变革当属北岳移祀一事。《考论》由郑玄所言“周都丰镐，故以吴岳为西岳”，归纳出汉代经学已有“岳随都定”的思想。安史之乱唐朝失掉关东后曾有人提出重定五岳的建议，后来金元定都北京，有人认为应改定北方岳渎，清初终于确定移祀北岳至山西浑源。《考论》详细梳理了明清北岳移祀历程，指出金元之际山西就已经出现了浑源北岳说，至明代无论是在经典注疏、舆图绘制还是在日常知识等领域，“浑源北岳说”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此外《考论》还挖掘了北岳移祀的区域史背景，明代九边重镇大同长期面临军事压力，于是原本流行在河北中西部的北岳信仰伴随着守边将士的精神需求逐渐转移到山西，大同附近出现了以浑源北岳为中心的诸多北岳行祠，这些行祠在山西北部边防线上构成一条横亘东西的行祠链。
总的来说，《考论》一书结合经学思想与历朝政治地理对古代五岳祭祀制度做了深刻解读，提出诸多新见。它不仅是一本关于五岳祭祀的礼制史著作，更是一部以“五岳”为中心的优秀的思想史著作。
（《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牛敬飞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第一版）
